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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7年3月23日《第一财经日报》


嗜书瘾君子

本报记者 罗敏

“一旦染上书瘾,何其汹涌的欲望,如许无尽的折磨便仅仅攫住那悲惨的人儿!”

 

  “自识字后,我脑袋里的虚幻世界便增添了一堆字母。……看见的每个词汇……我都不假思索地阅读……从学校走回家,即使非常累,我的眼睛也会寻找文字……”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罕·帕慕克,在其自传《伊斯坦布尔》中如此描述自己初习字时的习惯。
  休道其怪胎,哪个嗜书人不曾在茫茫人海、滚滚车流、攘攘市集之中,只有寻找到只言片语,才肯短暂停歇?在《嗜书瘾君子》作者汤姆·拉伯看来,这等症状,在“瘾君子”中还不够段位。这本新近出版的图书极尽夸张与幽默之词,历数瘾君子“发病”不同阶段的种种迹象,其中诸种症状令人叹为观止、不寒而栗——譬如,将书本锁进铜墙铁壁甚至埋到地下的葬书狂,拆散书本切割书本手撕页面的书刽子手,以书为食的书饕等。
  “一旦染上书瘾,何其汹涌的欲望,如许无尽的折磨便仅仅攫住那悲惨的人儿!”18世纪英国医师约翰·费里尔撰写《书痴》一文,反复吟咏哀叹此中艰辛。瘾中高手如18世纪法国律师布拉尔,在自己的房子之外,另购六栋房子以储藏书本,在其颤巍巍的书堆间隙走动可谓险象环生。为书鞠躬尽瘁如本杰明·韦斯特太太,“由于长期置身屋内阅读,终致四肢功能丧失。”
  普通人望布拉尔或韦斯特太太莫及,但流连书架或踏进书店的那一刻,一个眼神、一个姿势,总要泄漏天机。“你和书店是否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紧张关系?你可曾不经意晃进书店,原本只打算打发几分钟,结果在里头随便一逛就是好几个钟头,出来的时候手上还拎着一堆书?光是置身汗牛充栋、精心布置、巧妙陈列的书海当中,是否令你感到莫名其妙的血脉贲张?而且觉得很爽?甚至爽到不行?”
  汤姆·拉伯提问道。你是置之一笑,还是诚惶诚恐?你,抑或你身边的某人,是否正是瘾君子同道中人?
  在累牍的书架前,他们总是难掩雀跃、流连忘返;站在书店的角落里,展读某本心仪的书便浑然忘我,忘记身边同伴。对于书店里书的摆放顺序,他们比营业员还了然于胸,双脚还未跨入店门,目光便已搜索新书书架。
  随着带回家的书越来越多,他们的问题是:究竟哪一本最该丢掉?眼看着书从地板蔓延到天花板,正逐步侵占睡眠、行走、洗漱、待客的地盘,手里却依然摩挲着一本十年未看的书难以割舍:瞧,那年在某书店与它相逢……在他们看来,丢弃一本书宛如丢弃一段曾经的光阴,一个情人,一段悱恻的往事。
  “书的膨胀速度比其他东西快,而且基本上是单向的。”3月19日,记者走访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目前藏书约3万册的江晓原,他已为安放书本动足脑筋,如今只能克制自己买书的欲望。
  进餐用膳、入厕出恭、行进移动、工作办公,书本不离他们的手。“一般离家时总抓本书放在身边,闲时看一行半行也好。读书的时间,多半是‘厕上、马上、床上’。”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副馆长赵松这样形容他的读书生活。《嗜书瘾君子》的译者陈建铭,会利用电脑处理文件的空当,看完几本闲书。
  他们中的很多人,似乎早有“慧根”。汤姆·拉伯讲到几位史上著名的嗜书瘾君子,乔纳森·斯威夫特三岁能诵读整部《圣经》,亨利·布拉德肖年仅三四岁便拥有五百本藏书,埃德蒙特·古斯嘴里冒出的第一个字是“书”。本文采访的几位读书人,他们亦对自己年少的读书时光记忆尤深。
  “我从小时候就开始倒腾书。文革时,小伙伴之间相互借阅,我成了借书的中心。我有一本账,记录每个人的借书情况。”到大学时,江晓原已经是班里买书最狠的人,念研究生时就已经开始撰写书评,卖文买书。
  他们都认为,自己是贪婪之人。“品相良好、稀奇古怪的书,我收集了很多,我喜欢让这些书经常陪伴身边。”江晓原表达得很直接。赵松则说,他的贪婪表现于挑剔,“越贪婪越挑剔”。对于书,他们都是有洁癖的人,基本抱持着不外借的心态。“老婆不借书不借”,近代版本目录学家叶德辉的话,字字落在他们的心坎里。
  几乎在地球的每个角落,都有在书中取乐之人。他们没有统一的标识,没有标准的名称,自然也不会有整齐划一的书房设置和灯泡瓦数,但在不同的墨香之中,他们相遇,常有戚戚之感。


