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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7年4月3日《科学时报》


关于我国科普事业宏观战略问题的思考

吴国盛

 

编者按:对于中国的科普事业,在参与科技部组织的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专题——创新文化与科学普及研讨活动时,吴国盛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当前中国科普事业的着眼点应该是如何提高成效。他主张,目前,科学普及走向科学传播,不仅需要观念变革,还需要现实层面上科普机制的转变。


科普的重新界定
  什么是科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放在首位,因为关于中国科普事业宏观战略问题的种种考虑,都必须以对“科普”的内涵和外延的规定性作为前提,否则就会陷入混乱。我们提出如下的定义:科普(科学普及)是正规教育体制外的、以提高公众科学素质为目的的全民终身科学教育。
  在这个定义里,要强调的有三个要素。
  一是把科普的目标规定为提高公众科学素质,不只是为科学事业提供后备队伍,也不只是为农民脱贫、为企业解困等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具体行为。这个更广泛和深远的规定符合目前各方面的共识。政府、社会、学界目前均意识到,公众科学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增强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劳动生产力;有利于提升全民族的文明水平,从而最终提升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这是科普事业之所以重要而又迫切的一个根本原因。
  二是明确科普是正规教育体制外的科学教育。这是对科普之外延的一个限定。我们强调科普工作的重要,但不能无限夸大,也不能大包大揽。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提高公众科学素质的主力军是正规教育体制。《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显示,公众的文化程度与公众科学素质呈正相关。文化程度越高,科学素质越高,而未上过初中的人群科学素养为零,也就是说,科普工作对于提高这部分人群的科学素养根本不起作用。因此,正规教育即各式各样的学校教育,是提高公众科学素质的主力部队。在全国城乡的每一个角落不折不扣地全面推行9年制义务教育是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根本途径。
  三是明确科普是全民终身科学教育,这是对科普事业特殊性的规定。尽管正规教育在提高公众科学素质方面发挥主要的作用,科普工作依然是必不可少的。理由有二。
  第一,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的正规科学教育起步晚,地区发展极度不平衡。中国许多地区的正规教育体制不健全、不发达。从整体上看,中国青年人有机会上大学的比例很低,就是九年义制务教育在许多地区也没有真正实现,因此相当比例的国民并没有接受完整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这种特殊的国情造成了学校教育的许多真空地带,在这些学校未能覆盖的地方,学校外的科学教育即科普工作就成为十分必要的补充手段。
  第二,学校教育从时间和空间上讲是有限教育。即使一个人有幸从上小学一直上到博士毕业,这样的人占中国公民的比例是很低的,但博士读完了,他也就结束了他的正规学校教育,走向社会。然而,科技的发展一日千里,新的知识信息层出不穷,为了跟上科技发展的形势,就要求作为终身科学教育的科普工作来补充。学校教育从空间上讲也是有限教育,只面对自己的在校学生,而对离开学校的学生以及告别了学生生活的人——这些人占公民中绝大多数——学校教育未能覆盖,需要作为全民教育的科普工作来补充。
  中国现阶段科普工作实际上存在着两大主要阵地,各自涵盖不尽相同的内容。一是实用技能科普,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日常生活中的实用科技知识普及,如家电使用、栽花种草、卫生宣传、健康教育等;第二部分是职业技能培训,如工厂技工培训、农村适用技术推广与农业技术人员培训。二是科学素质科普,主要内容是提高全体公民的现代科学素质,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以及提高公民参与科学决策的意识和能力。
  科普工作的这两大阵地的形成,与中国特殊的国情有关,与传统的科普运行机制有关。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全面转型和飞速发展的时期,这种转型和发展必将对传统的科普的运行机制、科普阵地、科普主力队伍以及政府在科普工作中的角色,带来根本性的影响。
  计划体制时代,工作讲“产出”,不讲“市场”、不计“投入”。

