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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山记

吴 燕

 

  那天下午当我坐的车在盘山路上转了一圈又一圈而终于转到公路上之后,心里忽然就有了些空荡荡的感觉。那的确是一段难忘的经历,至少只为了这么一个理由:在上海海拔最高的图书馆读书而且一读就是十天。
  佘山之巅,海拔99米,是上海海拔最高的地方,而建在佘山上的那座图书馆就这样当之无愧地成了上海海拔最高的图书馆。

  “图书馆建于1900年,面积近200平方米,是近现代中外天文学图书资料的宝库。馆里收藏有2万多册、600余种、26个国家出版的天文期刊、科学专著和其他书籍,以及大量手稿、照片、原始记录、信件、绘画等文物。藏书中的一些欧洲18世纪出版的珍品,用带水印的优质纸张印刷,在经历了200多年沧桑岁月后,仍保持洁白如新。”

  写在说明牌上的这段文字已经基本上讲清了这座图书馆的身世。1900年,曾经创建了徐家汇观象台的耶稣会士在佘山上建了圆顶,佘山天文台的天文工作由此开始,而那座图书馆也正是在此时建立的。


(一)走进藏书室

  那天上午九、十点光景,我站在了那个现在叫作213的门前。打开门时,里面漆黑一片。合闸。灯光亮起。一直想要走进的三间藏书室就这样近在咫尺。台里的朱老师和周阿姨帮我找来了台灯和热水瓶。在后来的十天里,这三间藏书室就是属于我一个人的世界啦。——这个表述多少有点自恋,但是我相信,任何人只要在这里呆上一刻,就会生出与我一样的想法。
  台灯放在第一间藏书室,也就是说,在我上窜下跳翻找出各种书之后,我都会把它们拿到这一间来读,这一间的门号是“214”,真是巧:)就在这一间藏书室里有三个人像,一个站在书架前捧着一本书,眼神凝重;一个站在梯子上看着刚从书架上取出的一本书;还有一个则坐在壁炉前读书。三个人像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尤其逼真,因此当我最初走进藏书室的时候,着实吓了一跳,后来再进来时就习惯了,再后来愈加习惯了有人陪我读书——三位民国时期装束的人陪我读书,让我总以为自己也真的变成了那个时候的人。在读书的间隙,我偶尔会看着他们发呆,而昏黄的灯光则像一件能令人迅速入戏的道具,让我以为真的能够穿越时空,回到一百多年前的佘山。
  藏书室的百叶窗是封住的,再加上三间藏书室都是朝北的房间,所以温度不高。特别是离开佘山前的两天,上海大风降温,藏书室里只有不到六摄氏度。不管是坐着看书,还是爬来爬去找书,只一会儿,手就已冰凉。人在寒冷的时候大概就会想念温暖,而每次当我冻得不得不停下来抱着水杯暖手的时候,我都会想像身边的壁炉正温暖着,火光一闪一闪。一百年前佘山的冬天也许比现在还要冷,然而当壁炉燃起,守着这许多书的时光该是很幸福的了吧。
  一直以为,探寻历史是需要一点想像力的。这倒不是说用想像来编故事,我想说的是,当面对这许多年代久远的陈迹时,除了赋予它们一种解释之外,还可以用想像连缀一些故事,用那个时代的人的脑袋思考,呼吸着那个时代的人们呼吸的气息。——置身事外,而又身处其中,这会不会是回看历史的一种最好的角度呢?

  “……藏书室的书架上下共分为十格,从地板一直排列到高约4.8米的天花板,至今仍完全保持原状,连取书的竹梯、木凳都是原先的旧物。图书馆的建筑结构和书架陈列风格以及馆内的常用物品,与徐家汇藏书楼颇为相似,两处的建筑当出自同一设计师之手。”

