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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西莫夫研究·写在前面(一)

尹传红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朋友:
  您好!这几天我一直在盘算着一件事情。因为特别希望得到您的指点、帮助乃至监督,所以请让我先把由来说一说。
  2003年1月11日,承蒙清华大学的刘兵教授抬爱,我有幸结识了前来北京组稿的山东人民出版社编辑丁莉女士。有关情况我在《2002,我这一年》一文中作了简单记录:

  ……丁莉约请我为该社的《名家解读经典名著》丛书写一部阿西莫夫评传。这对我来说真是飞来的喜事。尽管后来注意到“名家”两字我真是担待不起,但对这一题材的偏爱鼓捣着我厚颜无耻地应允了下来。

  快人快语的丁莉办事也特别麻利、爽快,回到济南不久即把写作要求及出版合同给我寄来了。然而,我思虑再三,却不敢签字回返。原因主要是,那一阵我手头的事情太多太杂,几乎没有可能集中精力去做。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一年多。2004年10月30日,我与丁莉女士再次在京相聚,还见到了她的徒弟、刚分到出版社的硕士生崔萌女士。我们坐在一起,具体地探讨了关于阿西莫夫的这部书,彼此启发思路,感觉很有收获。岁末,小崔又发来贺卡,表达了我们合作做好该书的良好愿望。
  我是既高兴又惭愧,隐隐地也有一丝忧虑。高兴的是,遇到很好的合作伙伴,赶上了很不错的机遇。惭愧的是,我依然还是那么忙,内内外外好些事情不得不去做,对著述这件“大事”的投入却很少;而我又不能像过去那样,靠搞疲劳战术、消耗身体去挤时间了。

  不过,我多少还是作了一些准备,包括收集资料、构思框架。我想,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要有一个研究与写作的合理进度,绝不能搞突击,仓促成书。
  为此,我设想以分散的、专题研究的形式,定期地写出一些话题,最后再围绕主题做归纳、汇总。初步考虑:大的题目就叫“阿西莫夫研究”,每次编上序号;副题就是具体的话题名目,另外编上该话题的小序号。我每隔一定时期发出一个小专题,集中谈一类内容。
  行文方面的考虑是,为避臃肿、繁杂、沉闷,我尽量用个性化的语言来写,中间穿插一些我个人对阿西莫夫的杂感、与他“结识”并受他影响的回忆、就阿西莫夫对有关人士的访谈,等等。当然,在最后成书时,我会按照出版社方面的要求重新进行归拢。

  依《名家解读经典名著》丛书编写原则要求,“这是一套以知识阶层为主要读者对象的通俗学术读物”。各书作者与其所解读的经典作家及其经典名著一起,构成各书的副书名,各书正题由各书作者依据所解读作品的内容特点确定。因此今后可能的成书形式是:

在科学和公众之间架桥(正题,暂名)
尹传红解读《阿西莫夫最新科学指南》(副题)

  就内容来说,要求名著解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站在现代学术前沿上反思、解读原著。既要将原著的基本观点、学说、方法等忠实地介绍给读者,又要有作者站在现代立场上的理解和述评;要对原著及其作者对后世的影响作出评价,也要尽可能地将后世对该学科领域的研究、发展介绍给读者,从而丰富“解读”的信息含量和知识含量。

