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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出版人》2007年第1期


2006科学文化阅读印象

江晓原

 

  2006年的科学文化图书,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热点,却也不乏好书佳作。我所谓的科学文化图书,并不包括那些低端的传统 “科普”图书。那类图书基本上已经不会再进入知识阶层的视野,更不会引起他们的关注。取而代之的是近年得到越来越广泛接纳的“科学文化”图书。这些图书将目标读者群定位为知识阶层,包括学者、教师、白领、政府官员、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等等。其宗旨则有如下几项:一、提供学术积累,比如与科学相关的重要史料的整理出版;二、提供或启发跨专业领域的思考,所以有许多“跨界”的知识;三、提供从科学及相关资源终开发出来的文化娱乐。
  在这方面贡献最突出的,或许当推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该社的《竺可桢全集》是持久的文化工程,也是科学文化方面的大功德,2005年12月推出的第五、六、七卷,因2006年初才进入市场,未曾纳入我“2005年科学文化阅读印象”的视野,此次当然不应遗漏。第五卷为竺可桢的外文论著,第六、七卷为竺可桢1936~1940年的日记。竺可桢作为20世纪中国科学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往来多属名公巨卿,所历不乏军国大事,其日记又持续多年,且事无巨细,尽数记录,故有多方面的、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
  该社的《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美国的科学与卫生普及》一书,也许是今年科学文化书籍中最富思想启发功能的一本了。本来我们早已习惯于科学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忽然见到 “科学败给迷信”之说,自然会有惊奇之感。作者认为,19世纪那种科学家积极介入科普领域的局面,到了20世纪就开始改变了,迷信披上了“科学”的新外衣,采取新闻、广告之类的形式来传播自己。喜爱迷信的媒体开始与传统科普争夺地盘,神秘主义思想,甚至迷信都被广泛容忍。科学家则逐渐撤出科普阵地,让一些记者接管了向外行听众介绍科学的职责。后来科普活动中又进一步渗入商业利益,成为广告宣传的附属品。围绕着本书耸人听闻的书名,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和思考,诸如作者所说的“科学败给迷信”是不是事实?如果是事实,它对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科学强国是有利还是有妨?科学到了今天,究竟还能不能被普及?等等,都是令人深思的问题。
  该社的《一种文化?——关于科学的对话》,是今年有关“科学大战”的又一重要读物。在本书结语中,两位编者归纳出了论战双方在“有话好好说”会议后得到的如下三点共识:一、“科学论对科学的旨趣没有敌意,既不是它要处心积虑地反对科学,也不是它无意中的副产品要反对科学。”二、“在这场科学大战的整个过程中,误解和误读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三、“科学论是令人感兴趣的,并且可能是有益的研究领域。”这第三个“共识”看起来就相当勉强了,很像两个关系紧张的国家,双方首脑会谈后,发表的字斟句酌的联合公报中的措词。要靠这样的和谈给两派真正带来和解是很难的,但起码也能对问题进一步澄清,对双方的观点减少“误解和误读”,总还是很有好处的。这里还可以提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引进的《超越科学大战》和《科学与文化》两书,也是2006年与这一主题相关的新书中值得注意的。
  而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水晶太阳之谜——现代人失落的宇宙奥义》一书,则是该社又一别出心裁的尝试。作者坦普尔先前的写作风格,到本书中被极度地发扬光大了。这种风格不妨称之为“渊博而多情的夸张”。在本书中,可以明显感觉到某种“民科”味道(书的副标题“现代人失落的宇宙奥义”也加强了这种感觉),不过本书堪称“民科”中的上乘之作。和国内的“民科”著作相比,坦普尔至少在学术包装上,在旁征博引的技巧上,明显更胜一筹。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出发,出这样一本“民科”中的上乘之作,也不无积极意义,关键在读者怎么去读。
  江苏人民出版社今年出了几种相当重要的科学文化著作。白馥兰的《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是一本“女性主义科学史”著作,它关注了传统科学技术史较少关注到的妇女科技,改变了我们关于古代妇女作为牺牲者、受压迫者的一般印象,代之以关于古代妇女科技知识的积极想象。白馥兰认为这是为一群没有历史的人们恢复历史的一次尝试。她讲述的是与中国古代妇女相关的日常生活技艺,而不是传统科学史中天文学、数学或物理学等那些主要由男性从事的精英科学。