  第一次走进藏书室的那天上午,十天的发现之旅就有了一个特别顺利的开篇。
  除了高达十层的书架上码放的书之外,藏书室里还有不少书是捆扎起来的。考虑到书架上的书取放总是简单些,我于是选择了从这些相比起来有一些麻烦的成捆的书开始了。——写到这里,我不得不夸奖自己的有备而来:手电筒,原是为晚上回宿舍而准备的,但是在宿舍楼道没用上,却在找书的时候派上了大用场。
  满布灰尘的书,一捆一捆地打开,一本一本地翻找,一个个早已熟悉了的名字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那些书那些册的封面上:Chevalier, Lejay, Moidrey, Gherzi......每一个名字后面既连系着他们所擅长的专业,还有那些关于往事的“回忆”,虽然那是一些我根本无缘经历的故事,但当那些名字一个个地跳出来,故事也几乎就在眼前上演了。我一边灰头土脸地在书堆里翻腾,一边用短信向我的小师兄“直播”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真是大发现的年代呀!”
  虽然书上落着灰尘——事实上这是难免的,不过,书倒是保管得还好,一方面因为这里会定期除湿和检查虫蛀,另一方面大约是因为在许多年里从没有人动过那些书。就在这样的时刻,我又开始自恋:那些书藏了这许多年,似乎专为等待一个人来打开它们阅读它们,而现在,这个人就是我。
  书上并不只是落满了灰,还有——
  一只不知名的小小甲虫,急匆匆地行。下意识地,食指轻轻一弹,那虫不知落到什么地方去了。也就在食指弹出的瞬间我却忽然心生许多后悔,想着那虫与书原是相安无事——那虫不是驻书的虫,那书也并没有丝毫损坏——却因为我而结束了悠悠然的日子。
  与在满布灰尘的书堆里翻腾相比,爬到梯子上取高处的书属于难度系数稍大的动作,好在我身手也还算矫健——虽然当前几次爬到梯子上时心里还是有点揪揪的。
  按照前面那个说明牌的介绍,梯子也是一百年前的旧物,这虽然令人很生出历史感,但同时也很令人生疑:一个已经一百岁了的竹梯,能否经得住我这么爬来爬去呢?这当然要爬过以后才知道了。梯子挂住在书架最上部的一个横梁上固定,爬上去时晃晃悠悠,取书的时候还好,而书与书之间排得很紧,再想把书放回去的时候就得费一点劲了。因为有一只手要扶在梯子上,所以只能用一只手把书归位,手上稍一用力,梯子就晃,心也跟着提到嗓子眼,只是几秒钟而已,但已经足够吓出恐高症——可能恐高症这事也是能吓出来的。后来想了想,四点八米,其实可能也没多高,用现在的楼房来折,大约也就不到两层楼吧?大约凡事都需要给自己时间来适应,适应了就没事了,在后来的几天里,我已经可以站在梯子上读一本书而完全不会心慌啦。


(二)浮“光”掠“影”观天文

  我要查找的资料,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是中法天文交流,因此,当我在书架上看到了整整两排的《天文》(L'Astronomie),立刻就停下了手上正在读的另一本书,而开始了对这两排加起来数十本《天文》的啃嗑。
  《天文》来自法国天文学会,创刊于1887年。它有一个很长的副标题叫作“法国天文学会公报及天文、气象与地球物理月刊”(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Astronomique de France et Revue Mensuelle D'Astronomie, De Météorologie et de Physique du Globe),其主要内容在副标题里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但是很可惜,我没能找到它的“创刊号”,而我在图书室里找到的最早一期出版于1895年,此时这份公报问世已是第九个年头,想来该是发展得较为成熟了吧。
  阅读这样一份长时间跨度的国外期刊,在我看来至少有两方面的积累是必要的:其一当然是语言;其二则是对该刊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以及科学发展的背景有所了解。我在这两方面皆属二把刀三脚猫,实在有点不知深浅仓促上阵。不过,我可以借用兵叔刘爷的经典句式安慰自己,“读外国书,懂与不懂都是收获”嘛。更何况我的阅读也并非全无准备而来——几乎在翻开它的同时,我在脑袋里迅速地将“关键字”过了一遍,人物、地点、事件,要找什么就已经基本上心中有数了。不过,当我一页页地翻过去时,我总是会被那些图片所吸引而停下来,然后就会像童话故事里那只一边钓鱼一边扑蝴蝶的小猫一样心有旁骛一回。拥有大量丰富的插图可以说是《天文》的一个最直观的特点了。谁说我们生活的时代是“读图时代”?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国人就已经很会捕捉光影之间的变化来呈现文字所无法呈现之景象,运用画面来解说文字所不能及之意义,而这也给语言尚不过关的外国人——比如我——带来了许多阅读的便利,让人一边读一边不由得对法国以及法国人生出许多好感。
  “最近一次令人震惊的维苏威火山爆发刚刚停息,旧金山地震又给惊呆了的世界带来新的打击。意大利的火山喷发肆虐于4月5日至12日。新一场灾难开始于4月18日早上5点13分,大地剧烈抖动……持续了两三分钟,城市的大部分于瞬间被火光吞噬。”这是刊载于1906年《天文》上的一篇关于地震的文章,惊心动魄的开头引出惊心动魄的报道,而比文字的效果更为直接的是图片,尤其是同一座建筑在震前与震后的变迁更是有着非常强烈的视觉效果。