  认真想来,写作该书的阅读量和工作量不小,涉及的知识面也很广;而且,就类别与性质来说,此书与全套各书亦稍显“另类”。
  我不打算拘泥于“解读”,还希望通过对《阿西莫夫最新科学指南》相关篇章结构及内容的剖析,解说阿西莫夫的一生和性格特征,他的科学观、思维方式、写作特色,以及对一些重要的科学话题(冷冻人、克隆、死亡、人工智能、地外文明探索等)的看法;还将叙说阿西莫夫作品对中国科普、科幻事业所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阿西莫夫的文字简练、晓畅,逻辑性强,读起来让人感到轻松、愉悦,趣味盎然。我希望自己撰写的介绍阿西莫夫的文字,也尽量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得老实承认,时不时地我有一种恐慌感:担心力所不逮,不能圆满地做好这项工作。
  这部书的最合适的作者,想来应该是我所敬重的卞毓麟先生。他或许是目前翻译阿西莫夫作品最多的一位中译者,而且跟阿西莫夫有过直接交往,我是看着他的作品和译著长大的。我也非常荣幸能够成为《漫游——卞毓麟的科学文化之旅》一书的作者。在我的这部处女作中,有专章谈到了阿西莫夫。
  事实上,我从卞老师那里获得了许多有关阿西莫夫的宝贵资料,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写作新著奠定了基础;而且,每次谋面我们几乎总会聊到阿西莫夫——那是我们的一种特殊的乐趣。我热切地期待着继续得到卞老师的指点和帮助。
  尽管有着种种困难,甚至有些“不自量力”,但我还是非常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往后我会详细谈到,我这样做是在还一个“愿”,也是我期望自己能够在40岁以前完成的几件“大事”之一。

  多年以来,我对阿西莫夫一直怀有一种深厚无比且极为特殊的感情。他是对我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最重大影响的两个人之一。事实上,我是在自己成长、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无聊、苦闷和迷茫中徘徊的时候,有缘“结识”阿西莫夫的。
  阿西莫夫不仅知识渊博、才华横溢,而且个性独特、幽默风趣。他“教”给我许多知识,也给我带来了无穷的乐趣。他不仅仅是将我引进科学世界的一名出色的导游,我心中的偶像和指路明灯,而且,他还作为我人生追求的一种寄托和精神支柱,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我的事业和生活,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多彩的亮色。
  我常常饱含激情地对朋友讲,我把阿西莫夫看成是我的教父。他是我受用不尽的一部大书。有缘在少年时代“结识”阿西莫夫,真是我这辈子的福份啊!

  尊敬的各位老师、朋友,探究阿西莫夫的一次旅行(我是这样看的)就要开始了。不好意思,我硬攥着您与我同行,而不支付您的差旅费用,还指望您能从方方面面给我提出一些宝贵意见呢。
  非常感谢!在下这厢有礼了。

尹传红,2005-1-11


附记:
  这篇文字原计划在1月10日完成并发出。但当晚老板拉去喝酒,被灌了三两二锅头,回到老巢后不省人事,倒头便睡。迷迷瞪瞪睁开眼睛的时候,正值1月11日凌晨3:10,我的37岁生日到了。这一天距离我接下此书任务正好两年!当然,这并非我的刻意安排,可我愿意相信,这一切似乎意味着什么。于是,我愉快地从大龙床上一跃而起,冲上一小杯咖啡,坐到了“自得斋”里的电脑前……哈哈!


阿西莫夫研究(一)
——我与阿西莫夫(1)


我一下就愣住了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在1992年4月8日的中午。
  那会儿,我跟刚结识的新华社记者姜岩在一起,边吃饭边聊天儿。得知我平时爱看科普和科幻作品,他便问我最欣赏哪一位作家。我说自己是个铁杆的“阿迷”,最喜欢阿西莫夫,“而且,我对阿西莫夫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他改变了我的命运……”
“可惜呀,阿西莫夫已经不在人间了。”姜岩猛然打断了我的话,“昨天,我们新华社记者从华盛顿发回一条消息,说阿西莫夫因心脏和肾功能衰竭,已于前天在纽约大学附属医院逝世。”(后来姜岩给我寄来了“新华社华盛顿4月7日电”的打印件。)
  我一下就愣住了。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我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一个小薄册--《阿西莫夫论化学》找了出来,久久地翻阅、品味,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阿西莫夫论化学》是我平生读到的第一部阿西莫夫作品。虽然它的字数只有区区6万,但对我个人而言其意义却非同一般。我常想,倘若不是因它而有幸跟阿西莫夫结缘,自己的前途还不定怎样呢。

