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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7年2月27日《科学时报》B4版

 

科学圣殿骑士与科学文化的第三极

刘华杰

 

    刘华杰: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与大家讨论科学观和科学文化话题。我的题目起得挺怪的,叫做《科学圣殿骑士与科学文化的第三极》。此次讲座的话题是咱们讲座的主持人徐讯先生上周向我建议的,在内容上接着上周三清华大学张绪山老师的讲座《科学在中国的遭遇:从工具到信仰》(通识讲座第20讲)。为了避免过分笼统,我会结合一些例子来讲。这些例子有些大家十分熟悉,有些可能不大熟悉。


一、引子:“科学”的特殊地位

  近一百年来,“科学”这两个字在我们国家已经获得特殊的地位。什么样的地位呢?像胡适讲的:“这三十年,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胡适,1923.11.29)胡适本人是人文学者,但他很相信科学,甚至是一名科学主义者。(王卉,林毓生:五四以后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兴起,《科学时报》2006年6月6日)
  科学和科学文化自19世纪以来在世界各地广泛、快速地传播。西方科学主要在这时期传入中国,以前的传播影响并不大。到了现在,“科学”两个字几乎等于“正确”,这表明此传播在意识形态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今天我们的报纸、电视、广播等,经常会出现“科学的”这三个字,“科学的”这,“科学的”那,这个形容词表达的显然是政治上正确。
  社会学大师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当年的一段话可以部分解释这种状况,他说:
  “今天,概念只要贴上科学的标签,通常就足以赢得人们特殊的信任,这是因为我们信仰科学。但是,这种信仰与宗教信仰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们之所以认为科学有价值,是因为我们依据它的性质以及它在生活中的作用,集体地形成了这种观念;这就是说,它表达了一种舆论状态。事实上,在所有社会生活中,科学都是以舆论为基础的。毫无疑问,这种舆论既可以作为研究的对象,也被当作是构成科学的基础;原则上讲,社会学就是这样构成的。不过,有关舆论的科学并不会产生舆论;这种科学只是观察舆论,使之清楚地被意识到。的确,通过这种方式,科学会使舆论产生变化,但就是在科学似乎正欲确立自己法则的时候,科学还得继续依赖舆论。正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科学作用于舆论的必备力量恰恰是在舆论中获得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第575页)
  其实,科学在社会中获得如此高的地位,并不一定意味着科学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以及人们对科学已经有了很好的理解(中国的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只有1.98%的公众具备科学素养。据《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年,第1页),只表明传统的“科普”等等宣传让人们记住了“科学无条件是好东西”。在很偏僻的农村的土墙上,我见过“相信科学,反对迷信”之类的大标语。试想一下,如果人们分不清什么是科学什么是迷信时,这个口号的作用是什么?我在山西晋祠见过“电脑算命”,那东西被标以“科学”向游客推荐。另外,媒体上的商品广告相当多以“科学配方”、“科学工艺”等作营销手段,没见过用“伪科学配方”、“伪科学工艺”字样的。当公众无法分辨时,“科学”与“伪科学”是一回事,笼统地落于“科学”大旗之下,科学地位有提升,伪科学的地位也同样得到提升。


二、科学文化争论的若干案例

  先罗列一下今天要涉及的例子:20世纪20年代“科玄论战”(中国);1959年斯诺“两种文化”(英国);1996年索克尔(Alan Sokal)事件(美国);2005年“敬畏自然”之争;2006年“废除中医”签名;2006年从《科普法》中剔除“伪科学”字样签名。例子这么多,不可能细讲,只能蜻蜓点水地介绍一下。

2.1斯诺与“两种文化”
  我们先从斯诺的例子说起。1959年的时候,有一位有名的科学家、作家斯诺(C.P.Snow)做了一个著名的演讲,指出在未来的社会中,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两者之间的裂痕会越来越大。很不幸,被他说中了。斯诺这个人背景非常复杂,他是科学家,也有不少文学作品,他深受科幻作家威尔斯(H.G.Wells,1866-1946)的影响。我们知道威尔斯的W式科幻作品比凡尔纳的V式科幻作品更有反思精神,但斯诺本人仍然主要站在科学的立场上来作演讲的。
  现在一提“科学文化”或“两种文化”,一下子就与斯诺联系在一起。当然,科学文化和科学文化之争在以前早就开始了。比如19世纪的时候,两种文化之争在英国就展开过。比较典型的是赫胥黎(T.H. Huxley)与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争论。达尔文的“斗犬”赫胥黎能言善辩,是科学文化的代表。他与比较保守的阿诺德两个人对阵。在公众的眼里,有这样的标签:赫胥黎代表科学,看起来相当“进步”,而阿诺德代表人文,看起来相当“保守”。这是一种简单化的二分法式理解。同样,利维斯(F.R. Leavis)于1962年回应了斯诺1959年的演讲。
  英国的这两轮辩论的结果如人们所预料,基本是科学文化一方获胜。为什么会如此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处于上升势头,科学的力量逐渐在壮大,自然科学试图扩展到了它想扩展的任何领域中去。