 

 

 

 

左图:地震前的旧金山城市饭店(L'H?tel de Ville de San Francisco)
中图:地震后的旧金山城市饭店
右图:地震后某教堂内部
(载L'Astronomie,1906, 263~272)

  顷刻的毁灭在鲜明的反差之间表现得一览无遗,当那个可怕的时刻以此种方式乍现眼前,谁又能不为大自然的力量而惊叹呢?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在如今这个所有图像都可以PS以至于人们常常会分不清真假的时代,一张图片是否还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呢?我不能确定。
  但是图片所能给予观者的并不只是“我在现场”的真实感。当人们试图勾勒出面对着壮美的自然现象的早期人类图景时,大约艺术与天文学也就找到了最初的根芽,刊载于1915年乃至其后几期《天文》上的一篇题为《艺术与天文学》(L'art et l'astronomie)的文章,其所要讨论的话题也正在于此。而在这样的文章中,图片显然是必不可少的。仅就1915年那一期而言,文中选配的插图包括埃及、印度、希腊等古代文明流传下来的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品的12幅照片(整体或局部)。此文作者名唤F. Boquet,是一位来自巴黎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其时的法国天文学会副会长。
  阅读此文时自然也会联想到今天关于科学与艺术的种种讨论,想到这一渐渐热起来的话题在上世纪初曾被谈论得如此有“声”有“色”,心里对浪漫的法国人的好感也就愈发地叠加堆积起来。
  天文学也许是最适宜以图像来表现的学问了,而在《天文》中,以图像来表现的有关天文学的主题包括:自然现象、天象星闻——除了前面说到的地震之外,还有火流星(Bolide Remarquables, 1901, 105~108)、“历史上的哈雷彗星”(La Comète de Halley dans L'Histoire, 1910, 221~235)、“在洛韦尔天文台拍摄的火星图像”等;人物、事件——前者包括有关第谷、伽利略、拉普拉斯等科学史上著名人物的生平传记,后者则有“路易十四参观巴黎天文台”(1911)等;世界天文机构及其建筑——巴黎天文台(1908,105~117)等;实用指导——比如“建造一台爱好者的望远镜”(1949)等。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多扯几句。后来我又找到了英国和德国的天文年刊,因此也就发现了三种天文刊物最显著的不同:与法国年刊大量丰富的插图不同,英国和德国的年刊中几乎看不到什么插图,而德国的年刊中则还有另一个特点,它的每个段落前都标注着数字——原来早在一百多年前德国的天文学家们就已经实现“数字化管理”了,据我猜想,对于想要高效率地查找与记录文献的人们来说,这种数字化的作法将会很实用。(事实上,在我后来对文献进行翻译整理的过程中,我也借鉴了这种做法,在每段的段首以数字标记之,从而在我需要查阅的原文与译文之间建立了一种最直接的关联。这也算是此次闭关期间在读书之余最立竿见影的收获了。当然,这是后话。)法、英、德三国的天文年刊分别暗合了我印象中的法、英、德三国人的特点,倒是有趣。
  ——若论办一份吸引人的科学刊物,上世纪乃至上上世纪的法国人该是早已深谙此道了吧。


