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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6年10月18日《中华读书报》


我为什么写书评?

江晓原(本报书评人)

 

  有一次媒体采访时,问我少年时的理想是什么?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我少年时浑浑噩噩,虽然比较早地喜欢上了读书,但是好像没有什么理想和抱负。后来努力回忆,想起我曾经有过一个“理想”,那就是希望自己能够经常读书,并且发表对所读之书的看法。那时我并不知道有“书评”此物,那时也没有“书评人”这样的角色。谁想到几十年后,这个算不上“理想”的“理想”,居然不知不觉在我身上实现了!
  2005年我评论、推荐了50多种书,这虽是我最近几年中评论图书比较多的一年,但一年中评论几十种书则是常态。四年来,我还一直作为“特约主持”负责编辑《文汇读书周报》的“科学文化”版。媒体和出版社也经常送书给我,特别是在科学文化领域,许多新书都会很快到我手中。尽管偶尔也不无烦恼,但总的来说这不失为一种令人愉快的状态。
  我可以算一个爱书之人,家中藏着几万册书。我自己也写书、编书,偶尔也译书,已经出版了约40种书。所以我写书评,总算不是“光说不练”(而我写影评就属于“光说不练”)。另外,在作为书评作者的同时,我也扮演着报纸书评版编辑的角色,我也向作者约书评稿,当然也催稿。这种双重角色让我觉得很有趣。比如吴燕小姐(也是本报书评人),当年是报纸的编辑,我是她的作者,她向我约稿被我戏称为“布置作业”;后来她成了我的博士生,并经常为我编辑的“科学文化”版写稿,这就轮到我向她布置作业了——既有约稿,也有真正意义上的作业。
  
  最初媒体找我写书评,大多是那些和我的研究领域直接有关的书,后来虽然逐渐有所扩展,但我基本上评论的都是自己感兴趣的书籍。我承认,我写的大部分书评是赞扬的,但确实也有批评的,甚至有因为我对某些书的评价太低而拒绝写书评的——我认为那些书已经不配享有一篇批评的书评了。由于大多数情况下媒体和出版社对我都是相当了解的,所以他们几乎不会请我写我不愿意写的书评。
  我对书评有着较为开放的看法。我并不认为书评只是对书籍的赞扬或批评,更重要的是评论。评论可以是赞扬的或批评的,也可以是中性的、客观的,还可以是还可以是借题发挥的,甚至可以是自说自话的。因此,书评其实是一种独立的文化评论,而不是图书营销的手段。就我个人而论,阅读书评往往不是为了寻求购书或阅读指南(“新书简介”、“新书快递”之类简短的图书信息更能满足这种目的)。事实上,书评对对图书销售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那些如火如荼的畅销书,我没见哪一本是因为书评(无论是好评还是恶评)才畅销的;与此同时,许多销售情况很不理想的图书,却并不缺乏一篇篇评价很高的书评。
  在很多情况下,媒体之所以注意到某本书,并打算为它约书评稿,是因为该书能够提供时尚的话题,或具有某种时尚的文化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这本书具有一定的价值,达到了一定的水准,通常我不会拒绝写书评。但是我往往会为它写一篇借题发挥或自说自话的书评,我会在书评中讨论与此相关的文化问题。因为一本书可以提供多方面的话题,关键看怎样发掘。媒体可以因为它提供了时尚话题而决定“做”它,我又何尝不可以将它置于我感兴趣的背景下、从我感兴趣的角度去谈论它?

  我之所以愿意写书评,还有一点私心在里面,也顺便在这里坦白一把:
  虽然大家经常在嘴上感叹“如今这个浮躁的时代啊……”,其实很多人对这种浮躁是乐此不疲的——毕竟在此十丈软红尘中,有名利,有诱惑,有享受,有满足。我知道自己也是俗人一个,并不能跳出三界之外,也不是没有一点浮躁——二三十年前我倒是不浮躁,能够潜心读书,但是如今已经未能免俗。对于自己如今之不能潜心读书,当然也可以为自己找一些理由,比如工作忙之类,但反躬自省,则诱惑难以抗拒,惰性难以克服,都是重要原因。既然如此,如果有人来帮助我抗拒、克服,岂不甚好?那么,这些来约我写书评的编辑们,就是可以帮助我的人——他们经常给我送书,和我讨论书,讨论选题,约稿之后,又会及时督促、提醒我,这样就可以帮助我克服惰性,不得不经常读书。
  仔细想想看,在“如今这个浮躁的时代”,你到哪里去找督促你读书的人啊?老实说,就是你的老师、你的父母也不见得会这样做!更别说长年累月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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