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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7年2月2日《文汇读书周报》


《当科学遇到宗教》错读

吴 慧

 

  公元683年,一个婴孩呱呱坠地,虽然也有传记将这场生命的开始描绘得祥云密布,但更多的传记写的却是他窘困的孩提时代。也是名门之后,但在少年或者是童年时代,逢遇变故,家境败落,父母双亡。他是有异于常人之相的,少年老成,博闻强记,卓而不群。后来入山学佛,先拜在名师普寂——也就是被惠能以“菩提本非树”的偈语抢走衣钵的神秀的嫡传弟子——门下,之后又四处游历,学习佛法,成就为一位大德。
  这位大和尚在唐玄宗身边效命十年(717-727 A.D.),最后的身份是密教的阿阇梨,相当于教团中具有高尚师品的教授。他一度被唐玄宗礼为国师,熟悉玄武门事变的人会记得有一个重要角色叫张公谨,那正是他的曾祖父。史书上称这位和尚为僧一行,一行是其法号,或者也称为大慧禅师,这是圆寂后玄宗的对他的颁赐。
  这位高僧名垂史册的另外原因是,他编制了中国历法史上一部重要的历法——《大衍历》。这部颁行于开元十七年(729 A.D.)的历法,正如它所处的盛唐的时代特征一样,融会贯通,并且自汉至唐,评论了三十多部历法在各种问题上的短长。一行尽力完善着对日月运动的不均匀性的描述,终结了平朔定朔之争:从刘洪首先认识到月亮周期运动中速度有迟疾变化开始,及至傅仁均编写《戊寅元历》,在历中使用定朔,因为在编排朔望月时产生连大月连小月而再次受到诟病并不得不放弃,其间纷繁复杂争论不休绵延半个世纪。对日月运动的正确描述,直接关系到能否准确预报日食。开元九年(721A.D.),僧一行受命编制新历,起因之一即是《麟德历》对日食的预报失时,所以需要一部更好的历法。当然,除了对日月运动的不均匀性的掌握之外,一行走得更远。
比较有趣的是,一行始终仅仅以僧人,而非正式官员的身份,凌驾于当时的司天监监正(皇家天文台台长)主持了修历工作。同是僧侣和天学家,如果改换语境,将一行看作是科学和宗教的结合体,那他的就很特别了。
  这样的语境改换,会经不起一条狡黠的提问: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和宗教?可是,你就不想看看这两样与宗教和科学形似的东西是怎样在同一个人身上共存?或者也许你也认为成为一名高僧和编制一部历法两者本就不冲突,那么,你是否仍有同我一样的兴趣,去思考一下这样的不冲突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它越过了诸多看不见的障碍,或者它其实是各种因素促成的结果,虽然这些因素却是看似水火不容的。再或者,可以将视野投放得更远些,看看有些恩怨情仇是怎样发生在了西方的科学和宗教之间,以此为僧一行的特殊身份和经历,作一笔不见得真的需要的脚注?在我的设想中,最终我们还将需要也必定会收回远赴天边的视线,仔细咂摸孕育出僧一行的东方文化的真味道。
  我对本书——《当科学遇到宗教》——发生兴趣,完全是出于一行的缘故。
  对僧一行来说,首先成为一个僧人对他成为天文学家是一场契机。隋唐之际,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几位具有宗教背景的制历之人,比如僧一行、李淳风、傅仁均,比如张宾,或释或道,在整个历史长河中成为一个可堪思考玩味的片段。在这个集团中,宗教背景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知识来源甚至更多。比如僧一行,在他的学佛游历中,曾到过天台上。《宋高僧传》中,仅写他从一位善算的隐名大德那里有所学,在《佛祖统记》中即说一行的历学本领直接学自这位高僧。作为一个天文学家,在一行的知识结构中应该也曾发生过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冲突。一行在学习密法之前,学习过禅宗、天台宗、律宗,虽然广习佛法的现象其实是很普遍的,但大乘佛法和密法至少在对待天文历算上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在一行所翻译或者撰写的佛经中,有《北斗七星护摩法》和《七曜星辰别行法》直接以星宿为题材,礼拜星辰并求获得福报。在显宗佛教中,日月五星在乾陀罗山的上空,在须弥山的一半高处,处于色界最低层,所以佛教中更无星斗崇拜一说。当大乘教法和密法以及天文学三者同时出现时,内中的关联就复杂了。事实上,印度天文学传到中国,佛经,主要是密教佛经是它重要的载体和途径。
  虽然我相信两年前我一定见到过这本《当科学遇到宗教》,但两年之后,我只能从图书馆的书库里有目的地调出它。当然,两年前它的中译本的书评中有那么两句话,更直接地促动了我的兴趣。
  第一句是对本书作者的介绍:“今有美国学者伊安·巴伯,1949年芝加哥大学的物理学博士,1955年耶鲁大学的神学硕士,并一直在大学教授物理学和宗教学,具有这样的知识背景,巴伯教授无疑是有资格来谈论科学与宗教这个话题的。”
  第二句是:“事实上巴伯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把公众的通俗的信仰层面上的事情排除在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之外,体现了一种精英学者的优越感。”
  由此确认此书可以用来为僧一行的经历旁征博引,是对巴伯不恭敬的,但事情的结果是,本书并不能用来征引发生在东方的科学和宗教,但这本书本身却很值得。
  “冲突”,“无关”,“对话”,“整合”。首先,这是巴伯对科学和宗教之间关系的分类。巴伯在第一章中综述了这四种关系,在他的语境中,排在后面的“整合”显然要比“冲突”具有理性:当一个问题仅仅只是被从学理上讨论的时候,它的包容力却是最强的。然后,巴伯在他设置的专题中,分别以此四种关系展开史料的运用和分析。这几个专题分别是:天文学和创世、量子物理学、进化论、遗传学、上帝与自然。
  五个专题中,天文和创世以及上帝和自然这两组,具有一些普遍意义。上帝六天创造世界、盘古开天辟地、大梵天创生万物等等,对于世界的产生、人和自然的关系,几乎是每个民族每种文化都涉及的母命题。从这个角度讲,虽然写的是西方,但同样能够令古老的东方文化产生通感,因为整个人类面对的问题是相同的。
  试图从此书中找出一点人类在科学和宗教这两种形而上的活动上的相同点,应该是可以的,但如果试图以此来为一个唐朝的和尚天文学家做笺注,看来是枉然,巴伯的出意原本也仅是着眼于近代科学和基督教。如果时间和地点,向着同一维度延伸,不知道一行对发生在他西方邻家的这场科学和宗教的相逢会怎样看,这样想,也竟然是很有趣的事情了。


《当科学遇到宗教》,(美)伊安·巴伯著,苏贤贵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3月第1版,定价:1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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