十年过后

  10年很快就过去了。
  2002年4月24日晚,北京电视台1频道“世纪之约”在黄金时间20:50,播出了时长为50分钟的专题片《缘份的天空--阿西莫夫在中国》。这个节目产生的社会影响,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据说收视率还打破了“世纪之约”开播以来的纪录。
  我本人(该节目的策划和主嘉宾之一,另外几位嘉宾是叶永烈、林自新、吴岩、鲍建成)在节目播出后,接到了许多当面问候和电话祝贺(甚至在片子播放之时就接到了一些熟人打来的电话)。再往后,参加一些活动或聚会,只要远远地瞧见有人咧着嘴并且两眼放光向我走来,我就想这家伙准得说“嘿!在电视里看到你丫啦!”之类的话。
更有意思的是,我接到了好几封来信:有跟我探讨科学之谜的,有向我约稿的,有希望我给评判并引荐发表其“科学论文”的,有向我问询在哪儿能买到阿西莫夫著作的。其中引起我“高度重视”的,是江苏淮安第一人民医院一位姓郑的护士长的“求教”。她说她那不好好念书的儿子让一家人非常头疼,“从卫视上看到你受阿西莫夫影响变成了爱学习的乖孩子,后来又走上了科学的道路,就想向你打听打听,当年你究竟是怎么转过来的?”
  这位女士提出的问题,再度引发了我对自己过去的一段特殊经历的思索。
  在《缘份的天空》电视节目的开头,主持人曾涛是这样说的:“……大家看到,现在坐在我对面的就是一位铁杆的阿西莫夫迷--《科技日报》的尹传红先生。尹先生如今也算得上是咱们科普界的后起之秀了(吓得我赶紧回了一句“不敢当”) 。 不过,我知道您刚上中学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一个好学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问题少年,是不是这样?”
  说我是“问题少年”,话虽重了些,但还算沾点边(编导的意图大概是要形成一种戏剧化的效果,以凸现阿西莫夫伟大的“教化”作用--我想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这里我要指明的一个情况,恐怕我的父母看了都会感到吃惊(此前我从未跟人提起):我在13岁那年(1981年),曾经动过离家出走的念头!
  这主要跟我当时经历的两件“大事”相关:一是我最最亲近的奶奶患绝症过世;二是我的早恋倾向遭到了老师和母亲的严厉训斥。而这两件事又为8年后(我上大一时)跟父母之间爆发的剧烈冲突埋下了种子。
  非常幸运的是,在那些“危险”的岁月里,当我独自在无聊、苦闷和迷茫中徘徊的时候,有缘“结识”了阿西莫夫,我的人生由此便有了一种亮色。应王洪波先生之约,我在为《中华读书报》撰写的一篇特稿末尾这样写道:

  几十年来,阿西莫夫的科普和科幻作品畅销全球,感染和影响了千千万万的读者,世界各地的“阿西莫夫迷”为数不少。我本人即是在少年时代由阿西莫夫作品引导,爱上科普和科幻,走进了科学的世界。我个人的命运也由此而改变,所以一直对阿西莫夫怀有一种极为特殊的感情。 


