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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7年4月6日《科学时报》


以法律的名义普及科学?
——对《科普法》的三点质疑

王淇(中国政法大学民事诉讼法学博士生)


  这些年来,在“依法治国”的方针下,大量的法律以惊人的速度被制定了出来,《科普法》也是其中一部。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呼应了社会对于法治的吁求,但同时,也带来了“泛法律主义”的问题。法律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独特的品性,也有其独特的形成方式和实施机制,它不可能解决社会的所有问题,而且,即便是在它可以调整的范围内,也不可能胜任法律职能之外的社会功能。
  时下,科学家们就“伪科学”争论不休,对《科普法》第8条,也针锋相对地摆出了各自的态度。而处于风头浪尖中的《科普法》,全文不长,共34条,笔者不揣冒昧,提出如下的质疑,求教于各界人士。
  首先,从立法目的上来讲,该法第1条规定: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提高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制定本法。这一条的规定,就是以“泛法律主义”为思想指导的产物。我们不禁要问:法律究竟是什么?我们为什么制定法律?科学技术的普及工作,需要法律来规范吗?
  和科学一样,法律的概念千百年来始终没有定论,但是,公正、可预测、具体明确,这些法律的特征是现代社会所公认的。而为什么需要创造这一套规则体系呢?原因也和科学探索类似,科学是对真理的不懈追求,而法律是对公正的永恒诉求;在赛先生的指引下,我们不仅认识我们自己,也努力认识全宇宙,而在正义女神剑和天平的治下,我们不仅尽力平衡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而且还尽量保证人本身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因此,法律的应世,既有功利的考量,也有信仰的积淀。功利自不待言,信仰则正如《独立宣言》宣称的那样:“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同样,人们把保障权利的重任交到了法律手里,以保证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充分实现。
  可以认为,在涉及权利保障的情形下,法律的存在才既有必要性,又有正当性。回到我们的问题,科技的普及,到底需不需要制定法律?不错,正如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普及部崔建平副部长所言:“为什么要制定这部法律呢?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国民科学素质还不是很高。”同时,“最近这几年,特别是在"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纷纷呼吁科技立法。”另外,“最近几年愚昧、迷信、伪科学、反科学在我国有所抬头,特别是法轮功组织活动非常猖獗,对国家造成的危害,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危害是相当大的。”可以看出,这部法律得以出台,功利的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无可指摘,毕竟,法律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使,而是尘世中利益的平衡器,权利的守夜人。关键在于,这部法律需要保护的权利何在?
  翻遍全文,我找到了的是“公民有参与科普活动的权利”。公民作为权利主体,根据《宪法》第37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当然可以参加科普活动,也可以不参加科普活动,从权利的本质来讲,的确具备了权利行使的自主性,但是,权利本身所要求指向的利益何在?获得财产奖励?获得人身荣誉?都不是这一所谓权利的题中之义。显然,它不过只是公民的自由,而无法上升到权利的层面。
  相反,充斥《科普法》的,是国家积极能动的身影,无论是第二章“组织管理”、第三章“社会责任”、第四章 “保障措施”还是第五章“法律责任”,都揭示了这一立法理念:科普不仅是一种公益事业,接受科普也是公民的义不容辞的义务,大家都要积极配合国家和社会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宏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的工作。如此一来,一方面,纸面上的权利主体直接面临着客体化的危险,另一方面,科普这项事业的各级推动人,因为法律的授权取得了管理的权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利益。毫不夸张地说,权利一旦萎缩,或者,权力一旦异化,都将与《科普法》立法的初衷背道而驰。
  其次,作为争论焦点的该法第8条规定:科普工作应当坚持科学精神,反对和抵制伪科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科普为名从事有损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这一被科学家的不同阵营用来互相攻击的法条,不论对科学发展是福音抑或是灾星,从立法技术上来看,倒是不折不扣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条文。所谓合“法”,是指它从形式上看,勉强能算符合法律的“行为模式-法律后果”的规范要求,而所谓非“法”,是说它从实质上,违反了法律规范的精神。
  一方面,对这一条文的含义,大家都心领神会。自从德先生和赛先生被请到中国之后,赛先生的地位明显高于德先生,我们自幼便在崇尚科学的氛围中成长,伪科学就是那过街的老鼠,人人都必须喊打。但是,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科学发展的规律,都告诉我们科学的认定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人不是全知全能的,因此,极有可能在科学和伪科学的角力中,错失了科学,拥戴了伪科学;同时,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多数人以“伪科学”的大棒,对少数派实行科学政策上的压制,也是无法避免的。那么,法律在权衡科学的进步和科学话语权的归属时,基于利益衡量的思路,应当竭尽全力优先考虑前者,而不是以法律的形式,将潜在的压制合法化。
  另一方面,正如拉丁法谚所说:Facile est ferre leges,tueri difficile(造法易,执法难)。即便真有“伪”,也必须通过一系列正当程序,来认定所谓的“伪科学”罪名成立。如果程序缺失,无法执行,那么,这一法律条文就形同具文,在实践中就容易走极端,要么,被无限地上纲上线,用于打击各种“伪科学”;要么,被束之高阁,无法用于促进科学的进步和提高民众的科学普及程度。
  这些潜在危险的存在,根源就在于这一条文本不该出现在一部法律当中,科学还是伪科学,科学家尚无定论,法律又如何做出裁断?况且,真正的法官,是时间的检验,最终,由历史事实来说话,确认所谓的科学是真还是伪。法律是用来确定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一旦超越这个界限,法将不法。这种不伦不类的条文,就会使法律贻笑大方。
  另外,该法第30条这样规定:以科普为名进行有损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或者骗取财物,由有关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并予以制止;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以看出,“伪科学”在第8条出现之后,就再没有下文,万一有人从事 “伪科学”的活动,能否按照第30条处罚?也就是说,可否将以科普为名进行有损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等同于“伪科学”?恐怕也不能这么简单处理,那么,身为身败名裂的“伪科学”而毫无惩罚之虞,法律本身的权威性又如何体现?
  最后,从该法的结构和行文来看,管理法的特色十分鲜明。我国《立法法》规定了法律的立法权限和立法程序,也规定了法律冲突情形下的适用规则,但是,法律从起草到修改到通过的整个过程当中,如何最大程度地反应民意,如何最大程度地保护相关群体的利益,如何最大程度地保障法律规定本身的科学和合理,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事项,无论从实体上还是程序上,都有着改进的巨大空间。具体到《科普法》,最重要的目的应当是无论国家和社会是否提供各种科普活动,民众都能随时随地地获得他们需要了解的科技知识,而该法最大的遗憾就在于,除了规定“公民有参与科普活动的权利”之外,再也没有公民可以主张的权利了,国家和社会的组织管理也好,社会责任也好,保障措施也好,都有一厢情愿之嫌,而公民究竟怎么看待科普,想以什么方式接近赛先生,国家反而在所不问了。
  以上提出的三点质疑,并不代表我不赞同国家鼓励和支持科普,也不说明我是科普法律虚无主义者,我想表达的意见其实很简单:不该法律规制的,坚决的剔除;需要法律规制的,遵守法律本身的要求。以法律之名普及科学,现行的《科普法》从理念到制度设计都值得商榷,但是,也不是不可行,只要还其权利法案的本来面目,尊重广大民众的选择,淡化国家管制的色彩,这部法律未尝不可跻身良法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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