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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7年3月2日《文汇读书周报》


科学,到底该由谁来养活?
——读《科学研究的经济定律》

孔庆典

 

    话说1980年,时任首相的撒切尔夫人悍然削减了政府的科研经费,引起了英国科学界的强烈不满——愤怒的人们高呼“英国科学遭到了扼杀”,报纸和杂志满是标题诸如“走下坡路的英国”的文章,牛津大学更是因此罕见地拒绝授予铁娘子荣誉博士的头衔。然而,作为此次削减经费事件的“受害者”之一,从事着生物化学研究的特伦斯·基莱并未像科学界的大多数人那样对政府进行抱怨和抨击,反倒如牛顿被苹果砸中般灵光忽现,对政府介入科学研究事业的必要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并投身到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历史考察中去。
  如今,摆在我面前的《科学研究的经济定律》就是这番考察的结晶。罗素说,怀疑主义是懒人的把戏。然而翻开此书,你不得不为基莱充满怀疑精神的勤奋而赞叹,全书共十二章,有一半都是对科技发展的历史回顾,这几乎就是一部小型的科技史了。
由于是在经济学视野下的观察,这部“科技史”可以说和以往的颇为不同。
  例如,作者认为,古希腊各城邦国家的“纯科学”有长足发展,技术却相对停滞,因而注定走向衰落;中世纪缺乏科学和人文主义文化,却使人们“跃入了崭新的技术时代并享受到好得多的生活”。
  这样的“史实”被作者视作科学与技术之间复杂关系的一种反映,并用来探讨与之相关的各种因素。然而这些因素如此复杂,以至于到了二十世纪,英国剑桥学派的罗宾逊夫人还感叹科技进步是由“上帝、科学家和工程师”给定的。上帝并不存在,它只不过用来表明她对科技进步能否较为确定地由可测度的经济因素导出,所采取的一种怀疑态度。自然本身的无限复杂性、科学发展的难以预测性都被罗宾逊夫人视为经济学分析范围以外的“上帝”。
  广义地说,科学技术是经济因素内生的,因为科学技术需要经济支持,而经济支持也能使之或快或慢地发展,这已经是被普遍认可的、无须再探究的结论。问题在于,怎样的经济因素能使科学技术内生?
  基莱的答案是“自由市场”。
  在西方,一直存在“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思想之间的冲突,在科技政策领域,基莱找到了亚当·斯密和弗朗西斯·培根。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不仅系统表述了自由放任思想,也阐述了对科学、技术、经济关系的看法。他认为技术是比科学更基本的力量,是财富增加的动力。新技术主要是从原有的技术中发展起来的,如果发展过程与科学相关,也是科学与原有技术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且,科学发展是由技术推动的,因此科学并不是存在于技术之先又能促进技术和经济进步的“原动力”。
  基莱把亚当·斯密的这种思想与科技对经济作用的“培根模式”相比较。培根模式把纯科学作为源头,认为应用科学或技术产生于纯科学,经济增长则由技术进步所推动。基莱指出,这是一种单向线性模式。在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中,斯密的思想更正确。他根据斯密的思想推论,科学是由技术“内生”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过程是在市场中进行的,既然科学又能由技术“内生”,因此科学和技术都是市场内生的,基莱进而论证,既然科学是市场内生的,政府就应尽量少介入科学研究——政府对科学研究的资助和“计划”大都使其偏离市场、走向低效,这实质上就是一种培根式的“线性模式”行为。此外,基莱还考察了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的历史,认为是市场经济推动了技术、科学的发展而不是相反——由国家垄断的“学术研究”推动了前者。如果说哥白尼、牛顿等推动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从神学和形而上学中独立出来,基莱则自认为在试图把科学作为一种建制从国家权力中解放出来。
  基莱的书面世后,其观点被斥为“后现代的科学政策”,在我看来,这真正是一语中的。某些后现代主义为我们描述了这么一种知识状况:由于知识的“元叙事机制的衰落”,科学知识的语用学取代了传统知识或启示知识的地位,于是,“性能”成为合法化标准,那种知识的获取与精神、甚至与人格塑造密不可分的原则已经过时。与此相应的是,基莱就认为,科学并非一种在本质上独特、超越其它的活动,它只不过是众多职业中的一种,也并不代表文化、道德意义的优越性。 
  不管后现代主义的描述是否激进,但它表明,对科学的思想文化价值的认识也关联着科学与经济的关系。在国内,一些学者在研究科技与经济关系,例如在批评科学技术成果“转化论”论时,也开始质疑对科学的社会功能的“夸张”——“转化说”把科学技术从经济活动中分离开来,认为科学技术都是“好”的,其成果可向一切社会活动转化,而我们要探究深问的是,根据什么可以想当然地说,科技成果就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却无视发达国家那些科技成果是在什么机制下、为着什么目的而取得的这一本质性的问题呢?
  让我们回到科学技术与政府及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来。究竟该由谁来养活科学?如果相信政府对科学的资助会造成某种恶果,那么来自私人和企业的资助也将同样如此,最终,科学经费的来源将是多样化的:既有政府投资,也有基金会资金;既有工业界的资金,也有大学筹集到的捐助资金。更细化的、也是大多数批评者所持的观点则是:大部分技术创新和部分基础研究能在市场中有效进行,政府则把主要力量用于其它需要支持的基础研究之中。
  然而,如此四平八稳的答案,我很怀疑基莱也许一抬眼就看到了,但他不屑于玩这种左右互搏或是双管齐下的“游戏”。如果说政府支持是科学家们的押宝,那么自由放任就是基莱的耍宝。要说本书带着点什么信息,那便是:放轻松点儿,经济、技术及科学的成长乃是免费的午餐,就像雨后青草自然会生长,在自由放任的体制下,经过个体企业家及慈善家们的努力,这些东西总会出现。必须承认,自由放任在道德上优于集权,它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个人自由及责任感。
  基莱将“经济”引入了科学哲学。“经济”这个词,现在重要得几乎一提起就能马上吸引相关者的注意力,并且同时瘫痪他的判断力。所以,我很乐意地看到有人肆无忌惮地讨论科学将由谁来养活的问题,起码,这种关于科学研究的研究之于科学研究者们,不再像那个“调皮”的物理学家费曼所说的那样,“就像鸟类学对于鸟一样”毋需一顾了。


《科学研究的经济定律》,(英)特伦斯·基莱著,王耀德等译,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定价: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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