事有凑巧

  说来惭愧,刚上中学的时候,我曾误入歧途,走过一段下坡路。“劣迹”就不仔细道来了,总之那一阵心很“野”,功课被抛到了一边,学习成绩一度急剧下降。父母恨铁不成钢,忧心忡忡,一年内竟然让我转学两次,可情况却没有多大改观。一时间我跟父母颇有些对立,独自在无聊、苦闷和迷茫中徘徊…… 
  1983年2月,放寒假了,我去桂林姨家接受“再教育”。一天,在翻阅旧杂志消遣时,我从《知识就是力量》上读到了一则趣闻。它说的是在1979年春,美国有两家出版社争着要为一个叫做阿西莫夫的高产作家树立一块里程碑--由他们独家出版阿西莫夫的第200号作品。看起来同时满足双方的要求似乎不太可能。不过,“难题”最后还是让聪明的作家给化解了:他别出心裁地弄出了一对“孪生子”,都算作是自己的第200号作品(其中一部书是他的第101部至第199部书的内容概要),结果皆大欢喜。(这段故事在阿西莫夫的自传中有详细记载。)
  我就这样跟阿西莫夫打了第一个照面。
  事有凑巧,第二天,在跟着我姨上街逛书店时,我无意中发现了一本售价仅是两角七分钱的阿氏著作:《阿西莫夫论化学》。(胡树声译,科学普及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至今我仍还记得那个书架的模样及放书的位置。)出于好奇,我随手拿过来翻了翻,旋即就被作者那通俗易懂而又妙趣横生的叙述语言所迷恋。
  当天吃过晚饭后,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引人入胜的小册子,心里是一种亮堂的感觉。该书第一章“称重游戏”,讲的是原子量概念的形成和测定,却一点也不显得枯燥,贯穿其间的是一条科学的思想方法的主线;第二章“缓慢的燃烧”,则以轻松、调侃的笔调,讲述了氢、氧的发现和燃烧的本质,还评论了几位科学家的品德和人格……,它的开篇也很有意思(我曾把它抄录在一张纸片上,并背了下来):

  多少年来,我一直是牛顿的最诚挚的崇敬者。人们终究能够证明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
  另外,牛顿的名字同我一样都叫艾萨克,也不能不使我欣然自得。肯定地说,我不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而是以我的祖父的名字来命名的。但按理说,我们总该有一些共同点吧。再巧不过,我所住的波士顿郊区也叫牛顿——你觉得怎么样?
  你瞧,我是有许多理由成为牛顿迷的。因此,在他显示的光辉形象中出现瑕疵时,我感到不好受。在物理学和天文学方面他是卓越的天才。在数学方面他又是一位非凡的创始人。可是,在化学方面他却很糟糕。他白白地浪费时间和精力去制造金子;他走遍了欧洲去寻找炼金配方,并且一一进行了试验,但是,却以失望告终。
  ……尊敬的读者们,在你们的允许下(如必要的话,即使没有你们的许诺),我将根据我的想法给你们讲一讲现代化学诞生的故事。


  这本小书成了我的化学启蒙读物,它向我昭示:科学发现的历程尽管充满艰辛,但也不乏乐趣。喜欢上它,是我真正热爱学习并学会思考的开始。
  尽管“缘”字已经用得太滥太俗,但我还是要试着做个假设:如果那一年我母亲没提出让我到桂林姨家过年,如果我的姨父没带回一本载有介绍阿西莫夫文章的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如果不是碰巧于次日由姨带我上街时看到并买下那本《阿西莫夫论化学》,(往后)我跟阿西莫夫的第一次“照面”可能就会显得非常平淡,那么他这个人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就不会打下很深的烙印。
  2003年2月2日,我回柳州过年时,带了两套《人生舞台——阿西莫夫自传》,分别送给我姨和我父母,我在扉页上分别写道:

    送给尊敬的蕴华姨、正亮姨夫:
      感谢您20年前给我提供机会在桂林结缘于阿西莫夫,改变了我的命运和前途。

  送给尊敬的爸爸妈妈:
    少年时代结缘于阿西莫夫,既是儿子的幸运,也使您施教省心。


多了一位“非同寻常的姑娘”

  我隐约记得,我在母校柳州铁路一中的阅览室里,读到过湖南出版的《科学天地》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它介绍阿西莫夫时提到,这位作家是风靡一时的科幻电影《星球大战》的科学顾问。
  我还记得,上高一时,曾委托同学何理给美国驻华使馆写信,希望代购阿西莫夫在1979、1980年出的两部自传In Memory Yet Green(《记忆犹新》)和In Joy Still Felt (《欢乐如故》),但得到的答复是两书均已脱销。
  1985年春,我读高中二年级时,从《辽宁青年》杂志上看到一篇谈自信的文章,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阿西莫夫曾经这样介绍自己的经历:我决心从化学方面取得哲学博士学位,我做到了;我决定要两个孩子,一男一女,我做到了;然后我决定写小说,我做到了;而后,我决定写论述科学的书,我也做到了;最后,我决定成为一位整个时代的作家--现在我确实成了这样一个人。”

