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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算史研究中的“南钱北李”

俞晓群

 

    《中国编辑》很有创意,他们让我谈一谈“比生命更长的书”。对于一个爱书人而言,这是一个绝好的题目;只是涉猎面宽泛了一些。面对自己的书架,《辞源》、《辞海》、《说文》最让我依恋,淡绿色的中华版《二十四史》最让我敬重,低价购得的《道藏》最让我骄傲,宋刻版《算经十书》最让我喜爱,还有《柏拉图全集》、《胡适全集》、《傅雷全集》、《朱自清全集》、《闻一多全集》、《十三经注疏》、《四库全书总目》、《二十二子》等等,它们有些已经流芳千古,有些肯定会比我的生命更为长久。你说,我该从何谈起呢?还是从出版人的角度下笔,或者再收缩些,仅谈一谈我亲手编辑的书。
  于是,我立即想到《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这是一部关于中国科学史的学术巨著,共10册。多年来,我一直把它列为出版生涯中,我亲手编辑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我也一直坚信,它肯定会成为传世之作。为什么?它当然是由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决定的。在这里,我不想评价该书的相关内容,因为在学术界,它们的地位早有定论;而我更想述说的是,我为什么会选择出版这样一部看似冷僻的著作,为什么会对它倾注那么大的热情。回顾起来,大概出于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李约瑟,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出版震动了世界,其中许多工作令我们中国人都感到自愧不如。曾几何时,我国学术界甚至认为“国内没有科学史专家,中国科学史研究在国外”。在那样的风潮中,我自然也尊崇李约瑟,很认真地读他的书。但是,在阅读中我发现,李约瑟对一些中国学者十分看重,比如,在数学卷中,李约瑟提到了现当代几位重要的东亚数学史专家,有史密斯、三上义夫、尤斯凯维奇、薮内清等,接着他写道:“在中国数学史家中,李俨和钱宝琮是特别突出的。钱宝琮的著作虽然比李俨少,但质量旗鼓相当。”实言之,李约瑟对于李钱二老的的评价,以及他在著作中对于李钱学术成果的大量引用,正是我最初决心编辑这部书稿的起因。
  二是现代中国数学史学科的创立,也是以二老的这些著作为奠基的,所以,中国科学史研究领域,素有“南钱北李”的美誉。请听吴文俊的评价:“李俨、钱宝琮二老在废墟上发掘残卷,并将传统内容详作评介,使有志者有书可读,有迹可寻。……使传统数学在西算的狂风巨浪冲击之下不致从此沉沦无踪,二老之功不在王(锡阐)、梅(文鼎)二先算之下。”在这套全集的编纂过程中,主编郭书春、刘钝二位教授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庄重的态度,交稿时郭先生对我说:“我累坏了,出门就摔倒了。可是李钱二老堪称我国科学史研究的祖师爷,他们的著作得以整理出版,是我们多年的愿望,就是累死也值得!”
  三是李俨、钱宝琮大量科学史文章的重要性。其实只要你涉足中国古代科学史领域,都会千方百计地去寻找李钱二老散在的著作;回想那些年,我在工作与读书生活中,也为搜寻他们的资料吃了不少苦头。即使李约瑟也说道: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史资料的整理,“要不是像李俨那样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搜集的话,都是不易获得的。”所以,全集出版之后,第二年就荣获国家图书奖,学术界更是好评如潮。江晓原博士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出版《李俨钱宝琮全集》,此书卷帙浩繁,凡10巨册,为科学史方面重要史料。科学史界咸称颂之,以为功德无量。我可以提供一个具体例证,我有一套此书置科学史系办公室,至今本系博士、硕士研究生频繁借阅不绝,如此嘉惠后学,诚令人感念不已。”
  四是缘于我的出身。我在大学是学数学的,后来又做了5年数学编辑。追究起来,当年读数学系,倒不是出于我的热爱或天赋,而是文革后对于“政治运动”的一种恐惧感,主席曾经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现在文革结束了,可主席还说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谁还敢念文科呢?父亲也对我说:“在苏联,许多老布尔斯维克的子弟都学理工科,不再搞政治,做了科学家。你也该走这一条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报考了理科,最后被数学系录取,心里却依然喜欢文史哲;毕业后将专业与爱好一结合,就搞上了的数学史。在那段时间里,我编辑了许多数学史的相关著作,像《数学历史典故》、《世界数学通史》、“世界数学命题欣赏”、《九章算术汇校本》、“新世纪科学史系列”等;还结识了许多数学家,像王梓坤、吴文俊、陈景润、徐利治、梁宗巨等。这些经历,正是我后来组织出版李钱著作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当我跳出理科的圈子,在出版界越玩儿越疯的时候,经常有我的数学老师和同学指责我“不务正业”;我就列举《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反击他们:“这可是传世之作啊,还不算正业么?”其实我时常想,大学专业教育对于一个人一生的影响真是太大了,我愿意将我亲手编辑的这部巨著,献给我数学系的师友;也算是在我浪迹人生的路途上,留一点“思乡”的根髓!
  最后,编辑此书,我还产生一点感悟。那就是今日之学人,文理学识的隔绝愈来愈严重,知识的阻断又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陌生。记得1990年我在编辑“国学丛书”时,特约编辑有葛兆光、王炎、冯统一,他们对于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学者熟得不得了,请出张岱年、金克木、王世襄等一大批大学者作编委;但是说到国学中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就只能点数出李俨、钱宝琮、严敦杰,再往下就不知道了。他们说:“请严敦杰作编委如何?”严敦杰也是李约瑟提到的一位科学史专家,但是那时严老已在两年前过世;后来,我提名请出杜石然。在选定作者时,杜先生推荐了刘钝、廖育群;葛兆光却知道天文学史博士江晓原,他说:“江晓原不但在科学史方面造诣颇深,他对于中国古代性学的研究也很有见地。这种横跨文理两界的学者最难得!”应当看到:在社会文化的整体结构中,“知道”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往往是一种认同,一种接受,一种文化价值的肯定!美国科学史家道本先生就曾经说过:“我们做学问的目的不是为了孤芳自赏,或者作为吃饭的手段,起码要让社会知道你在做什么!”比如,有一次我与李慎之先生吃饭,他听说我是学数学的,就问道:“你知道李俨吗?他的成就足以在现代学术史上大书一笔!”作为一个搞科学史的人,能够得到李慎之如此之高的评价,足见李俨超越所谓学术藩篱的“文化分量”!
  无论如何,在我的心底,文化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我对它怀有一种斯宾诺莎式的宗教崇拜!我坚信,不管人类社会怎样千变万化,文化的传承都是恒久不变的;那一缕浓郁的书香,也恒久不变!

 

 

 

20060916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