2.2“科玄论战”
  第二个例子是咱们中国的“科玄论战“,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它比斯诺-利维斯之间的论战要早,但比赫胥黎-阿诺德论战要晚。
  科玄论战中有两个典型人物,一个是丁文江,一个是张君劢。丁文江是科学派的代表,张君劢是人文派的代表。给公众的形象也是丁文江代表了科学和“进步”,张君劢代表了人文和“保守”。这与英国的相关论战中贴上的标签是一样的。
  “科玄论战”的大背景是(1)资本与科学相结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2)东西方文化碰撞,西方科学正在快速引入中国。上次张老师可能讲了许多,细节我就不说了。想了解这方面的内容,可以看《科学与人生观》这本书。
  张君劢说:“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惟其有此五点,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张君劢,人生观,1923.02.14)丁文江抨击了张君劢对科学和人生观的描述,认为他的想法是对科学的误解。同时,丁文江对科学、科学家进行了美好的描绘。丁反驳说:“欧洲文化纵然是破产(目前并无此事),科学绝对不负这种责任”, “一班应负责任的玄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却丝毫不肯悔过,反要把文明的罪名加到纯洁高尚的科学身上,说他是务外逐物,岂不可怜!”丁还说科学家“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着破除陈见”。今天我们可以指出,丁的描写并不符合实际,那只是他对科学一厢情愿的承诺。科学家并不是天天在求真理,也不是时时想着破除陈见。如果天天求真理的话,科学家也没办法做了,成神了。丁文江还讲了很多科学对人生观之树立的重要正面影响。但是我们可以举很多反例,例如清华泼熊的刘海洋同学(拿熊作可重复实验)、日本731部队背后的科学家、为纳粹集中营高效杀人服务的科学家,他们懂得科学、会做科学,但他们的科学与好的人生观之间的关联并不是单线条的。
  对“科玄论战“有很多评论,我愿意提及当时林宰平教授的评论。他说,丁文江的话有些话说得过分;实际上科学不等于科学方法,如果是科学等于科学方法,那天下一切认真的研究都成了科学了;不能说原则上能做到,就等于自己已经做到了。林宰平给出的评论很冷静,甚至与我们今天的看法接近。林宰平为了避免别人说他反科学,他也重申:我是相信科学的,但是我们不认为科学是万能的。注意,这是在1924年说的话,而不是在2006年说的。
  陈独秀是站在唯物史观的角度评论丁张之争的。他的评论确实“层次较高”。他说双方的指责都有点离谱,欧洲的大战不是科学本身能够导致的,也不是人文导致的,分明是工业资本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把欧洲文化破产的责任归到科学与物质文明,固然是十分糊涂,但丁在君把这个责任归到玄学家教育家政治家身上,却也离开事实太远了。欧洲大战分明是英德两大工业资本发展到不得不互争世界商场之战争,却看他们战争结果所定的和约便知道,如此大的变动,那里是玄学家教育家政治家能够制造得来的。”(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
  表观上,科玄论战以科学派、科学主义派大获全胜而告终,“玄学鬼”受到嘲笑。但若干问题并没有解决,甚至没有进行彻底、深入的讨论。胡适也说科学派“不曾具体地说明科学的人生观是什么,却去抽象地力争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有许多解释。其一为,近代中国面临“启蒙”与“救亡”两大任务,后者最终压过了前者。