未申请专利的藏书系统研发者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藏书3万册)

  在40余年的“倒腾”生涯后,江晓原对如何放书、如何放更多的书、如何更密集地放书以及如何到处放书已经颇有心得。
  “我没有申请专利,但用我的方法做出的书架既便宜又结实。”他指指记者身后两个高及天花板的木质书架:“很多书架都难以解决一个问题:放书时间长了中间会下垂。为了防止下垂,很多人用的方法,一种是缩短隔板的长度,一种是选用结实厚重昂贵的木板。我设计了一种制作方法,工艺极其简单:用木头做一个框架,两面贴上三夹板。因为是中空的,这样的隔板比同样厚度的实木更抗压。”
  8年前,江晓原搬到现在的住所,当时他已经有2万册书,搬家一次,干戈大动。“正式工作后,我搬过三次家,第一次尚可,第二次已经很困难,第三次则十分艰难,以后如要再搬,简直难以想象。”
  江晓原估计,藏书量与他相似或超过他的人,上海至少会有十来个。为摆放这些书,他真是动足了脑筋。目前的书房中,最惹人注目的是一排可推拉的密集式书架。“档案馆有这种架子,但我是第一个在家里做这种架子的。我改造了几个地方:把门去掉,取消作为传动装置的摇柄,制作可调节高度的隔板。” 
  为建造这个“规模可观”的书架,江晓原可谓煞费苦心,与装修工程队、楼房设计者反复沟通。不过,成果亦很可观,利用这种方式,江晓原安置了比传统书架多三到四倍的书。
  沿着地面和天花板的两条轨道,8个两面有隔板的书架依次排列,掐指一算,大约可放下1万多册书。“实际上可以放得更多,因为有些书是横着叠放的。”
  不过,即便如此,随着1万册书纷至沓来,装备完善的书架也逐渐接纳不了。图书向其他室内部分迅速蔓延。过道变拥挤了,因为墙面装上了隔板式书架;客人无处可坐,客厅的桌上、椅子上、茶几上,整整齐齐地堆着几排书。电视机边是书,卧室的柜子里是书,更勿论书房各个角落了——脚边、手边、花盆上……再后来,江晓原好说歹说,向女儿借用了她房间书架中的两格——小小的两格,江晓原很为此得意。“现在这两格,放的是我的书!”
  “我想了很多措施,以便容纳更多书。但现在又快放不下了。我想,能否把藏书稳定在某个数量上?但这恐怕很难,我没有信心。”天可怜见,当他的图书逐渐膨胀到书房以外,他只能向自己的“贪欲”开刀:“有些书很容易得到,但我压抑着欲望。”
  如何在3万册图书中迅速寻找到自己想要的那本,江晓原凭借的是自己的记忆。“照图书馆分类法放书?那也太可笑了!我按自己的方式排列图书。”刚谈到《查令十字街84号》,江晓原闪进书架之间,转眼捻出一本英文本:“一般总能一下子找到。如果不能,那就再找一下子。”偶尔,记性不错的他也会买重书,这时他就把重复的那本送给学生,“学生很开心,说:你怎么不多买重几次呢?”

中断、衔接、跳读、乱读、杂读
陈建铭(台湾书籍工作者,藏书8000册)