(三)《天文》上的中国人

  我用差不多两天的时间把所能找到的《天文》翻了一遍,其间除了对“关键字”的搜索以及在漂亮图片上稍作停留之外,还特别注意了一下出现在那上面的中国人的名字。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对那个时代中国天文学家与世界的交流很有些好奇,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人的名字与欧洲人的名字在拼写上有太大的不同,因此当它们在文中出现时也实在很显眼。当然,两天时间穿越四五十年,这无论如何都有些匆忙了;更何况每一年都是数百页,拿在手里厚厚的像部字典,所以我很难说自己的观察就有多么充分,事实上,即使再多给我一周时间,这“充分”二字怕是也很难实现。不过,即便如此,当我在终于在满纸的法国字儿中找到中国人的名字时,我还是十分留意地将它们记下来。一次两次三次……,不多,但事后细想颇值得一写,我以为。
  仅就我目力所及,《天文》上中国人的名字并不多,高鲁是其中之一。说到高鲁,他是中国近代天文学事业的开创者,中央观象台的第一任台长,后来又为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的创建付出了许多心血。几年前跟着老板研究紫金山天文台的时候已然对这个名字十分熟悉了,而在我目前的课题中,我也曾不止一次找到他用法文写的书信。但是令我感到很惭愧的是,当我在《天文》上看到他的名字的拼写“Lou Kao”时,我虽然意识到这是一位中国人,但却没能立刻反应过来,迟疑了半晌,我才恍然大悟。我一边为自己的反应迟钝而心存歉意,一边开始琢磨那些文字中的意思及其背后的故事。
  那是高鲁寄给时任法国天文学会会长弗拉马利翁的信,1913年1月20日写于北平——

会长先生,
  我们很荣幸地给您随信寄去两部中华民国历,一部系本年的,另一部则是去年的。我们很高兴地将这些书册赠送于您,它们是我们年轻共和国的最好的纪念品之一。上述历法是按照格里高里历编制的……(1913,187)

一纸短笺,书写的其实是当时中国一件不小的事:历法改革。与其他除旧布新之举措一样,改历是新生的中华民国面对的一件重要任务,新历法的编制正是在精通历算的高鲁手中完成的。1912年因此成为中国改用格里高里历的年份。国民政府后来在推行阳历的过程中遭遇了许多阻碍,限于篇幅,这且按下不表。关于高鲁,想再多言几句的是,工科出身的高鲁,其所以在天文学上有所建树,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他留学期间的一次经历。高鲁早年曾在福建马尾海军学堂学习造船,后于1905年赴比利时留学,在布鲁塞尔大学学习工科。留学期间的一次法国之行,使高鲁与法国天文学家弗拉马利翁(C.Flammarion)邂逅,在后者的影响下,高鲁对天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关于弗拉马利翁,相信读过《大众天文学》的人都不会对他感到陌生,而上一节中那篇关于地震的精彩文章也正是出自弗氏之手。
  高鲁后来离开天文学界而转入政界,这中间有许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陈展云曾对此甚感惋惜。假如高鲁继续留在他所热爱的天文学界,那么中研院天文研究所后来的发展也许将是另一番走向,但毕竟,历史没有TAKE TWO,因此也就无从比较两种走向之高下。在数十年后回望天文研究所的成长历程,尤其是它作为中国人自己的第一座现代天文机构而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所作的贡献,我相信许多人都会认为,也许高鲁之弃天从政的确是中国天文学界的损失,但他将接力棒交到余青松手中之做法无疑是意义深远的。
  再一次地,我想说,《天文》上中国人的名字并不多,余青松也是其中之一。
  1927年,斯特拉斯堡天文台(L'Observatoire de Strasbourg)的天文学家A. Danjon在一篇关于天文学研究进展回顾的文章中提到了余青松(Ch'ing-Sung Yü)在1926年的一项工作。按照文中所介绍的内容,该工作指的是余氏发表于1926年的论文《狮子座ζ星之光谱变化》(On The Spectral Changes of ζ Geminorum)。此时的余青松尚在美国留学,年仅29岁;也是在这一年,余氏创立的恒星光谱分类法,被国际天文协会正式命名为“余青松法”,不久即在世界天文研究领域内被广泛应用。后来,英国皇家天文学会以“对世界天文学研究做出的卓越贡献”,吸收余青松为该会第一位中国籍会员。
  1929年,高鲁赴法就任公使,已于两年前回国教书的余青松成为高鲁的继任者。正是在余氏手中,高鲁欲在中国栽植近代天文学之梦成为了现实。1936年6月19日的日全食,余氏率队进行了成功的观测;抗战期间,又是余氏率天文台内迁,并在昆明凤凰山建立了天文台,从而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将观测工作一直延续下来。也许在苛求的人眼里,这些成绩对于一个国立天文台来说实在不算什么,又或者有人抱怨正是因为余青松的疏忽,天文台的仪器在抗战期间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但是我以为,余青松不仅实现了那个时代许多中国天文学家的梦想,而且还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这个梦,让它经历了战乱而从未曾破碎。在他所完成的最重要的三件工作中,即使只有一件也足以让他闪亮于近代中国天文学史册上了。
  当余青松于1940年去职之时,接替其所长职务的是张钰哲,而他正是我在《天文》上找到的又一位中国天文学家。1929年,在一篇关于天文学研究进展的文章中,当论及1928年所发现的三颗彗星时,作者提到了张钰哲(Y.-C. Chang)有关其中一颗彗星的研究:发表于1928年的《天文学通讯》(Astronomical Journal)上的论文On the supposed identity of Comet Reinmuth (1928 a) and Taylor's Comet (1916 I),在当时中国科学期刊上,它被译作《1928a与1916I彗之想像相似》。这一年,26岁的张钰哲正在美国叶凯士天文台作博士。
  高鲁、余青松、张钰哲,同样来自中国福建,同样怀揣科学救国之梦留学海外,同样执掌过中国人自己的第一座近代天文台,同样地,又以这种方式相遇在同一份刊物上,这是一种命运的巧合吗?
  透过上述种种线索,我们似乎可以发现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天文学家与国外同行交流的两种途径:其一,与国外同行的书信往来(包括交换期刊);其二,将研究成果发表于国外专业期刊上,从而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与外国传教士在华工作相比,这两种方式的力量与影响也许是微弱的,但却如此珍贵,因为正是有了他们的努力,才让上个世纪的天空也记下了中国人的名字。


