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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三国,也品美国“制宪记录”

俞晓群

 

  自2005年央视“百家讲坛”品三国,易中天名声大振。赞扬之声居多,不然也不会引来“反对”者的关注。作为出版人,我们如何看待他呢?沈昌文曾对我说:“易的工作让我想到西方的房龙。上世纪80年代三联出版《宽容》,我就想,当代中国要是能有几位房龙式的作家该多好。”
  房龙写过很多通俗作品,仰誉世界。上世纪20年代,曹聚仁读到《人类的故事》,后来他说:“这50年中,我总是看了又看,除了《儒林外史》、《红楼梦》,没有其他的书这么吸引我了。我还立志要写一部《东方的人类故事》。岁月迫人,看来是写不成了;但房龙对我的影响,真的比王船山、张实斋还深远呢!”林微音译房龙《古代的人》,郁达夫在序中写道:“实在巧妙不过,干枯无味的科学常识,经他这么一写,读他书的人,无论大人小孩,都觉得娓娓忘倦了。”《宽容》是房龙的成名作,它开篇引叙马库斯的话:“我们为何不应和平、和谐地相处呢?”后来,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房龙的10几部作品,其中也包括《宽容》,名字译为《人类的解放》。
  从易中天的工作中,我也想到一个人:台湾南怀瑾。他的书不用介绍,早就火得妇孺皆知。他写于1976年的《论语别裁》,在台湾再版18次;上世纪80年代,复旦大学出版社引进此书,记得一位复旦的知名教授送我一套,他还解释说:“这不是学术著作,但挺好看。”我明白他的意思,此类书是不被学术委员会承认的。
  房龙—南怀瑾—易中天,一段自作多情的联想,权作几个出版人的一点文化期待吧。
  以上说的是本文标题的前一句,现在说后一句。今年1月31日,《中华读书报》刊载尹宣文章《易中天先生,如此著书当否?》,却引起我一点注意;我最先注意的不是易中天,而是我们熟悉的尹宣。早在1996年,沈昌文就把他介绍给我们,说他是好得不得了的美国问题专家;后来,我们接受了他的译作《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麦迪逊著)。这是一部公认的经典著作,稿子刚一到手就好评如潮,李慎之、资中筠、……一串的专家都送来赞扬之声,甚至主动要求为之写评论、推介文章。我们把它列入辽宁教育出版社“万象书坊”中,与《甘肃土人的婚姻》(费孝通、王同惠译)、《埃斯库罗斯悲剧集》(陈中梅译)《从苏联归来》(郑超麟译)等著作比肩。因为我们知道它在美国制宪史中的分量,也想到百废待兴的中国需要了解、借鉴这些东西;我们更知道这不是一部简单的译作,尹宣为之投注了巨大的精力和智慧。他为了翻译这部著作,先是花费了4个月的时间翻译《美国宪法》和截至1992年的27条修正案。他说:“有些句子的结构,有如九曲连环,有的关键词,不仅有前置的限定词、后置的限定短语、又是还拖上不止一个后续的限定分句或条件分句。”后来尹宣读到李昌道的《美国宪法纵横谈》,知道复旦大学法律系已经收集到国内先后出现的12种美国宪法的译文,并据此译出他们的第13种译文。这是多么让人感动的学术精神。还有,尹宣为了让读者清楚地看到当时制宪代表对于《独立宣言》的种种争论,他也重新翻译了《独立宣言》,“把引起争议的原文注出,作为本书的附录一。”总之,译者类似的精心工作在书中随处可见,许多章节的注释文字远远多于正文,有些页面的形式,几乎让人想到《十三经注疏》。难怪尹宣说:“《辩论》汉语译文初版,只署‘尹宣译’,再版时,要改成‘尹宣译注’:我为此书写了600多条注释,构成上、下两本书的格局;注释是此书的重要内容,占有相当篇幅,说明以示负责。”
  2003年,一部经典的学术译著产生了。尹宣骄傲地说:“麦迪逊的作品是经典,是精品,我译时,认定它难以畅销,但必定长销,只要能在智者之间渐行渐远,哪怕藏之名山,也会存之久远。”他的判断很对,就在我写此文时,恰好一位年轻的法学博士来聊天,他看到我的办公桌上摆着《辩论》,感慨地说:“前些天同学聚会,还有人惊叹,辽教社竟然会出版这样的法学名著。”