2.3索克尔(Alan Sokal)事件
  现在我们一下子跳到20世纪最后十年。1996年的时候,美国知识分子中发生了很奇特一件事。有一位物理学家索克尔,他政治上是一名左派,但是对后现代学者不满。他认为后现代学者对科学的批评没有根据,而且危害左派的政治前程。他自己琢磨,若是直接贸然与后现代派辩论,估计人家不会理睬自己,毕竟自己只是一名科学家。索克尔心生一计,决定作一个社会学实验。他模仿后现代学人的套话写了一篇长文投稿到了后现代学者“把持”的《社会文本》杂志。
  文章标题是《跨越边界:通向量子引力的变换解释学》(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s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好吓人。跨越、通向、边界、解释学等,都是后现代学者喜欢用的词,而“量子引力”则是自然科学前沿充满争议领域。文章显然是投其所好,想迎合后现代学者试图批评科学的愿望。1994年他投了这篇稿,1995年时候让他修改,最终在1996年的春夏第46/47期上发表出来了。文章“又臭又长”,但在形式上很标准,很像一篇后现代学者写的论文。论文长达35页,脚注109个,参考文献217篇。索克尔在文章中其实故意埋下了许多常识性的错误,但《社会文本》的主编不知道这一点。文章发表以后,索克尔马上给杂志去了一封信,说明自己这篇文章纯粹胡说八道,目的就是要检验一下,看看这些经常批评科学的后现代人文学者到底懂不懂科学?结论是,很遗憾,这个社会学的实验表明这些后现代学人不懂科学,却对科学指手划脚。《社会文本》编辑很气愤,拒绝发表索克尔的“揭发信”。大家都晓得,这年头,媒体有的是,这家杂志不发表,其他杂志能发表,何况这是颇有新闻价值的文章。索克尔迅速成为明星。
  坦率地说,在我看来,索克尔很聪明,人也算厚道。
  索氏一鼓作气,又和另外一名科学家布里克蒙写了一篇一部书《知识赝品》,对后现代学者、科学知识社会学家进行了全面的批评。
  在《社会文本》/索克尔事件之前,两位科学家就出版过一本书《高级迷信》,专门批评人文学者对科学的理解。1995-2004年这段时间,科学与人文之间你来我往,争论不休。
  1999年的时候,江西教育出版社在我主持的一套丛书中引进出版了一本《科学大战》,就是讲当年的那期《社会文本》的单行本。在出版这本书的时候,主编罗斯把索克尔的诈文删掉了。主编觉得他的文章是有欺诈行为。客观地讲,《科学大战》是一部相当不错的书。
  为什么把Science Wars翻译成“科学大战”而不译成“科学战争”?因为在里根政府时有一个“星球大战”计划,还有类似名字的一部科幻电影,翻译遵从约定俗成。
  科学大战后期有“好事者”组织双方坐下来,认真交流,试图达成共识,结果出了一本《一种文化?》。书名中就有一个问号,表示不大自信。此书一半站人文学者的立场,另一半分站在科学家的立场。至此,关于科学,已经有了“两种文化”、“三种文化”(出版商布罗克曼写过同名书)、“一种文化”这三种提法。
  科学阵营想好好利用索克尔事件。科学阵营很愿意解释为,科学的客观性、尊严得到了捍卫,认为可据此攻击人文学者。但是这样做的后果,进一步加大了斯诺当年讲的两种文化间的裂痕。人文学者一时很郁闷,但也没有被吓倒。有一位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柯林斯(Harry Collins)站出来说,不能无限解释这个事件。柯林斯说,也许社会科学中某些部分的确根据不足,是垃圾、胡说八道,但是索克尔事件本身并没有真正揭示和证明这一点。
  我们也可以更大度一点,承认人文社会科学中有垃圾(这和承认自然科学中有垃圾是一样的),或者再承认多一点,承认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垃圾比自然科学中多一些,但是不能据此得出一条结论:对科学的任何反思完全都没有根据。
  “科学大战”传到中国,解释起来更复杂。近代科学传入我国之后,科学文化一枝独秀。人文学者也纷纷效仿科学,尽可能使自己习惯于科学话语。自己和科学家站在一起,往往觉得低人一头。
  索氏事件传入中国时,国内各种文化派别之争正酣,有几个很明显的派别,如启蒙派、国粹派、保守派、后现代派。实际上单独用这四个中的某一派来解决中国的文化问题都不行。启蒙派倒是强调科学的方面,但没有抓住本国的特点。国粹派盲目乐观,把希望寄托于未来和中国国力的快速增强。保守派不用说了,问题大家都清楚。后现代的缺点是什么?后现代有解放的作用。但后现代根本上采用的是“砸罐子”的逻辑。大家都说这个罐子好,但是后现代说不好,砸了以后,后现代并不管造新的,只管砸。后现代作为边缘,是永远合理的,但是当后现代成为了主流,比如大学教授都后现代了,或者是当官的都后现代了,总统也后现代了(如哈维尔)这未必是好事。作为文化批判的一支,在边缘的时候,后现代是值得鼓励的。我本人算是较早注意索克尔事件的,《中华读书报》1998年1月14日发表了我和呼延华长文《物理学家试探“泡沫学术”,两种文化论争热闹空前》,算是最早系统介绍和评论此事件的文章。虽然我当时还是一名科学主义者,但评论还是尽可能做到了平衡。
  进入新世纪,索克尔事件随着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几部相关图书的出版在国内引起更多人的注意,有些唯科学主义者如获至宝,以为找到了批判“反科学”的绝好材料。想起来,很有意思的。