(四)教堂、星星及其他

  有圆顶的地方就有教堂,这是上世纪耶稣会海外天文台最大的特点。某天,当我坐在佘山上那座教堂里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很为自己的“发现”而高兴,但仅仅几秒钟之后,我就意识到,这其实是一个太显而易见到根本不需要说明的事实,以至于将它归结为一个“特点”似乎都有些多余了。
  耶稣会成立于1524年,是最早来华传教的修会。从诞生到发展,耶稣会经历了几番浮沉起落,与此相应地,耶稣会士的在华传教活动也经历了前后两个不同阶段:明清时期的传教活动与清末重返中国。前者以利玛窦、汤若望为代表;后者则主要集中于江南教区,而徐家汇观象台以及其下属的佘山天文台、绿葭浜地磁台正是清末耶稣会在华传教工作的一部分。除中国之外,在当时,耶稣会士的足迹遍及世界许多角落: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菲律宾马尼拉、美国乔治敦……一批耶稣会天文台在世界各地建立起来。
1842年,三名耶稣会士来到上海;三十年后的1872年,徐家汇观象台创建并正式开始从事气象观测;再往后就是在距徐家汇25公里的佘山上建起圆顶,那是1900年。
  曾任徐家汇观象台第二任台长和佘山天文台第一任台长的蔡尚质曾说,“忆及过去北京老天文台曾为中华帝国的宣传福音事业起过很大的作用,立过很大的功勋,激励人们希望利用科学来传教,以便引起中国学者们的尊敬和信任,引导他们归向耶稣基督”;“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来愈显天主的光荣,拯救人们的灵魂,为宗徒事业服务,这是创办科学机构的真正目的”。
  毫无疑问地,在圆顶之后耸立于佘山之巅的便是尖顶的教堂。
  佘山圣母堂,奠基于1925年,工程历时十年方才完成。其设计采用的当时最新式的非对称式罗马风格,设计师为葡萄牙籍耶稣会士叶肇昌(Francis Diniz)。教堂里那些精美的彩色玻璃也同样体现了这种非对称式的风格,不过非常遗憾的是,教堂落成时的那些彩色玻璃全部在四十年前的浩劫中毁于一旦,现在的玻璃是后来重新订制并安装的。

