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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社会观察》2007年第1期
听雨丛谈(17)


不好的东西比没有更坏
——五谈我们今天的学术环境

江晓原

 

  这个有点拗口的标题,来自前几天和朋友讨论时的灵感。
   2006年10月,我应邀在中国天文学会2006年学术年会上作了题为“量化考核正在损害我们的学术”的大会报告,我的主要观点,大部分是在“听雨丛谈”专栏中已经次第阐述过的。提问时,有一位非常热爱量化考核的院士,相当激动地站起来质问道:“没有量那里来质?”虽然另有几位院士赞成我的观点,但是上述那位院士的质问,尽管听起来是一句我们日常很熟悉的话,其背后却有非常值得深思的地方。

    我们曾经长期生活在短缺经济中——粮食短缺、日用品短缺、资金短缺、各种各样资源几乎都短缺……。在这样的“短缺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几代人,很自然会有一个共同的思维习惯,那就是:差的东西总比没有好。比如以粮食为例,如果没有大米,那么红薯也成(当然这只是一个过时的比方,我知道现在吃腻了鸡鸭鱼肉的人们甚至愿意用比大米更贵的价钱购买红薯),总比没东西吃挨饿要好。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大米,那么我们先尽可能多搞一点红薯,好歹先填饱肚子,然后再慢慢争取吃上好的。这个思维中,“没有量那里来质”确实是一个非常雄辩的论证。这个思维是如此的合情合理,如此的天经地义,以至于我们从来不可能怀疑它,它就是常识,就是真理。
  但是,任何常识(或者真理)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超出了这个范围去应用,那就可能出问题。
  现在,当我们将上述常识从物质世界移用于精神世界,从粮食供应推广到学术管理,问题就出来了。例如,当我们感到我们的SCI论文数量太少时,上述思维指示我们:先把SCI论文的数量搞上去,“填饱肚子再说”。于是为SCI论文设立奖金,当最初每篇SCI论文奖励1000元(人民币)这样的措施产生的“激励效果”还不理想时,我们有的管理者毫不犹豫地将奖金提升为每篇SCI论文奖励10000元(人民币),并且“即时兑现”——今天你的SCI论文发表,立马就到财务处点钱!
  不要以为我在编造现代寓言,上面这些场景都是我们一些相当高层的科研管理者亲口告诉我的。即使在情节或气氛上稍有出入,至少数值是绝对准确的。顺便指出,后面这个数值后来成为国内普遍流行的SCI论文“赏格”。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做好不好?

  我知道,肯定有人说好。
  你看,“激励”了几年之后,我们的论文数量不是已经大幅上升了吗(据说已经进入国际排名前十位了)?这难道有什么不好吗?
  虽然我国的论文被引用率排在国际上倒数前列(第100位以后),虽然国内已经出现了一个人一年发表了一百二十余篇SCI论文的奇观,但是,“没有量那里来质?”有数量总比没数量好,数量大总比数量小好,仍然被很多人认为是天经地义的。
  我这里丝毫没有要重新评价SCI论文价值的意思(已经有很多不同的评价),我也丝毫没有要指责那些已经领取了奖金的SCI论文“不好”的意思。我只是想指出,当我们一味采取“有效措施”来“激励”学术成果数量时,在短期虽然能够得到希望的数量,但是从长远来看我们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而且这个代价与论文数量排名上升之类的“成效”相比,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让我们沿着前面红薯的比喻继续往下讨论。拼命激励“学术红薯”生产的策略,可能会出现如下一些后果:
  新一代的人们会误认为红薯是世间最主要的食物;
  新一代的种植者可能会丧失种植稻米、饲养牛羊之类的技术(因为长期以来种植红薯收益最大);
  我们的种植业将在国际上失去声誉(因为多年来只种植红薯);
  ……
  现在看来,这些后果都已经出现了。
  如果我们粮食短缺,没有红薯就要饿死,那么上述策略尚不失为正确(至少是不得已而用之的)。但学术管理毕竟和粮食供应不同,我们少一些学术成果不会“饿死”。钱钟书曾说,学问本属“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之人相与培养讲求之事”,正表明学术原本是要清静的。对于学术来说,数量并非越多越好。况且如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讨论过的,学术生态也是有极限的,而现在我们的学术生态已经“过热”,所以少一些学术成果非但不会“饿死”,相反可能是有好处的(至少从长远看是如此)。
  眼下这些拼命激励数量的策略,之所以上行下效,普遍盛行,只是因为我们实在是太急功近利了,而且想当然地以为学术管理可以和粮食供应适用同样的常识。
  这就是为什么“不好的东西比没有更坏”。

 

 

20061231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