  我觉得这段自述很风趣也很令人鼓舞,就把它揉进了一篇介绍阿西莫夫的文章中,刊登在高83·4文科班学生办的一份油印刊物《大观园》上。1985年3月看到样刊时我吃了一惊:因为在那段话的第一个分号后,竟多出了这么一句话:

  “我决定娶一位非同寻常的姑娘,我做到了”。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缘由,也不好意思去问。
  这篇稿子我最先是交给比我高一年级就读文科班的表姐黄琛的,她所在班级把没及处理的稿件“传”给了下一级文科班。据黄琛后来讲,给我的稿子加内容的人,很可能是她的同班同学张骏弛。我记得看过此君写的一篇文章,谈的是贾宝玉和他的“劳什子”。
  过了十多年之后,我从《论科学幻想小说》一书中读到卞毓麟撰写的《阿西莫夫和他的科学幻想小说》一文,才猛然明白那段话的出处(文中的确提到了那位“非同寻常的姑娘”,以后我会专门谈到她)。再后来,将此事告知卞先生,他说了这么一句:有意思,想必添上那句话的同学也是个够格的“阿西莫夫迷”吧。 


偶像确立

  我生长于斯的柳州是个小城市。我觉得很奇怪,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柳州城里的书店居然能买到许多著名的科普书,包括阿西莫夫的一些作品。
  《数的趣谈》、《生命的起源》、《走向宇宙的尽头》、《科技名词探源》、《地球以外的文明世界》……阿西莫夫的这些作品成了我中学时代的“宝贝”,我最珍视的课外读物。阿西莫夫的文字似乎有一种天然迷人的魅力,再深奥的学科知识,一经他的生花妙笔点缀,读来就毫无生硬之感。他就像一名出色的导游,将我引进了一个奇趣无比的科学世界。我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阿迷”,阿西莫夫的一些随笔和好几部书的章节,我都能整段甚至全篇背下来。
  我非常喜爱的一篇阿西莫夫的文章,是发表在1983年的《科学画报》上的《我能飞!我能飞!我能飞!》。(科学出版社《变!未来71瞥》一书收入此文。)文章的开篇也展现了典型的阿西莫夫特色:

  古代波斯国王泽克西斯一世曾宣称:任何人如能向他提供一种新的乐趣,都将重重有赏。不过,我没听说过哪个人有福气领到了这份重金厚赏。
  当然,世上乐趣不少,只是每一样乐趣不一定人人都喜欢。爬山,能激动许多人;滑雪,爱好者就更多了。可爬山也好,滑雪也罢,我都兴趣乏乏。相反,要是待在桌旁按动打字机的键盘,一坐就是一整天,倒使我乐此不疲,可这对你来说却很可能是受罪。
  然而,有这样一种追求,可能是普遍皆然的。的确,没有一个孩子不渴望能够像鸟儿一样飞行,在三维空间领略一种运行自如的快感。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人类就一直在梦中,在传说中,在幻想中凌空翱翔。
  事实上,我们现在确实飞起来了……
  (接着阿西莫夫设想:可以利用月球相对小的引力,在月球上建立一个充上氩气的飞行站,让人“穿”上人造翅膀,享受一种我们从没有感受过的快感。最后他写道——)
  在我看来,这正是一种崭新的乐趣。可惜,泽克西斯已经不在人世了。