机制之变:计划到市场

  过去计划经济的时代,政府把科普工作划归科协系统,科协系统是科普工作的正规军。在基层组织,科协利用自己的准政府职能主要从事实用技能科普。在科学界,科协利用自己作为全国学会组织之总揽的优势,鼓励科学家从事科普创作,以提高公众的现代科学素质。这正是当前中国科普工作两大阵地的体制根源。
  计划体制时代,工作讲“产出”,不讲“市场”、不计“投入”。依靠政府拨款,完成政府指令完成的工作。工作成效如何?“投入”与“成效”是否成比例?不大考虑。随着政府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中国社会的各项事业均将经历一个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过程。传统科普运行机制中不计投入、不管成效的做法,必将被“成本效益核算”的市场运行机制所替代。
  计划体制时代,政府包办一切社会工作,并且将某项事业以指令方式分配给特定的部门,这造成了各项事业社会运行的条块分割局面。对于科普这样一些影响面广、需要社会各界力量参与的活动,这种条块分割的社会运行有很大的局限性。市场体制在放开了民间力量的同时,也削弱了条块分割的传统局面。
  在科普工作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有两个新兴的力量已经或正在浮现,它们的出现将极大地改变传统的科普运行机制:第一是大众传媒;第二是产业化科普。
  大众传媒过去被定位成“宣传工具”,归属于宣传口管理,与科协系统不发生关系。科协系统能够提供的只是“宣传品”的制作,也就是科普作品的创作,至于是否宣传、如何宣传、宣传给谁,很大程度上是管不着的。也就是说,科普作品是否能够有效地传播到受众中,不在传统的科普工作的考虑范围之内。
  过去20年来的改革已经重新确立了大众传媒作为大众传媒的位置,它以市场化运作的方式,迅速传播和反馈社会各界的声音,已经成为起主导作用的信息传播渠道。如果考虑到科普工作的成效方面,那我们就不能不说,大众传媒已经成为科技信息传播的主渠道。《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质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公众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渠道(可重叠)93.1%来自电视,69.5%来自报纸,31.9%来自广播,27.1%来自杂志,16.2%来自图书,5.9%来自因特网,2.6%来自音像制品。应该看到,大众传媒中,电视在科普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主导作用,已经远远超过图书、报刊、杂志对公众的影响,而且该调查还显示,越是在落后地区,尤其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观众对科学知识的获取越依赖电视。也就是说,电视对最广大的公众的科学素质的提高起主要作用。与之相反,传统科普运行机制中的主要科普工具即科普场馆却没能发挥较大的作用,调查显示,92.3%的公众在过去一年内没有参观过任何科技场馆。
  科普过去被确定为政府包办的一项社会公共事业,没有产业化的空间。尽管在将来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科普仍将是一项必须由政府支持的社会公益事业,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科普事业中存在着企业化运作的巨大空间。
  从科普成效的角度看,政府若能通过颁布政策激发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化科普活动,所收得的成效将远远大于政府直接着手此项工作。科普企业化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是企业直接生产科普产品如出版发行科普图书、杂志、音像,制售科普教具、学具,开设科普场馆等;第二,是工业企业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通过多种方式向公众普及与产品相关的科技知识。DVD《发现》和电影《宇宙与人》走向市场的巨大成功,充分显示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在推进科普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2003年6月,依据《科普法》第25条关于“国家支持科普工作,依法对科普事业实行税收优惠”的规定,结合当前中国科普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科技部、新闻出版总署共同制定了《关于鼓励科普事业发展税收优惠政策》,这一政策将为科普的企业化运作创造一个优良的外部条件。
  必须看到,大众传媒和科普企业化两股新兴力量的崛起,已经在悄悄地取代传统的科普运行机制的“主导地位”(虽然传统科普机制本身并未也不能被取代),尽管它们常常没有意识到(也未宣称)自己正在从事的是科普工作。而计划体制下设立的各种各样的科普机构,随着计划体制本身的弱化普遍面临危机。实际上,如果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结果必定被市场所淘汰,光靠国家暂时的保护和扶持是难以起死回生的,必须有意识地面向市场,进行体制改革和创新。传统体制下的科普工作面临着“投入不足”、“成效不大”,而悄悄打开受众市场的产业化的大众传媒正发挥着科普主力的作用,也许可称做“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事实上,市场化将会使专门的“实用技能科普阵地”慢慢消失。