2.4 “敬畏自然”之争
  我们跳到新世纪,看看去年(2005年)春天关于敬畏自然的一场争论。去年春南亚发生了海啸,伤亡人数当时初步统计达20多万。一时间,许多人在反思自然灾害造成的影响。这时候中科院院士何祚庥教授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我要严厉批评一个口号,即所谓‘人要敬畏大自然’——一种对人和自然的关系无所作为的观点。我认为,该防御要防御,该制止就制止。我们要尽可能减少自然灾害给人类带来的损失,但并不意味着要敬,要畏。特别这个观点是在当时‘非典’盛行的时候提出的。人类对‘非典’怎么敬,怎么畏?这个观点实际上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伦理化了。这个由某位副教授在中央大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的口号,实际上是批评科学主义,认为人类不该利用科学来有所作为,反映到人和自然的关系,就是敬与畏,不要老想去改造自然。这就在实际上走向了‘反科学’。”(http://power.itp.ac.cn/~hzx/wenzhang/ziran1.html,何祚庥,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环球》杂志2005年第2期)
  “某位副教授在中央大报上发表的文章”指的是什么?何老师的主页上一篇文章说得清楚:“‘人类要敬畏大自然’是某位副教授(刘华杰)在非典时期在某家大报(科学时报)上提出来的,目的是宣扬某些人所主张的‘反科学主义’。”(http://power.itp.ac.cn/~hzx/wenzhang/ziran2.html,何祚庥,人类对大自然必须“有所作为”或“大有作为”,《新京报》,2005年1月22日)
  其实2003年那时候我并没写什么文章,只是一名记者采访了我,采访以《敬畏:我们对自然的一种态度》发表在2003年5月23日《科学时报》上。但巧合的是,同一天《光明日报》有一篇署名“草容”的文章《非典教我们敬畏大自然》。事后,我曾专门给何老师打过电话,我只问他指的“大报”是哪家报纸,是不是《科学时报》?何老师否认,并说“《科学时报》算不上大报”。这样一来,估计何老师是把“草容”当成我的笔名了。我可以负责地说,“草容”不是我。关于这一点,清华的赵南元倒是猜得准确。
  闲话少叙。何老师采用的论证方法是很巧妙的,他招出了四个大字“以人为本”,用“以人为本”来对阵“敬畏自然”。
  我们国家现在讲的“以人为本”是什么意思?能用来对阵“敬畏自然”吗?现在讲“以人为本”,是针对过去我们有时不把人不当人看毛病提出的,它和“敬畏自然”之间是兼容的。但是何老师抬出这个政治上正确的词,是很吓人的,有人认为不好反击。我当时没当回事。但有人撑不住了,环保界的一批人迅速站了出来,特别是女性,如汪永晨女士、廖晓义及其女儿“馨儿”。“自然之友”的梁从诫也都出来了。他们说,做环保,一定程度上就要求敬畏自然,中国的环境为什么这么糟糕?可能就是因为人们不大敬畏自然,无视法律,敢于破坏自然,无法无天,现在不是胆子太小了,而是太大了。至此,争论还比较温和。
  这时“打假英雄”方舟子出场,写了旗帜鲜明、战斗性很强的文章《敬畏自然就是反科学》。之后新浪网也邀请双方进行辩论,何祚庥老师是一方,汪永晨等等是另一方。辩论的结果,在外人看起来,似乎是科学的一方非常有道理。其中有一个细节,何祚庥问汪永晨,武松该不该打虎?一下子把汪永晨问蒙了。何老师得理不让人,一连问了四遍,汪到最后也没有回答出来。这样的问题环保学者应当容易回来,实际上它是FAQ(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有一些常规的回答方法)之中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回答,后来有人在《科学日报》上进行了回答。(田松、刘华杰、刘兵,武松该不该打虎:三学者关于“敬畏自然”的对话,《科技日报》,2005年2月6日)
  “敬畏”是什么意思?好像就是“害怕”。对自然要害怕什么呢?我有了唯物论和自然科学,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只有迷信和宗教才讲敬畏。这种解释实际上是对汉语不了解,如果我们稍微懂点古汉语的话,会知道,“敬”和“畏”都是“敬”的意思,汉语中这类词很多。“后生可畏”就是“后生可敬”的意思。敬畏这个词有尊敬和谦卑的意思,表面没有害怕的意思。不过,引申为“害怕”也不算太过分。《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版还把“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中的“僵”解释为“僵硬”(第551页)呢!(2005年版已更正为“倒下”)
  敬畏自然这个争论很有现实意识,它涉及科学的话语在当今社会中地位、范围问题。大家差不多都不是完全从学究的意义来争论。对我们而言,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敬畏自然是否反科学?
  恩格斯有敬畏自然的思想,那他反科学吗? 著名的科学家、科普作家,卡尔?萨根也讲过敬畏自然,那他反科学吗?不知道何老师如何作答。何老师总是试图表现得政治上永远正确,想必不会轻易说恩格斯反科学。这场争论产生了许多有趣的文章,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一位网友整理了一份文献单子:http://www.csc.pku.edu.cn/art.php?sid=2474,大家可以参考。
  这场争论给人两点启示:(1)敬畏自然之争使人们更看清了某些唯科学主义者的自信、霸道;(2)也暴露了环保人士缺少必要的理论武装,虽然他们不乏热情。