  再回到尹宣发表于《中华读书报》上的那篇文章。不久前,尹宣果然发现了期盼中的“智者”,他就是易中天。2004年,易先生说:“令人高兴的是,2003年 1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尹宣先生翻译的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所著《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一书。麦迪逊的这部《辩论》记录了1787年5月25日至9月17日制宪会议的全过程,自始至终,一天不缺;尹宣先生的译笔又好,且注释极为详尽,因此读来不仅欢快流畅,而且惊心动魄,受益良多。” 闻此言,大家都会高兴。尹宣高兴找到知音,出版社高兴有人赞扬我们的工作,读者高兴有好书可读。但事情没有那么单纯,因为易先生的这段文字见于他的一部著作的后记,他接着写道:“所以我实在忍不住要把这个故事重讲一遍,以便有更多的人来分享这种感受。重讲的原因,是因为尹宣先生翻译的这部《辩论》,不但是研究美国宪法和历史的重要文献,而且是一部标准的学术著作,阅读起来并非没有一定难度;……我一贯认为,学术是一种好东西,好东西就应该有更多的人分享;而要让更多的人分享,就只能换一种表述方式。这就是我写作本书的初衷。我想把这段过程,写得像侦探小说或者电视连续剧一样好看。当然,为了忠实于历史,我不能不大量引述《辩论》中的材料,……即制宪代表所有的发言,均引自尹译本《辩论》一书。……我希望这并不至于侵犯尹宣先生的著作权。”
  不知情的读者一定会问:这是易先生的什么作品呢?我一句话也说不清楚,因为此书从2004年出版至今印了三次,大约用了三个“名字”:《艰难的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2004年第一版),《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2005年第一版,换了书号),《我们的反思》(2006年第二版,换了封面与开本;在封面上,“美国宪法的诞生和”变成了小字,其实与2005年版同名)。此事看上去有点儿乱,其实“乱事”还不仅于此,首先不悦的是尹先生,他说:“不少朋友劝我做个缩写本,把译文和注释中的重要内容,浓缩拉顺,讲个好故事。……没想到易中天先生是个快手,招呼也不打,捷足先登,就著起《美国宪法的诞生》来。”接着不悦的还是尹先生,今天谁都知道易先生是讲故事的高手,尤其善于运用现代语言解说古代的事情;他的这一套当然也用到“美国制宪故事”中,诸如:“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费城不是梁山泊”、“摸石头过河”、“婆婆媳妇论”,还有“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连环扣与防火墙”云云。更有甚者,为了“通俗”,还出现了“防官如防贼”的奇论。对此,一贯举止文雅、谈吐极其讲究的尹宣如何受得了。他气愤但依然文雅地批评易中天的书:“议论部分,往往信口一开,各种各样的时髦新论,便从嘴里流淌出来,令人叹为观止。”他的风度,让我想起当年在农村见过的一位很有文化修养的右派,他娶了一位农妇为妻;一次他们发生争吵,农妇破口大骂,右派只会说:“你看你那个小样儿,两只手白白的。”
  再想想,易中天、尹宣都没乱,他们都在坚持自己的理念;我们却有些乱了。我想到当年续写《红楼》的人们,高鹗还算“可以接受”,其它就多如牛毛、湮没无闻;当代续写、改写、解读的事情经常发生,李欧梵续写张爱玲《倾城之恋》名曰《范柳原忏情录》,也是由辽教社出版;注释钱钟书《围城》的事情曾经轰动一时,云云。如今“品读”一词有些出新的味道,让我们想到房龙、南怀瑾,也听到尹宣文绉绉的声音。他引韩愈的话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担心的就是根底不足的人,随意改编,弄得不好,通俗很容易流为庸俗,要是抵不住哗众取宠的诱惑,搞些不三不四的类比,发些似是而非的议论,可能堕为媚俗。精品可能变成赝品。”于是,法律、道德、学术种种问题都纠缠在一起;在形而上的层面上,还有学术与普及的一次“亲密接触”,只是拥抱时有些冲动和用力过猛,不小心撞到了“大家闺秀”的额头,让人家痛得几乎落下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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