阵地之变:实用技能到素质

  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的这一大趋势,也反映在科普主阵地的转移方面。
  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在城市的全面普及,以及正规教育体制在农村以及老少边穷地区的逐步完善,以普及初等科学技术知识为目的的实用技能科普将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农业技术推广、农村适用技术开发、化肥种子农机站等原本属于实用技能科普的工作,慢慢由专门的企业以市场化、社会化方式运作,基层科协系统逐步融入各级政府的经济建设主战场中,扮演各级政府脱贫致富工程的科技顾问的角色。“科普”的色彩越来越淡,脱贫致富的现实功利目的越来越强。与之相应的是,企业为了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率,也介入了对职工的技术培训。事实上,市场化将会使专门的“实用技能科普阵地”慢慢消失。
  另一方面,提高全体公民的现代科学素质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如果说以帮助农民脱贫致富为目的的“实用技能科普”只是解决当下的、暂时的问题的话,那么,公众科学素质的提高则有着更广泛和更深远的意义。它首先也关系到农民改变自己的命运的问题。十多年来,农民进城打工已渐成潮流,在本乡本地脱贫致富甚至不再是青年农民中的主体,相反,大多数青年农民背井离乡,来到他们完全陌生的城市打工。但由于缺乏现代科学文化素养,这些农民工的命运并没有很大的改变。他们找不到除出卖劳力之外的工作,他们的行为举止得不到城里人的尊重,他们的个人权利经常得不到维护。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养,是改变他们不幸命运的重要途径。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加速,无论是农民还是工人,是农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都需要考虑如何适应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生活的节奏和规范,而在这些节奏和规范之中高度渗透着现代科学技术。一个人的现代科学素质既决定了他是否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劳动者,从而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也决定了他是否能够适应现代生活的范式,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积极建设者而非消极毁灭者。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科普的主阵地正在从传统的实用技能科普向科学素质科普转变。
  近些年来,对科学素质的理解已经由过去单纯的科学知识素养,过渡到包括掌握科学知识、懂得并能熟练运用科学方法、理解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从而具有参与国家科技决策的意识和能力在内的综合的科学素质。对于以提高综合的科学素质为目的的科普工作来说,必须更新和扩展科普观念,把科学和民主两大启蒙要素同时贯穿在新时期的科普工作之中。新科普的目标是,不但要使人(因为有科学知识而)“聪明”起来,还要使人(因为有参与科学决策的意识而)变得“有尊严”起来。
  科普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不够,科普专业人才缺乏,是目前制约我们科普事业取得最大成效的直接原因。