2.5 废除中医“万人签名”
  今年(2006年)刚刚发生过废除中医“万人签名”活动。活动是由中南大学的一位老师张功耀发起的。其实,他是我们的一个同行。废除中医,号称要万人签名,但最终只签了100多人。
  大家知道,中医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先不说它是不是科学,它起码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中华文明得以传承下来,中医药在其中肯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现在宣称要废除中医,此想法太“牛”了。毛主席当年建设新民主主义科学文化,都没有要废除中医。张功耀却“呼悠”大家废除中医。这也罢了,这种事情竟然得到了何祚庥和方舟子的大力支持。何祚庥说中医的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是伪科学。中医的理论是不是阴阳五行说,我们也先不论,我们就看看阴阳五行说是不是伪科学吧。
  说阴阳五行说是伪科学,完全是非历史地看待科学的历史导致的怪论。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在新浪网上与何老师对话时也明确说过,阴阳五行说在那个时代是科学,是标准的科学,也许还是那个时代最好的科学。不能因为今天我们的科学家不大用它就把它打成伪科学。阴阳五行说也是一种模型、一种方法。阴阳五行讲的金、木、水、火、土也是在抽象的意义上讲的,跟我们现在的原子、声子、位移电流等抽象概念差不多,都是某种抽象,不能在完全实在论的意义上理解。我们现在的科学理论不也是一种模型吗?只不过我们的现在的模型更好一点,解释能力、预测能力更强一些。在那个时代,它发展到那个程度,已经不错了,也是有用的。如果阴阳五行说不是科学,我们就可以说古代天文学也不是科学了,我们还可以说早期的化学都伪科学了。现在托勒密的理论和牛顿力学也被超越了,能说它们都是伪科学吗?如果以这样的眼光来看科学史,也只有今天还写在教科书上的科学才是科学,其他的东西全是错的,全是伪科学,科学史就成了伪科学史,这显然是非常荒唐的。
  但是这种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特别是得到科学家一些自称懂科学的人士的拥护。废除中医的签名,惹怒了很多靠中医吃饭的人。我们国家靠中医吃饭的人很多,你说这些人都是搞伪科学,这就有问题了,人家服吗?我们国家的《科普法》规定了要反伪科学,搞中医如果是搞伪科学的话,这等于直接违反了科普法,所以很多人忍不住了。
  当何祚庥指责一些人科学文化人反科学的时候,似乎没什么人理睬,当他提出要废除中医的时候,许多人坐不住了,出来说话了。
  可以稍微评价一句,废除中医的举动,从现在来看,是背离当今世界科学发展方向的。现在,科学方法和科学观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刘华杰,方法的变迁和科学发展的新方向,《哲学研究》,1997年11期,第20-28页)1999年世界科学大会在布达佩斯召开,我国也有若干科技界名流到会,似乎也对大会宣言投了赞成票。当时的宣言明确阐述了自然科学与各民族传统文化、地方性知识之间的关系。中医等等是一些地方性知识,应该得到保护,而不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和准则来消灭掉它们。这些主张废除中医的人,是不了解1999年世界科学大会的精神还是要与此对着来?

2.6从《科普法》中剔除“伪科学”签名
  紧接着是今天要提的最后一个案例: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宋正海等人签名。他们150余人签名恳请从《科普法》中把“伪科学”三个字剔除。理由是,有人滥用“伪科学”三个字,妨碍了科学研究,打击了民间科学,特别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构成了冲击。他们的举动立即引来批评,何祚庥和方舟子自然要上阵。何先生认为此事“非常荒唐”。
  他们自己不断签名就有道理,别人签名就非常的荒唐。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掌握科学真理!其实是以为掌握。
  《科普法》确实把伪科学写进去了,而且规定要反对伪科学。但是科普法中并没有定义什么是伪科学?只是行政上象征性地说说要反对伪科学。整部《科普法》除了肯定“科协”的利益外,实际上基本上是不能操作的,相当于某宣传部门的一个文件。
  世界上好像只有中国有《科普法》,这表明中国更喜爱科学?在我来看,宋正海要求得还不够,应该重写《科普法》或《科学传播法》。重写科普法或者新编《科学传播法》应当包括哪些主要东西呢?我把想到的一些不成熟的方面罗列一下,恳请大家补充:(1)国家鼓励公民参与各类科学技术活动和决策,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以人民群众“愚昧无知”为借口拒绝公民的参与。(2)公民有权了解科学技术的进展及其影响,包括科技的风险,科学技术部门、科学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并就公民普遍关注的科技问题回答相关质疑。(3)国家保护个体、团体从事科学传播的自由,只要此传播不损害其他公民的利益。(4)国家鼓励科学技术普及,特别是科学读物和影视作品的创作、出版、发行,制订详细的财政预算、税收优惠政策和奖励措施。(5)科学传播隶属于文化传播,应当做到与本土社会、本土知识尽可能兼容,科普工作者不得以科学的名义以真理的占有者自居,越权行事。(6)国家保障公民的信息访问权和言论自由,禁止网络的非法过滤,禁止不规范的、侵害他人权益的打着科学旗号的“科技打假”行为。


