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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周末画报》2006年特别纪念号
2006年12月2日


江晓原:接受《周末画报》关于“后现代的现代”专题的访谈

 

  《周末画报》这期主题为“后现代的现代”的年终特别纪念号,发表了就上述专题对张颐武、许纪霖、徐冰、汪建伟、顾晓鸣、曹诚渊、李欧梵、张柠、江晓原、李银河等10位学者的访谈。下面是对江晓原访谈的原稿。

《周末画报》
  请在你的研究类别中,用最简单的例子来为我们的读者区分,什么是你理解的“传统”、“现代”与“后现代”?
江晓原
  从科学史研究的角度来说,现代性强调理性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科学理性取得了空前的巨大成功。因此,有人认为科学是最好的知识体系,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甚至有人认为,别的知识体系都要接受科学的检验。这些想法都可以被包容在现代性当中。
  后现代性则是反叛的,对科学的无上权威提出质疑,甚至常与反科学主义联系在一起。后现代强调价值的多元,认为别的知识体系也应该有其地位。
我的理解是,后现代是对现代性的某些不足和弊端的补救。
  而区分传统和现代这两个概念,则要看具体的语境。比如对中国来说,传统的就是中国固有的内容,现代则意味着西化。而如果在欧洲或美国,它们的意义又会不同。

《周末画报》

  美国后现代世界中心主任大卫·格里芬(David Griffin)认为,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国家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做的话,中国实际上是‘后现代化’了。在你所处的业界或研究的类别,你如何评价这个观点。
江晓原
  我对这个观点不太赞成。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假想。不少人存在这样的幻想,认为存在“后发优势”。当然,在某个小的区域内成功,“后发”、“超越”不是绝对不可能的,比如对某些少数民族而言,由于自身的区域很小,而且周围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让他们一下子就进入现代甚至后现代,或许是可能的。但是对中国这样有着五千年文明传统的大国,在我看来,想要略过某些阶段,是不现实的。缺的课总有一天是要补的。

《周末画报》
  David.Couzens Hoy,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人文学院院长认为,从西方的观点看,中国常常被看作是后现代主义的来源。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江晓原
  中国正在补课过程中。事实上,很多后现代理论直到这几年才被引进到国内,在此处之前国人自己都不知道。如果说“中国是后现代的来源”,视为某种修辞手段倒也未尝不可,但这恐怕不是事实。不过,如果别人愿意将中国视为后现代的来源,那是他们的自由,我们也不妨笑而受之。

《周末画报》
  如果有“后现代的现代”(POST-MODERN MODERN)这样的判断,你如何理解?
江晓原
  我认为后现代是对现代性的补救。当然,这也是一种相对保守的观点,对于完全接受后现代理念的人来说,这种观点并不过瘾,他们认为后现代完全超越了现代。但我认为后现代并没有和现代性决裂。再进一步,传统、现代和后现代,完全可以并驾齐驱——后现代不是强调多元的吗?不可能是一个完全取代另一个,而只是某一个成为主流,在此消彼长的过程中,三者是可以共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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