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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7年2月2日《文汇读书周报》
南腔北调(53)



是谁再造了病人?
——关于《再造“病人”》

□ 江晓原  ■ 刘 兵

 

  □ 这本书的书名就是令人惊异的——再造病人?难道病人是被重新(或故意)制造出来的?但事实上,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来阅读这本书,就会意识到许多有待深省的问题。比如作者在导言中说:“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西方,疾病隐喻变得更加恶毒、荒谬,更具有蛊惑性。它把任何一种自己不赞成的状况都称做疾病。”而这些恶毒、荒谬和蛊惑性,当然也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之后长驱直入了:“得病的身体作为一种文化的隐喻和载体,内涵和边界日益扩大,甚至暗喻着中国国土疆界被频繁侵害。‘身体’疾病通过西医的治疗实践逐渐变成了形形色色的国家政客、现代知识精英、地方士绅和普通民众发挥想象的场所。”
  对于我个人来说,最初,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西医作为一种“科学”,它挽救生命,保护健康,解除病痛。后来,知道西医至今也不是精密科学,但至少在一定的百分比上,它仍能挽救生命,保护健康,解除病痛。再后来,从科幻小说中,读到大医药公司如何故意散布病毒,使人们不得不依赖他们的药品,从而获得巨额利润之类的故事(如玛格丽特·阿特武德的《秧鸡与羚羊》),但总认为这只是小说家的幻想而已。到了现在,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已经看到了无数医德败坏、药价黑幕之类的事情,但总认为这只是少数人道德败坏,或制度设计不尽合理而已。
  但是,本书中的这些言说,确实是我先前未曾想到过的。

  ■ 是啊,当我们把医学仅仅当作“科学”的时候,一是犯了一种简单化的错误,忽略了甚至包括西医在内的医学同时具有的其他维度,二是内心中的科学主义仍在作怪。
  但是,读此书,显然收获不仅仅于此,而是让我们对于医学和病人有了更为全面、更为深刻的理解。特别是放在中国的语境中,也让我们对于像何为中医这种目前已是争论得极为火热的问题有了更多的思考。而且,在这本书中,作者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在写作,但其视角和写作方法,又绝不是那种在历史学中传统的方法。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最新的学术主题、观点等等散布在全书各处,但正是这些新的视角和观念以及叙述的方式,才使我们对于作者所考察的在特定时间段里中国的医学的发展演进有了更多的认识。
  还是在这里先讲一点小问题。此书封面上印有标题的英文翻译,是Remaking “Patients”。可是我觉得,这里译得有些硬,如果不用Remaking,而是用Reconstruction或Reconstructing,无论在对作者原意的表达的准确性上,还是在英文相关学术要领的习惯用法上,都会更好、更贴切一些。

  □ 我赞成用Reconstructing Patients——在传统的中文表达中,“再造”通常都有“重新建构”之意,比如以前一个新的王朝建立起来,就被称颂为“乾坤再造”。我甚至觉得,书名中的“病人”二字上的双引号也可以省略,这样更能使书名有发聋振聩之功。
  在西方现代的医疗理念和制度进入中国社会之前,中国社会中本来也有自身传统的行业来发挥同样的功能。比如中医为民众提供医疗药品服务,“稳婆”或“吉祥姥姥”提供婴儿接生服务,“阴阳生”负责死亡鉴定服务等等。但这一切在现代化的西医看来,都是愚昧和迷信,都在必须扫除荡涤之例。如果民众不能很快“觉悟”,对这些东西还留恋不舍,那就不惜用行政力量、甚至更特殊的手段来扫荡之。本书作者依据大量第一手文献史料,详细描绘了在中国城乡发生的这种扫荡的过程,并从中揭示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对政治话语和社会资源的争夺。

  ■ 在国外,在广义的科学史研究界,按照美国科学史家席文前些年提供的数字,研究中医史的历史学家人数占有了压倒优势,而在我们这里,却反而是那些不懂医学,更不懂医学史的科学主义者们的声音叫得最响,也带来了很大的误导作用。也许,这与我们这里研究医学史的人的专业背景有关,他们大多还是在那种特别传统的历史观的指导下从事研究,因而很难有一种更有文化感和新观念的成果出现。正因为如此,相比之下,我们曾谈过国外研究者费侠莉的那本《繁盛之阴》,其实,国外学者白馥兰的《技术与性别》一书,里面也同样有很有创见、很有启发性的以中医史的研究,而我们现在所谈的杨念群的这本著作,则更有本土研究的风格,同时,又具有着鲜明的现代,或者也许应该说是后现代的意识。由此,我们再一次看到,科学观和科学史观以及史学研究方法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的历史研究的质量和新意。

  □ 本书所采用的文化人类学方法,给我印象颇为深刻。例如,本书的第三章中有“‘警’与‘医’:分分合合的轨迹”一节,讨论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城市中的早期“公医制度”,竟是和警察制度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公共卫生部门甚至就是警察系统中的一个部分。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权力是如何介入市民的日常生活的。又如,第四章描绘了坊间传统的接生婆及其营生是如何被现代的医疗机构所取代的,特别是其中的“产婆关印氏”、“徐小堂喊告”和“三种不同的声音”三节,分别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北京城内三起产婆与“保婴事务所”派出人员及产妇之间的诉讼个案。书中披露的原始材料;让人看到这样一幅图景:现代科学技术有时并不是仅仅依靠它自身的有效性而被公众自愿接受,而是要借助于别的力量(比如行政的力量)强迫公众接受的。对于医学这种迄今也还未成为精密科学的学科来说,情形更是如此。

  ■ 其实,书中像这样有吸引力、有新意的话题还有许多许多呢!而且,除了你所重点提到的那些问题之外,我更感兴趣的是在这种对于“冲突”的重构背后,在全书中所渗透着的对于医学的理解。这种理解,决不是那种只学会了一些具体的医学知识就能达到的。就像我前些日子看一本美国关于技术素养的报告中的说法:作为专家的工程师们并不天然地就是具备理想技术素养的人!此话搬到医学的问题上似乎也同样适用。因此,此书的意义也是多重的。除了作为历史文本的启发性意义之外,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医学究意是什么的问题,对于医学素养(如果可以这样讲的话)的提升,它也同样具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政治空间(1832~1985)》,杨念群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定价:36.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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