三、科学文化的三极与第三极的壮大

  这几个例子,我快速地过了一遍,没有展开。
  我想补充一点:当年张君劢和丁文江是好朋友,他们之间的争论没有达到人生攻击的程度,特别是当时没有政治因素渗入,科玄论战中有意识形态渗入,但没有人利用“政治正确”来打人。这是值得怀念的。现在是网络时代,科技进步了,争论的语言、道德却退化了。
  我稍微概括一下。对中国若干年来的争论,特别是从2000年以来开始的一些争论(有许多我上面还没提到),可以作些总结,或者是把人群做一些分类。
  今天我在“第三极”讲这些东西,我就尝试分出三个极(其实叫圈子“circle”更好):
  第一极:“科卫兵”。他们试图捍卫一个客观的、纯洁的、永远正确的科学“圣殿”,他们自己则是保守“科学圣殿”秘密的骑士。仿照《达芬奇密码》的说法,他们要保守某个圣殿的秘密,不让他人、外行人知道。他们是科学的代言人,他们的科学观属于唯科学主义。他们的关键词是“打击”。只要是他们认为与科学不大对路的,就打击。这是第一极,典型的人物在华人圈中有一些。他们的逻辑是田松讲的“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
  第二极:“民科”,即民间科学爱好者。他们相当多受过自然科学的教育,他们主张对科学宽容的态度,也做一些另类的科学,但是其工作或话语不被主流科学界所认可。他们自称的科学,被“何方人士”等认为是伪科学的科学。他们的科学观是一种泛科学观,与整体论、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有一定关联,但他们通常不熟悉这些资源。他们实际上也持一种科学主义的科学观。为什么说他也是科学主义呢?如果你问他们,他们是不承认的。为什么呢?他们总是想往科学的堆儿里挤,想方设法说自己的东西是科学。从我们的观念来看,他们确实有科学主义倾向。他们的关键词是“宽容”。
  第三极:反科学主义者。极端的反科学的人物很难找到,反思科学的倒是有许多。他们会说,科学通常很有趣、很好,但科学本身也有问题,对整个科学都应当要进行反思。但是在中国和外国,这种极端反科学者都难找到。弱的第三极确实有。比如一些被他们称之为反科学文化的人,就是此第三极的人。他们的关键词是什么呢?是对科学进行“反省”,对意识形态已经正确的一个东西(科学)进行反省。这一派明确反对科学主义,但也通常被诬为反科学。
  第一极科卫兵高高在上,雄赳赳,说话底气足,容不得不同意见;第二极民科,也颇执着,但能够允许他人讲话(实际上通常也听不进劝告);第三极反科学主义者,站在旁边“勘科学”、看“科民”(“老刘”造的词)表演。严格讲,这三极都是“病态”的,所以中间我打了个大的红十字(指PPT演示稿),每派都有问题。
  我本人算在第三极中,为什么知道自己有问题,还“拼命”(何祚庥语,详见下文)地吆喝这个立场呢?是为了平衡那两个立场,如果没有第三极来平衡,对科学的理解可能会更有偏差。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三极都是民间的。方舟子能量再大,他仍然是民间的。有人说他有后台,我个人觉得他还是民间的,影响也有限。我们也是民间的,最多我们多几个学生听课。除了这三极,在中国是主流话语的还有个“无极”:官方意识形态化的科学解释者。“无极”其实是“最高极”。他们认为什么是好科学什么就是好科学,所以不要忘了这个极。我不参与政治,我们不再讨论这个。
  我们来看看第一极是什么样子?第一极的立场可以用王朔的一句话改编一下来描述,“我有科学我怕谁”。何老师讲过一句话,说自己既懂科学又懂马克思主义。这是什么意思呢?表面上是对他自己知识状态的描述。“我懂马克思”,“我又懂科学”,懂了这两样可不得了,那是“全无敌”。第一极的人物认定科学圣殿是纯洁无暇的(现实中,他们我他人一样也当然知道科学界什么事都有,但他们有特异分离术,“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科学的圣殿中甚至可以不要人,因为有神就够了。圣殿中无人、无劣迹,只有“神”和“神谕”。他们又自称是“无神论者”。最终神没有了,那么谁来填补神的“空缺”,当然是人了。首先的“神选”(人选)是他们自己。他们想做什么呢?说出来挺伟大的,就是想捍卫科学,“保卫科学精神”。中国科协下面有一个组织,叫做“保卫科学”什么的。
  但是第一极的这些人真的掌握了科学精神、宣传了科学精神吗?我相信有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当然有的时候他们也宣传了科学精神。他们喜欢用全称判断,据说这体现了科学的普遍性,我举一个例子:
  前几天,2006年12月7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针对“你对天地生人讲座有什么态度?为什么不和他们来往?”的提问,何老师说:“他们是专门宣传伪科学的。他(指宋正海――刘注)办的‘天地生人讲座’,所有去讲的人都拼命提倡伪科学,所以我们当然不跟他往来。”(据http://news.sina.com.cn/c/2006-12-07/090511723628.shtml) 一个懂马克思主义也懂科学的人,讲出这样的话,很有意思。何先生去过几次?审查过几次?我查了一下,这个讲座共办了700期,都什么人去讲过?有我们的科学史院士席泽宗先生。有我们社科院哲学所的梁志学先生,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朱训理事长、社会院的庞朴先生、北京农学院的张祥平先生、清华大学的吴彤教授等,这些人都拼命宣传伪科学?何老师讲这个话有什么根据?如果这种做法代表了“科学精神”,让有们都去学,会学到什么样的精神?
  科学主义者常主张反对伪科学,他们讲的理由之一是,伪科学用一些虚假的、违背科学原理的东西来危害百姓。这个讲法似是而非。用违背科学的方法来危害社会,其危害有多大?比如我用一种巫术的办法,如跳大神,让你们全部倒下、全部死亡,如果你们信了,可能还会有点作用的,若不信,便没有用的。我用一种反重力的装置去杀人和用一种利用重力的装置来杀人,哪种有效?用反重力的原理和装置来杀人,这是不灵的。让大石头受重力作用掉下来,可能把人“砸死”,让石头自动往上蹦,把人“顶死”,不大容易吧!