主力之变:业余到职业
  在传统的科普看来,科普就是专业科学知识的通俗化,因此科学家常常被看成是科普的主力军。其直接的理由是科学家最懂得科学知识、最内行,对科学最有发言权。近几年又增添了新的理由,说科学家所从事的研究工作花的是纳税人的钱,科学家有义务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与这个理由相关的,出现了一些意见,比如,要求有关部门制定政策,强制性地要求科学家在做完学术研究之后同时要对自己的科研工作做一个科普版本;要求有关部门制定政策,强制性地规定做科普工作也算科研成果,也可以评职称等等。
  实际上,科学家的主业应该是科学研究,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推进科学前沿上,科普无论如何是他们的副业。科普是与科研完全不同性质的一类工作,科研搞得好的科学家不见得搞科普也在行。所以,他们虽然对科学最内行,最有发言权,但是搞科普不是他们的正业。至于说科学家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他们有义务搞科普,那是从科学共同体整体上说的,也就是说,整个科学共同体有必要支持科普事业,而不是要求每位科学家都直接从事科普工作。
  事实上,科学共同体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支持科普事业,让科学家直接从事科普工作只是其中的一种。实际情况也是,热情参与科普工作的通常只是一些“退伍”的科学家。
  应该肯定,科学家在传统科普事业中一直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几十年来,中国的科学家群体以科普讲座、科普报告和科普写作的方式,为中国的科普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很显然,一个没有职业化队伍的社会事业不可能取得广泛而深入的成效。当前科普工作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主要是过分把注意力放在动员科学家参与(虽然这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上,而忽视了真正的科普主力军即科普专业队伍的培养、引导和管理。
  由于大众传媒(包括新闻出版、电视、电台等)成了信息传递的主要渠道,它们面对最广泛的人群,今日科普的主力军应当是大众传媒中的科技传媒。前面提到的《2003年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已经显示,科技传媒在中国科普事业中发挥着最大的作用,全民科技素质的提高与科技传媒的工作直接相关。因此,所谓专业科普队伍主要指的是专业化的科技传媒队伍工作者,包括报社、杂志社、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的科技记者、科技编辑、科技编导,当然也包括科普场馆的科普辅导员、讲解员、教具设计和制作者以及职业科学作家。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科技传媒对于自身所肩负的科普工作的使命缺乏足够的自觉,政府用于支持科普事业的各种资源(财政支持和政策倾斜等)没有真正有效地用于科技传媒,科技传媒工作者的职业化专业化程度太低。
  在这些问题中,科普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不够,科普专业人才缺乏,是目前制约我们科普事业取得最大成效的直接原因。
  职业化不足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的传媒体制正处在转型时期,尚未成熟和稳定,传媒人员的职业流动性太大,许多科技传媒工作者本来并不是干这一行的,也没有打算一辈子干这一行。
  第二个就是缺乏职业化的科技传媒专业人才的培养机制,尽管近十几年开办了越来越多的新闻传播学院,但是科技传播专业十分缺乏,只有中国科技大学设有一个科技传播系,招收本科生。“由于缺乏科学传播的专业教学体系,成千上万从事科技影视、科技报道和科技出版的编导、编辑与记者,很少受过正规科学传播学的训练。缺乏一支专业化的训练有素的科学传播队伍,大众传媒就难以开展高水平的科学传播工作。”人才问题已成为中国科普传播的瓶颈,在高校建设科学传播专业是大势所趋。
  政府在科普事业中扮演的角色发生重大转变:政府要改变大包大揽、直接开展科普活动的传统做法,转而推进科普的社会化、产业化、民间化。

职能之变:直接管理到引导
  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相关联的最大的趋势是,政府在科普事业中扮演的角色发生重大转变:政府要改变大包大揽、直接开展科普活动的传统做法,转而推进科普的社会化、产业化、民间化;政府不再直接从事科普工作,而主要执行资源分配和管理监督的职能。
  受多年计划体制的影响,中国科普的民间化、市场化程度极低,这是制约中国科普工作可持续发展的一大瓶颈。应该放弃过去那种政府包办科普的思路,大力鼓励民间化、市场化。目前官方直接组织的科普工作较多形式化,以造声势见长,实效不大。按照市场核算的眼光看,投入与收效不成比例。
  因此,我们提出三点建议:第一,政府目前要在制定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科普政策上下功夫,改变目前以政府直接参与、计划味道很浓的科普政策体系。第二,政府要考虑多种方式的加大投入,而改变过去“直接拨款、拨到部门”的传统思路。要考虑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科普基金会,以基金会的管理方式统筹管理国家科普经费的发放和监督使用。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支持,也可以采用基金会的方式进行,改变计划体制下监督管理不力的问题。第三,要考虑通过税收优惠的方式,推进科普事业的产业化、市场化,引导民间资本向科普事业注入

 

 

 

20070427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