 

 

 

 

 


上图:有“天主教远东第一大堂”之称的佘山圣母堂。(吴燕拍的:))

  从我住的地方走到我工作的地方是一条只有数百步的小路,而那条小路就在教堂的下面。于是,每一天,当我从这条小路走过时,我都会仰头望望,想着一天的工作又要开始或者已经结束,心似乎也愈发地宁静了。就像水下是缓解压力的好去处一样,天其实也是一个令人释然的处所,有意思的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天与水原是连成一片的。这是否也算是大自然的一种暗示呢?——如此这般的胡思乱想,在我每天“上班”与“下班”的路上随时都在发生着,而更多的胡思乱想则来自我坐在教堂里发呆的时光。
  每天中午,我都会从天文台的院子里走出来,走下天文台门前的一个小斜坡,拐上另一个小斜坡,走到教堂。中午时教堂里几乎没有什么人,而我总是在那个时间拣一个很靠后的角落坐定,发呆,五分钟或者更短的时间。教堂内部高大、华美,却并不因此而忽略了细部的刻划,这是我喜欢的风格,抓着相机的手总是痒痒的,想把我着迷的每一处细节拍下来,但终于放弃。按照这里的规定,进入教堂后是不许拍照的。坦率地说,我在守规矩或者不守规矩之间着实犹豫了几秒钟,最终我选择了前者,毕竟事关信仰,尤其是他人的信仰也就更应该尊重。在教堂的前部,长长的,从教堂顶上吊下来的,大约是烛台(后来我一直也没有走到前面去验证一下究竟是不是烛台,因为总感觉那里离天太近了,会令人晕眩)。凝视着它的时候,忽然就想起了伽利略,据说他就是在教堂礼拜时看着吊下来的烛台或是钟摆走神而受到启发,可我却只能这样呆呆地看着,什么都发现不了,什么也都想不出来。然后我会轻轻地离开,回到天文台继续翻检耶稣会士们留下的那些宝贝。
  “每天中午,我都会从天文台的院子里走出来,走下天文台门前的一个小斜坡,拐上另一个小斜坡,走到教堂”。我一直以为那就是从天文台到教堂最近的路,直到几天后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当我在天文台的院子里走来走去东张西望时,我才知道事情并非如此。——站在天文台的院子里,教堂其实触手可及,虽然二者之间现在以围墙和栅栏隔开,但那种接近所带来的体验依然是震撼的。我开始重新在脑袋里描绘当年耶稣会士行走于两座建筑之间的图景,那条路不再像我最初想像的那么复杂。从这边到那边,轻巧的,只要几步。如果有人要在彼时与我讨论科学与宗教,我一定会晕掉,因为就在彼时,我还能做的全部的事就是站在那里痴看、痴想。

 

 

 

 

 

 

 

上图:站在天文台的院子,教堂触手可及。不过现在它们之间已经被墙和栅栏隔开了。(吴燕拍的:))

  佘山上已经百岁高龄的远不止是天文台,还有那些树,桂花、山茶、白栎、瓜子黄杨……。按照说明牌上所写,它们都有一百岁了。栽下这些树的人早已随逝去的岁月而消逝,但是一百岁的树却依然挺拔。上一次去佘山的时候,山上有位兄台曾说起过,十月里,那株百岁的桂花树仍然会满树开放,当甜甜的桂花香充溢在空气里,晚上躺在屋顶上看星星是一件很享受的事。“现在山上还能看到星星吗?”面对我的满眼狐疑,该兄台说其实你根本不必在意看得到或者看不到星星。这句话很合我喜欢的调调,所以我记住了。该兄台那么一说,我就不说话了,然后开始自顾自地想。
  其实,每一次当我看星星的时候,我想看的星星总在那儿的,不管我看得见还是看不见。写到这儿,我不得不给我写下的这些字儿加上一个有点遗憾的结尾:在佘山的那十天,我忘了要在晚上出去看星星,虽然那是上海离天最近的地方。

2006年12月20日·闵行
2007年1月29~31日·北京

 

  感谢佘山上的诸位前辈兄长,正是他们的热心相助,让十天的佘山读书生活成为我最难忘的经历。

 

 

 

 

20070303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