  我现在说说第三极。不是要和第一极去论战,也不是与第二极论战。论战是战不出什么名堂的。我们相信“普朗克定律”。第三极主要从人文的角度来看科学技术,反对唯科学主义。反对唯科学主义不是反科学。我本人也不是反科学的。 我周边的一些人也都不反科学,但是时常被诬为反科学,被戴上了反科学的帽子。开始还颇在意,现在只当作好玩了,我的email专门注册了antiscience字样,算是一种“恶搞”吧。《科学时报》因为经常发表我们的一些杂文,也被不幸地诬为反科学时报,我们北大科学传播中心也被诬为反科学传播中心,很好玩吧?
  第三极需要壮大,幸好我们有着与年轻人相处的便利,能够从教育角度尝试做一些事情。他们对科学的看法是一种旁观者的看法。从第三极的角度看,首先认为当代科学不支持“科学”决定论,可参见波普尔的《开放宇宙》。 第二,自然科学本身是不确定的,可参见波拉克的《不确定的科学与不确定的世界》。第三,科学本身是有风险的,而这个风险是通常是不被察觉的,可以参见贝克的《风险社会》。第四,不但科学有风险,科学技术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一听这话,准以为我太反科学了,其实,我不是那个意思。现在的科学已经制造出来了一些“致毁知识”,这些东西是可以毁灭人类和地球上其他生命的。在我们看来,科学不能凌驾于民主制度之上,科学要为生活世界服务。
  有人把第三极的几个高校教师称之为“F4”(有多个版本)。[展示几张照片]
第三极的眼光怎么来的呢?国际上有几门学问统称为“Science Studies”。这个词组很难翻译。你译“科学研究”,科学家就不高兴了。科学家的研究是对象性的研究,而Science Studies是二阶的元层次的研究。有人说科学学、科学论,这些名字以前被用过。我建议叫“科学元勘”,它指把科学家作为一个对象,把科学活动作为一种对象来考察。但是,这样一考察就看出问题了,会发现科学圣殿不那么神圣,科学家做什么的都有。一个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他可能道德很败坏,其它对应关系也都存在。但是,每种对应都没有必然联系。
  对科学圣殿经过这么一“勘”,就有问题了。用江晓原老师的话问:“科学可不可以被研究?”他问得很温柔。但是当他这么一问时,他就已经从一位科学主义者开始向了一位反科学主义者转变了。
  科学圣殿是不是不堪一勘呢?(我刚为《中华读书报》写过一篇同名书名)如果想“拼命”维护本来就不曾存在的科学圣殿形象,当然,它可能就不堪一勘了。如果客观地看本来的科学,科学还是能够经受一勘的。科学没有必要维护圣殿的形象,科学也是一种普通的文化,当然是一种重要的文化。
  可以而且应当对科学进行各种各样的反思、考察,科学相当程度上代表工具理性,除此之外还有价值理性和社会理性等等,总之科学没有穷尽理性。我们今天反对唯科学主义,也有很多的进路。由于时间关系,我不专门讲了。从人文学科反思科学,是正常的,否则科学会成为一种霸权。
  我小结一下。斯诺所讲的文化,在西方的文化中是一个自然的演化过程,到了中国有一个非常唐突的演化过程。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经历了巨大的连续转型。我们的科学,从几乎没有,到各高校都讲科学,以及我们有了导弹、神六上天、奔月计划等,基础科学也有很好的发展。这些都是可喜欢的变化,也可以说是进步。中国科学在快速、稳步发展,这是一个事实,个别人以偏概全,诽谤中国科学,完全不必理会。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科玄论战的中的一些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敬畏自然”之争是一个中国特色的“科学大战”。中国现在还处在一个大的社会转型之中。科学无疑是讲道理的,科学是有理性的,但是科学并没有穷尽的理性,科学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科学也不等于正确。我们没有必要提倡第一极的唯科学主义的观念。
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讨论:
  问:我问几个问题。上次张教授也讲到了同样一个题目,今天您说您是接着他的话题在讲。在过去一百多年以来,您怎么看待科学的观念或者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对当今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这是第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历史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在我们现代的社会结构中,研究人文的学者,与做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相比,在地位上有极大的不同。在社会结构上也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财政拨款、经费和社会地位等等。您对这样的情况,或是作为一个历史发展的结果,有什么说法和评论?