  与此同时,收集阿西莫夫的作品和相关资料,也成了我的一个业余爱好。有一天,我从饶忠华先生(当时的《科学画报》主编)的一篇文章中得知,阿西莫夫的科普名著《科学导游》(现译《阿西莫夫最新科学指南》)已有中译本问世,于是便在那天下午兴冲冲地跑遍了全城的书店,结果一无所获。
  在随后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我几乎每周都要到城里最大的一家书店中打听:“阿西莫夫那本《科学导游》到了没有?”少年时代这段心有所寄、热切期盼的美好时光,令我终生难忘!(将近20年后,我给已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的饶老先生写了一篇专访,发表在《科技日报》上,文章特别提到此事。) 
  也就是在那个时期,不知不觉中,我发现自己能够静下心来学习,而不必看父母脸色行事了。在对科普和科幻小说的兴趣越来越大的同时,我也愈发感受到了读书求知和思考、钻研问题的乐趣,学习成绩随之一跃上升到班级前列。这时候,阿西莫夫成了我心中的偶像和指路明灯;后来几年,阿西莫夫甚至还“左右”了我的职业选择。
多年以来,围绕阿西莫夫和我,也发生了许多有趣的事情。
  2002年4月6日、7日连续两天,CCTV-1的“科技博览”播出阿西莫夫专题(上、下),我的很多熟人都看到了。过去的一位同事、新华社记者刘江打来电话说:“以前老听你念叨阿西莫夫,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今天看这个短片倒真的受到了一些感染。趁着这个热乎劲,你赶紧给找些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让我读读吧。”
  无意中看到短片的我的中学同学秦华娟则“想当然”地认为,这事肯定跟我相关。我在电话里告诉她:我没有直接参与创作,但通过第三方向该片编导提供了部分资料,而片中的一些解说词,显然就是从我的《漫游--卞毓麟的科学文化之旅》一书中有关阿西莫夫的对谈内容化出的。
  我不知道,我的另外两个中学同学张东钢和陆诒是不是也看到了这部短片。20年前,这两个坏小子经常变着法子作弄我说:“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可不要太难过哟--阿西莫夫死啦!”看到我吃惊、哀伤的样子,他们真的开心死了。有几次“表演”还挺逼真,说是什么什么报纸刊登的消息,为这我没少跟他俩急。
  那一阵,我与来自南宁、跟我同年级不同班的庄瑞宁很谈得来,十分要好。他是个留着一茬小胡子的极其聪明的学生,数学和物理成绩拔尖,总成绩也在全年级排前几名。我住校时常常与他一道散步,谈天说地。
  他经常提起而且也非常崇拜爱因斯坦。我们之间有一种彼此无须言明、道破的自信和雄心,那就是:他要成为“中国的爱因斯坦”,而我呢?嘿嘿,现在真不好意思说出口!(庄后来考上北京大学,念地球物理系。他研究生读到半截就退学了,可能已到国外发展。很遗憾我们已经失去了联系。我记得他的父亲名叫庄观敬。)
  同样也是出于喜欢和欣赏,或者说是受到一定程度的熏陶吧,我在写作风格上一直努力地向阿西莫夫靠拢。大学毕业第一年我在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工作时,大学同学马春晖写信向我咨询一个专业问题,我作了答复,也扯了一些别的事情。
  后来她回了一张明信片致谢,称我写的信“如行云流水,读起来很舒畅。”这一夸把我这个烂土豆美得心花怒放,随即就大言不惭地给那姑娘回复道:你看到的正是所谓的“阿西莫夫文体”。