  陈建铭从一位诚品书店旧书区的员工、一个书装设计者转变为一个让读书人侧目的名字,仅仅因为薄薄的一本书,一本让全世界读书人向往的书:《查令十字街84号》。
那年,他还在诚品的旧书区任职,与另一位书痴钟芳玲聊起这本书真该有个中文版。苦等钟芳玲翻译不及,他便在未买下版权、未敲定出版方的情况下,开始翻译此书。在他翻译的几部关于图书的作品——《查令十字街84号》、《藏书之爱》、《嗜书瘾君子》中,“我最喜欢也受到感动的是《查》;严格来说,我并不认为这是一部关于书、书店、藏书的书,更多是关于友谊。”
  陈建铭执意认为,“一定是所有珍爱此书的人不忍丝毫更动书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所以钟芳玲宁可维护汉芙的原貌而迟迟不谋此图。”到《查令十字街84号》出版,著名出版人唐诺言语感激,说陈建铭“充分暴露了他的原形……安静有条理的陈建铭可以因为查令十字街忽然疯狂起来”。
  “迷上书本的确切历史难考;大抵从小就爱翻找父亲、兄姊们的书架。父亲差旅也会买书当礼物送孩子。”不好动的陈建铭自称“书本是最合适的伴侣”。小时候,家里的书读得差不多了,自然向书店报到,没钱买书,只能在书店白看书,屡屡遭到店家驱赶,小小年纪百折不挠辗转于各家书店,“如果能找到同一本书,便从被打断的地方接着读;倘第二家书店没有先前读到一半的那本书也没关系,另外挑一本就是了。”如此情境之下,他的阅读往往是在断断续续中进行的。“因为常常不能够顺顺利利从头到尾、一鼓作气读完一本书,往往得中断、衔接、跳读,造成我日后乱读、杂读……”
陈建铭的书房显得安谧、古雅,一如他的译风,荡漾着淡淡温情。“我的书房的大小是——不够大。至于里头胡乱塞进多少本书,我真想说:不够多……”在写来的E-mail中,陈建铭显得谦虚而幽默。“我摆放书籍的逻辑是:冥冥之中有个秩序,但大方向朝着Chaos(混乱)走。反正我不怎么在乎花时间找书(有本书已经找了两个多礼拜还没出土),至于摆放位置,只要别掉到窗外就行(我住大马路旁的12楼,随便哪本书掉下去准砸伤路人)。”他的书桌永远看不到桌面,那些最近要读、要用的书早已自行占满。
偶尔,他会感觉与那个夸张的汤姆·拉伯偷偷的心有戚戚。太太频频问他:这些书,死前都看得完吗?“我总不敢老实回答:其中一大半,连翻开都还轮不到哩。”
  吾生有涯,吾知无涯。读书紧迫,分秒必争。陈建铭在家中工作,随时准备捧书而读,“拜电脑老旧、速度不快,我甚至会在电脑边摊着一本书,跑档案的空当那几秒读几段,长久下来也读了好几本闲书。”
  他的生活被译书、编书、为书做装潢设计充满,“此生算是跟书本结了不解缘,我不敢想象没有书会是怎样景况。那么多书,总不会一夕之间都没了吧?”

梦入故宫,悔未偷书
赵松(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副馆长,藏书8000册)

  首先是一个神秘的“场”的存在。“我总觉得与书店之间有一种无法言明的效应。有时候,站在店门口,不用找,就已知道有没有想要的书。”在多伦现代美术馆旁边的咖啡厅里,赵松于轻柔的灯光下吸着烟,不时为自己与书的“关系”逗乐,爆发出阵阵笑声。“有点玄,可能对一样东西在意到一定程度,就会有一种感应。”
  赵松说,读书如抽烟,都是生活的必需品;但他又很不满这个比喻:“离了抽烟可以,离开书就不行。读书是种乐趣,抽烟则是消遣。读书可以让人忽略很多日常琐碎的事情,甚至可以忽略时间。”读书,很神秘。在书所形成的“场”中,“感觉会改变,让时间发生层次、分岔、意想不到的变化。”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卡夫卡作品的节选散见于一些杂志,赵松那时沉迷其中至做梦。“有一天,梦见卡夫卡的三本英文版选集,感觉怪怪的。隔了两天,我路过一个书报亭就看到了他的作品,封面仿英文版,除颜色稍有差异外,其他基本一样。”
    又一次,读曾让孔子“韦编三绝”的《周易》,不求甚解,却见其中占卜有趣,学会后便如法炮制,如此心恋旁物,不知不觉已是东方既白、公鸡鸣晓。
  赵松每天最后一件、也是最为渴望的一件事情,便是埋进书堆,拿起一本,徐徐翻开。“家里的书都围着沙发和床摆放,桌子等都做了临时的书架,活像一个仓库,坐着躺着都可随时翻翻。”他的书主要放在卧室里,床,就在书边。或曰,书,就在床边。虽有客厅一间,“但觉得太远。当然,我想要一个温馨的书房,我会在书房里放张床。”
  当书越来越多、越杂乱,他反而感觉到一种心理安慰:“我总觉得如果把书摆放得很规矩,就可能束之高阁。”虽看似杂乱,他却能对每本书的位置记得清清楚楚。他清理图书的唯一方式,是将短期内不会看的书放到不占表面的地方。赵松的每一次沈阳老家之行,也多为搬书。数次后,六七百本书已顺利随主人乔迁,但尚有五六千本,还在等待漫漫征途。
  这个自认对书“贪婪”之人,甚至梦中偷入故宫藏书处,那里木制抽屉里有很多经史子集,“太兴奋、太美妙了”。“在故宫后面的拐角处,很寂静的一个地方。那时我特别喜欢傅山,书店里买不到他的书。梦中,所有他的诗文集子都在。我想,一定要记住书名、目录,想得太多就醒了。半梦半醒之间,我很后悔:装兜里不就完事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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