  刘华杰:科学的概念是变化的。一直在变,不但在中国变,在外国也变。16、17世纪理解的科学和现在理解的科学肯定不一样。我们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说起。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典型的科学哲学是逻辑实证主义。这种科学哲学对科学持高度赞扬的态度,想证明科学知识是普遍的、客观的、与众不同的。用不好听的一种说法,是科学的“帮闲”。当时的科学社会学也是这样论证的。但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情况有了重大的变化。人文学者对自然科学开始提出问题了。科学知识真的那么可靠吗?科学家讲的东西完全可信吗?科学的社会运作都没有问题吗?科学研究的经费应该给那么多吗?百姓能否参与科学?这样一提问题,就诞生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科学哲学,就是反思和批判型的科学哲学。这种科学哲学不大受科学家的欢迎。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更是如此。
  补充一下,实际上第一种科学哲学也不受科学家的欢迎。科学家会觉得这些帮闲式的哲学家都是事后诸葛亮,他们的学说对科学研究几乎没用。比如,科学哲学之于科学研究,犹如鸟类学之于鸟一样,没有什么帮助。
  第二种意义上的科学哲学出来以后,科学家的阵营和科学主义者就不安了。说这是一种反科学的行为。与它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其他文化运动,如新时代运动、后现代运动。第二种科学哲学在我们国家影响很微弱,即使是一些后现代的学者,也不敢碰科学。我认识几个后现代的学者,他们仍然认为科学很特别。他们觉得对其他的文化都可以进行考察,唯独对科学不能进行社会学的考察。但是在现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眼光来看,科学也不特殊,也可以考察一下。
  这种科学观的转变,恐怕不可逆转。重建圣殿形象,不那么容易。当然,科学有内容,科学有力量,科学不至于被说一说就说贬了、说坏了。
  您的第二个问题是问,为什么我们国家特别重视科学技术这一块,对人文社会科学投资不足?这个问题是事在人为,您看我们国家的领导人都是什么出身就知道了。我们前一届政治局的领导差不多都是学理工出身的,甚至学理的也很少,主要是学工的。他们把社会问题主要当作工程问题来看法。工科思维在中国社会很典型,有优势。有人拿清华和北大对比,当然是当笑话说的。说清华讲究工科思维,北大讲究人文思维。比如(只是假定)考虑教师涨工资的事情,北大人会长达几个月或者一年在反复讨论要不要涨的问题,而清华已经用一两周的时间制订具体的方案,几个月后已经涨完了。从这个例子看,人们都会认定清华人厉害、聪明、实在。工程思维或科工科思维确实有效,他们会先看科学上、技术上、经济上能不能做到,能做就做。而人文的思维常常是,某件事该不该做,在能做的情况下不做行不行。要知道,许多伦理问题恰好是,能做而不做方为伦理。现在,通常是我们是这样的,只要科学能够做到的,就会去做,就坚持要做。
  我们也希望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不光有学工的,有学理的,还要有学文的,特别是要有学法律的。多样性,会使我们的国家前程更美好。
  问:我听您讲了之后,我觉得第三极应该和第二极、第一极是处在一个平衡点呢?还是帮助第二极对付第一极呢?
  刘华杰:您提的问题非常好,非常关键。
  不存在谁对付谁的问题。今天我对第二极讲得很少。北师大的田松老师和清华的蒋劲松老师讲这一极更合适。就宽容和多样性而言,第二极与第三极有一些共识,宽容和多样性有什么不好吗?中国社会转型期不是还缺少这些东西吗!对“伪科学”也可以也需要宽容,因为这三字所说的东西是复杂的,从来不是一个东西。
  我们对第一极和第二极的看法是什么样的?我刚才讲得更多是对第一极的不满,实际上我们对第二极也不满。像宋正海先生组织的签名我们也没有去签名。我们道义上支持他们,但是对他们的一些说法也不认同。
  第三极是独立存在的。
  这三极各自的立场是不一样的。第一极看第二和第三极,都是反科学的。第二极看第一极,是唯科学主义;看第三极,觉得态度上和他们比较接近。第三极认为第一科是唯科学主义,认为第二极也是唯科学主义,只是弱一些。当然,第二极本身也会同意的。
  我们在座的有多少人支持《科普法》中保留“伪科学”字样?[清点人数]还不少。
  很好,当年我也支持。当年我也是反伪科学的一员,也说了一些过分的话,现在我反思起来都觉得不好意思,在此再次表示歉意。当时,我是一个很强的科学主义者。我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天经地义的,我在捍卫科学、打击一些骗子。像何方人士喊的一样,我原来和他们一个战壕的。但是今天看起来,情况不是那样的。在现实中,科学与伪科学无法很好地划分界限,谁掌握了话语权就说别人是搞伪科学,这在历史上有沉痛教训的。
  当年的李森科,本人在搞伪科学,却指责西方的摩尔根的遗传学是伪科学。他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把争论对方的科学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把自己的遗传学说成是无产阶级遗传学。当年在苏联唯一的遗传学就是李森科的遗传学,后来看是错误的。这就是,谁有了话语权,谁就可以判断是非、真假。这就是社会学对伪科学的看法。
  事情也许没宋正海说的那么严重。《科普法》象征性地惩罚伪科学问题不大,本来这个法律就是个摆设。只是从法律严肃性的角度看,科普法中应去掉这样的词语。法律不应该判断谁是科学、谁是伪科学。法律条文应当是紧扣利益和权利关系,对于利益侵害要做一些限制。现在,如果伪科学确实侵害了某些人的利益,可以从其他的法律来起诉它。没有必要动用伪科学这样一个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词汇。这是我现在的想法,这大概也是大部分的人文学者为什么支持宋正海、要把伪科学字样剔除科普法的原因吧。
  问:三极之间可否折中?
  刘华杰:当然,现实中可以,也是应当的。中国人有这个智慧。极端是没有出路的。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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