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页 


论“做活”

俞晓群

 

    “做活”这个概念,是我30多年前上山下乡时,从农民大爷那里学来的。它是说,在移植稼禾草木的过程中,秧苗总要经历一个重新复活的阶段。一般说来,禾苗、瓜秧之类,移栽后大约有3、5天的时间,才能确认它是否成活;被移植的花木再开花,需要3、5个月;果树移植后再挂果,需要3、5年的光景。凡此种种,就叫“做活”。
  我为什么会想起这些往事呢?说来有趣,前不久与一家外国出版公司谈合作,说到投资回报时,我方提出“当年投资,当年盈利”;外方老板却说:“这样当然很好。但我们更关注的是,如何真正地做活一个新企业,它总需要3到5年的努力和验证。”你看,他也提到“做活”,他也提到“3到5年”!这些概念和数据,竟然与当年农民大爷的话如此吻合,让我怎能不“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呢!
  其实真正做过企业的人一定清楚,这位外方老板的话很正确,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经营常识”。我就经常在实际工作中遇到这类“数字化”的问题。比如,办一本杂志,起步最难;接着是死是活,总要看上3、5年。在我创办《万象》的过程中,就体验了一把“文化载体”的生死嬗变。1997年《万象》创刊之初,虽然我挂名主编,但对办杂志毫无经验。正是“万象书坊”的老少坊主沈昌文与陆灏的主持,才使它经历了第一年5000册、第二年10000册、第三年15000册的缓步增长。此后,《万象》有了作者与内容的品牌,有了“小众文化”的定位,每一年的印数持续稳定在2到3万册之间。这时,经验丰富的沈先生说:“《万象》活了,它有了自己的生命。”沈昌文是《读书》的前任主编;在人文杂志的圈儿里,《读书》是一杆旗帜,它的名下书写着陈原、陈翰伯、史枚、范用、沈昌文、董秀玉、吴彬等许多优秀的名字。作为这个团队中的一员,沈先生的操作与判断,自有高明之处;不然何以在生生灭灭的杂志群落中,《万象》得以正确定位、稳步存活呢?
  由此,我也想到许多年前,我与当时在《读书》任职的扬之水的一段对话。那时扬之水要离开《读书》,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去搞她喜爱的《诗经》研究。我问道:“编辑的变动不会影响杂志的生存吗?”她说:“不会的。《读书》是一本已经完成了文化定位的杂志,就像一代代文化人已经修筑好的一个舞台。编辑只是舞台上的剧务,进进出出都起不了决定作用。”如果我们把扬之水的这段话,套入上述农民大爷“移植秧苗”的理论,那就是说,《读书》是一本已经“做活”了的杂志,只要你不把它“连根拔起,重新栽种”,它依然会如旧存活;活好活赖、活长活短,还要看传承的力道。
  顺着农民大爷的思路,我又想到:“做活”还有真活与假活之分。比如2005年我到过雅典奥运场馆,见到路边一棵棵硕大的橄榄树都死掉了。我问当地人:“为什么会这样?”他们说:“这些大树是2004年奥运会时移栽的,当时好像已经活了,其实它们并没有生根,只是自身残存的生命支撑着游魂假息;当存量耗尽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缓死’的现象。越是大树,越易如此。”此时,我理解了,为什么上面我提到的那位外国出版商,总是在强调对于一个新建企业必须作3到5年的存活考察,他是在防备“伪存活”的骗局。我也理解了,为什么一些有识之士大声疾呼,我们改革成败的重要标志,是如何实现存量与增量的转化。像目前一些企业重组、整合等,只是出版改革的第一步,它实现了存量的空间形式的变化,带来重新组合后的存量的相对增长,这是一个量变的过程;而一个产业的真正的变化,应该发生在增量的指数上,这是绝对增长,是质变。当然,这个指数也有正负之分,正增长叫“做活”,负增长叫“做死”。
  接着,我又想到农民大爷的另一段话:“判断一棵秧苗活没活,不是看它上面的叶子是否茂盛,而是看它是否有新的根须发出来。”以此类比,一个文化企业真正“做活”的硬指标是什么呢?正是它的“商业根须”。我们出版企业的商业根须是什么呢?正是它的“图书品牌”。记得有一次,我们向一位外国金融家介绍出版社,当我们说到享有哪些国家政策、拥有哪些计划性产品(甚至教材)时,他们都不屑一顾;只有说到我们还有哪些市场化的品牌图书,它们具有什么样的商业品质时,他们才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说:“企业购并的关键是要买到市场化的‘商业活体’。一个出版公司的活体,就是它的非计划性的品牌图书。尤其是随着中国市场化的深入,计划性的东西很快就会走到尽头。”
  写到这里,我有些自责。又是购并,又是国际化,那么时髦的概念,竟然都没能逃过30年前一个如此落后的小乡村中,一位“农民大爷”的法理。这是一个农业古国的诡秘,还是我们都脱不出毛泽东留下的伏笔?总之我现在才明白,无论世道怎样变化,在我的骨子里,还是一个“下乡知识青年”!

 

 

 

20070211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