某种机缘

  我没有如愿考上名牌大学,留下了终生遗憾。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也未必是件坏事。因为我相信:纯粹有着某种机缘,把身处天津商学院的我,跟阿西莫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迄今我依然能够回想起在1989年5月的一天,我内心涌动着的一种激动、高昂的情绪。那一天早上,我与许多同学闻讯赶到了大学食堂前面,只见墙上边贴着一张《科技日报》,报头下“总编辑 林自新”这几个字被人用毛笔圈了起来,写道:“林自新已被撤职”。(后来了解,这在当时可能是误传。不过,据说林先生“六四”后赴美不是太顺当。)
  如果说大伙儿心中积聚的都是一些政治激情,那我心中则又多出了一些个人情感。因为正是林先生翻译的阿西莫夫随笔经常在《科技日报》上出现,才引发了当年还是大学生的我对《科技日报》的持续关注。至今,我仍保存着那些阿西莫夫文章的剪报,有如:《致新生婴儿的信》、《黑洞》 《冥王星奇趣》、《富兰克林改变世界》、《艺术与科学》。
  又过了好些年头我才知道,林先生还是阿西莫夫著作中译本的第一位译者。事实上,我大学毕业后的“转轨”、改行,完全是冲着阿西莫夫和林自新去的。林先生在纪念阿西莫夫逝世10周年的一篇文章(发表在2002年4月5日的《科学时报》上)中曾提及:

  至于我译的几十篇短论,其中在《科技日报》工作时译的几篇在报上发表了,还为《科技日报》引来了一位“阿迷”尹传红同志……。

  最近几年我与林老交往较多,不时地也去他家里坐坐。跟他交谈、聊天,心里总是感到十分愉悦。在我眼里他才算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为人为学都令我景仰。而我手头的三大卷阿西莫夫自传英文版,都是林老慷慨相赠。(关于林自新先生,往后我有专文谈到。)
  也算有缘,《科技日报》当年主持科学副刊工作的赵之,还有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原常务副理事长章道义,是中国科普界见到过阿西莫夫的寥寥可数的几位人士之一,后来我与他们二位也有很多交往;而那时经常在《科技日报》上发表文章的卞毓麟,则可能是专门到阿西莫夫家里拜访过他的唯一一位中国人(卞的一位学生范晓明是作陪),翻译阿氏著作他可能也属最多。近年来我们之间常有联系。(关于卞毓麟先生,往后我有专文谈到。)


两位导师

  我大学里的课余生活,多半都给读书和写作占用了。那时我练习写作的一个本子的封皮上,在我的名字之下,起初写着的是这样一行字:“导师:艾萨克·阿西莫夫”。不知在什么时候,我那位偶尔露俏皮的女友,挨着阿西莫夫的名字签上了她的大名。那一阵,与我同寝室的同学老拿这事跟我起哄。
  后来,不知哪个坏蛋还搞了一点名堂--在女友于1989年6月19日给我的留条中加字(爱你的)。于是我看到的留条变成了这样:

先生:
  请定期为您的剃须用具洗澡!
  爱你的导师

  这之后一个月,1989年7月25日,正值暑假,女友从北京给我寄来了一封信:

  两封信均已收到。看到你又发表了几篇文章,尤其是在一张报上同时登有两篇你的文章,我真是高兴极了。《呼唤阿西莫夫》一文写得不错,我爸爸看后说“这小伙子,文笔不错,但愿他成为中国的阿西莫夫。”你看后有何感想?我是猜得透的。我感到一颗爱才之心的祝愿,又体会到一种善良的复杂心理,或许是我又莫名其妙地乱想。

  女友的这封信在当时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振奋和鼓舞。因为我们的恋爱遭到了女友母亲的强烈反对,我一直感到内心压抑、情绪低落,而她也总是陷于左右为难之中。她的父亲那时候大概持中立立场,不怎么表态,可他对我那篇有关阿西莫夫的文章(发表在天津《今晚报》上)的评价,无疑给我打了气,鼓了劲。如今15年过去,依然让我感慨系之,不能忘怀!
  这之后不到半年,我在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1990效率手册》的扉页上写下了两行字:

导师:Isaac Asimov
发动机师:WY

  我一向非常乐于承认:在我的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大学时期,我的那位女友就像阿西莫夫对于少年时代的我一样,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虽然我们俩最后分手了。
  最近两年,我在翻阅《人生舞台——阿西莫夫自传》时,常常不由自主地会萌生出一种宿命感。我在很晚的时候,才对阿西莫夫年轻时要娶的那位“非同寻常的姑娘”有所了解……
  在谈到自己的三部自传的书名时,阿西莫夫说,编辑否决了他最初取的名字《我的回忆》(As I Remmember),而要他想一个富有激情的书名:可以“找一首意境朦胧的诗,从中摘出一句作书名。”于是他找了下面这首:

In memory yet green,in joy still felt,
The scenes of life rise sharply into view.
We triumph;Life' disasters are undealt,
And while all else is old,the world is new.

