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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历史化”影罩下的文化出版

俞晓群

 

  《出版商务周报》提出,探讨一下“近两年出版人才结构转型”的问题。我的脑海中,立即蹦出两件事情。
  其一,近年来,出版队伍建设的主题是什么?我想到了一个“跳”字。这也不是我想的。这些天我们引进一本书,名曰《PING,A FROG IN SEARCH OF A NEW POND》,此书的中文繁体字译本由台湾大块出版,书名译为《青蛙为什么要走路?》。其实,它的直译应该是“寻找新池塘的青蛙”。此书在西方颇为流行,因为它所叙述的,正是我们所面临的“跳槽”问题。在“跳”的主题下,我们的“人才结构”已经变成了一个“活体”,它表现为三大特征:
  1,跨地区的跳动,其口号为“到北京去,到上海去”。这一风潮的直接结果是,以地域为分割的计划性出版布局开始出现“文化崩解”的迹象,因为人才的流动必然引起产品的流动。其拯救的方法是地方出版产业的资产流动,像广西师大、上海世纪那样,将他们的触角伸向北京,伸向文化中心。
  2,跨行业的跳动。“跳出”的就不说了;对于“跳入”的,跳入出版局一类政府管理部门的就不说了,刚出校门的也不说了,值得关注的是那些社会上、商场上的“熟男熟女”,像对职务与教材利润感兴趣的行政职员,将图书称为“快速消费品”的推销员,深陷“网络思维”的网虫,仅精通外语的“版权经理”,“行业通吃”的MBA,等等。他们的跳入是一种进步:商业化的进步,实用主义的进步!
  3,“跳动”的现实,将出版人才结构推向“动荡”的状态。如果这种波动也算是一种“转型”,那么它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出版资历”的贬值。“资深”二字是褒义还是贬义?出版行业的个性化品质、职业化精神是否还有意义?出版社管理是否就等同于工厂的管理,编辑是否就等同于工程师,书商是否就等同于杂货商呢?
  其二,谈到“出版人才结构转型”。
  1,出版社社长的选材与地位,应该是目前出版界人才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出版产业的发展和命运,更多地维系在这500多人的手中。所以,选好社长是重要的,还应该稳固社长的地位;不能因为出版布局的变化,而弱化“社长”的工作环境,进而淡化社长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责任。
  2,许多行政专家进入出版行业,带来规范化管理的新鲜空气,对于党的喉舌与阵地建设很有意义。但同时也要注意行政化的倾向,因为出版毕竟是一个游离与事业与企业之间的“文化产业”,它鲜明的行业特征和专家化人才结构,决不能忽视或轻视。
  3,许多经济人才进入出版行业,打破了建国以来中国大陆出版业的“极端事业化”单位的局面,助推着整个出版行业的市场化的转型。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在商业评估的链条上,出版行业的加权指数太多,它经常表现出对通常的商业规则的摩擦或抵触。比如,畅销书是好商品,但不一定是好作品;一般商品越新越好,有些图书却越旧越好;一般的工厂只生产一种商品或一类商品,而一个出版社一年却要生产几十种,甚至百种、千种图书,并且千书千面;一个出版社的图书不可能本本挣钱,它的产品结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长、中、短线与“盈亏搭配”结合起来,构成一个良性的商业运行机制。所以,有观点认为,出版是一个经验型的行业,它需要学术专家、文化专家、商业专家的参与,但更需要出版专家的总汇,最终做出经验性的商业判断。
  写到这里,我又想到一个流行的概念,那就是备受批评的“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倾向。这种思潮的危害,也应该引起出版界的注意。总之,出版行业最讲“传承”二字,内容上的文化传承与人才上的师徒传承结合在一起,才是结构调整的根本所在。有一则故事讲道:一位经济专家被任命为一个出版社的CEO,他称封面为封皮,他称教辅为教材;这倒也罢了,关键是他说:“为什么要编那么多的书?我们追求的是一本书打天下!”他还动员全社编辑找出最盈利的图书门类,于是有人偷偷地送给他一本《花花公子》。

 

 

20070121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