  该社另一本同类新书是费侠莉的《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上的性》,作者多年来致力于研究中国妇女解放、中国女性与身体等问题,此书在第一章就提出的“黄帝的身体”概念,使人联想到关于身体的研究,正是当下在国际上相当热门的领域。事实上,现今国际上时髦的学术路数,诸如性别、身体、文本、建构、解构、后现代……,大量出现在这本书中。但是本书中又毫不躲闪地处理了某些传统的性学课题,例如作者相当内行地讨论了“内丹”,正确地指出了内丹修炼者的宗旨“并不仅限于延年益寿,而是在于返老还童以至长生不老”——当然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一个外国人,对与“内丹”这样连许多中国人也搞不清楚的话题,居然能讨论得相当详细深入,谈得头头是道,还基本上没有外行话,那是很不容易的。
  该社出的保罗·费耶阿本德《知识、科学与相对主义》也值得注意。在一篇关于此书的精彩书评中,提到一个关于士兵训练的笑话:军官在发向右看的口令时,有一个士兵向左看,军官大怒,问其原因,该士兵答道:“我怕敌人从左边杀过来”——费耶阿本德就是这样一个士兵。他独具只眼,宁愿站在全班士兵的道德对立面上,做个向左看的异类,也不愿意被从左边冲来的敌人干掉。费耶阿本德当然不是科学的敌人——他甚至也不是科学的批评者,他只是科学的某些“敌人”的辩护者而已。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又出了霍金的《时间简史》普及版的中译本。《时间简史》已经创造了不少神话,其中之一据说是“全世界每750个人中就有一本《时间简史》”。普及版一个令我特别感兴趣的地方,就是在“虫洞和时间旅行”这一章里,霍金把有关的概念讲解得更为明白易懂了。霍金并不排除有人从未来来到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可能性。不过为何迄今并未出现被科学界认可的实例,霍金对此的解释也非常有趣,他认为:“鉴于我们现在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也许有充分理由认为,让我们分享时间旅行的秘密是不明智的。除非人类本性得到彻底改变,否则难以置信某位从未来飘然而至的访客会贸然泄漏天机。”
  北京大学出版社近来在科学文化方面贡献颇多。伽利略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是我近年来一直期盼出版新版的书籍之一。在西方,能够成功地面向公众的科学著作倒也不少,但是要同时“又有重大科学意义的”就难找了。本书回避了比较复杂的问题(比如木卫的蚀),专就一系列能够向公众解释清楚的问题展开。书中对于每一个问题,都循循善诱,步步推进,使读者能够心服口服,而且真正明白。事实上,任何受过中等教育的读者,今天来阅读此书都不会有理解上的困难。一本在科学发展史上占有如此重要地位的书,竟可以被写成如此易于理解,如此好读,恐怕要算独一无二的例子了。如果伽利略生在当代,即使已经没有日心说需要他赞成,没有木卫和月面环形山等待他发现,他至少也是卡尔·萨根一流人物。在科学史方面,该社推出的《科学史十五讲》也是2006年比较重要的科学史书籍之一。重新认识科学的历史,并尝试写一种新的科学史,本书被认为是近年“重写科学史”的重要尝试。
  南京大学出版社引进了杰拉尔德·霍尔顿的《爱因斯坦、历史与其他激情——20世纪末对科学的反叛》。关于20世纪末期席卷西方的反科学主义思潮,以及由此引起的反击,两边都已经有不少重要著作被介绍到中国来了。本书应该算“反击”阵营中的一种,因为出自名家之手,调门也比较高,所以值得注意。霍尔顿认为反科学主义思潮是一场“对科学的反叛”,他写此书就是试图从历史渊源上全面清算这场反叛。然而事实上,霍尔顿虽然在本书开头摆出了要“镇压”的架势,并且很不明智地扩大了他所指控的敌对阵营,但是他对论敌的反驳往往是缺乏说服力的。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了布尔迪厄的《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布尔迪厄将科学定为他在法兰西学院最后一年的专题讲座题目,因为“它如此严肃,我无法给出一个仅以辞令见长的回答”。他认为“今天的科学世界正面临着可怕的倒退的威胁”。不过,他当然不会为科学进行科学主义的辩护——既然对“强纲领”之类的反科学主义学说都那么欣赏,社会科学在他看来又是更为社会建构的(他说“社会科学是一种社会建筑的社会建筑”),他当然不会对社会科学那些“在绝对的幻想中自我证实的观点”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种幻想倒是我们这里很多人一直抱着舍不得放下的。联想到我们这里,习惯于将“社会科学”尽量往“科学”上靠,而这就恰好将“社会科学”送到布尔迪厄对着科学的枪口上去了。
  阅读本质上是一件相当个人的事情,故以上所论,个人偏见难以避免。不过,每当午后斜阳之中,或是夜深人静之际,我披阅把玩这些图书时,想到这些出版社的努力和探索,总是有特别的感激和宽慰——毕竟还是有人愿意做科学文化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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