记忆犹新,欢乐依旧,
人生舞台重入眼帘。
我们胜利了;击败生活的灾难,
一切都在衰老,世界与时俱进。

  阿西莫夫说,他隐隐约约地知道这首诗的含意,觉得似乎很合用。所以便把自传的第一卷取名为《记忆犹新》,第二卷则称为《欢乐如故》。后来,他沿着这条思路,把第三卷自传命名为《人生舞台》。
  有趣的是,第一卷自传付印时,出版社的人打电话来抱怨说,找不到那首诗的出处,他们想要知道作者的名字。阿西莫夫只好老实交代:“那是我自己写的。”结果,两卷自传上都刊印了那首诗,署名则是“无名氏”。
  《人生舞台》?这个名字取得真好!在我看来,在人生的这个舞台上,阿西莫夫本人也上演了一出很好也很精彩的大戏。他的一生过得快乐而又充实,让我非常羡慕。
在即将告别人世之际,这位享誉全球的科普和科幻巨匠在《阿西莫夫又笑了》(Asimov Laught Again)一书(这是他逝世后出版的几部遗作之一)的尾篇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把它译了出来):

  Janet and I met on May 1,1959,and fell in love at once.
  Unfortunately,there was nothing I could do aboat it.I was married.It was an unhappy marriage,but I was married,And I had two small children.
  So we could only correspond and yearn for each other,until my marriage broke up.Since then,we have lived together,gotten married,and the point is that for thirty-two years now we have stayed deeply in love.
  I'm afraid that my life has just about run its course and I don't really expect to live much longer.However,our love remains and I have no complaints.
  In my life,I have had Janet and I have had my daughter,Robyn,and my son,David;I have had a large number of good friends;I have had my writing and the fame and fortune it has brought me;and no matter what happens to me now,it' been a good life,and I am satisfied with it.
  So please don't worry about me,or feel bad.Instead I only hope that this book has brought you a few laught.

  珍尼特和我在1959年5月1日相遇,我们一见倾心。
  遗憾的是,对此我却无所作为--我已经结了婚。尽管那是一桩不幸的婚姻,可我毕竟有了家室,以及两个年幼的孩子。
  所以,我们相互间只能通过鸿雁传书来表达思慕想念之情,直至我的婚姻破裂。从那以后,我们俩相聚相依,并结成了夫妻。更重要的是:32年来我们彼此一直深深地相爱。
  我的生命旅程恐怕快要走到尽头了,我并不真的奢望自己能够再活多久。然而,我们的爱依旧存在,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
  在我的一生中,我拥有了珍尼特,拥有了女儿罗宾和儿子戴维,拥有了众多的好友,拥有了我的写作以及它所带给我的名望与财富。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现在,无论有什么事情发生,我都已经心满意足了。
  所以,请不要为我担忧,也不要为我难过。相反,我希望这本书能够给你们带来一些欢笑。 


  以上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后所写的文字。美国著名天文学家兼科普作家卡尔·萨根在悼念阿西莫夫时,由上述文字生发开来,讲过一段十分耐人寻味的话:

  我们永远也无法知晓,究竟有多少第一线的科学家由于读了阿西莫夫的某一本书,某一篇文章,或某一个小故事而触发了灵感;也无法知晓有多少普通的公民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对科学事业寄予深情……我并不为他而担忧,而是为我们其余的人担心——我们身旁再也没有阿西莫夫激励年轻人奋发学习和投身科学了。

 

 

20061210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