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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科技中国》2006年8月号


●科学家的不端行为的原因不外是内外两大条。其“内”者,认为是科学家的道德水准和科学精神水平出了问题;其“外”者,则是认为制度上的不完善是不端行为得以出现、忽视、免于制裁从而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然而,在一个荣誉感与道德感集体弱化的内部,如何能够生长出健康的制度来?
●我们的各级教育机构,越发成为以谋求最大投入产出比的产业机构。教育产业越发从整体上悖离了教书育人这个原初意义的教育宗旨。当造假、作弊等不道德行为成为这个产业中的制度化行为时,我们又怎么能够要求学生成为道德楷模呢?而我们的科学家,就是从这样的教育机制中一级一级地升迁上来的。
●把以英文为主的SCI论文作为考核标准,这意味着,中国的科学活动管理者已经丧失了对自己的科学家进行评判的能力。在把评价标准转让给第三方的同时,也放弃了自己的责任。
●当所有的“姨太太”都已认为“四姨太策略”是最佳策略时,我们的学术空气自然充满了浮夸和虚假了的成分。而学术本身,已经退至其后。
●最关键的制度建设,莫过于恢复学术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把学术管理从日趋严重的行政化中解脱出来。然后,才谈得上制度建设。


学术不端行为的前因后事

田 松

  在我们缺省(默认)配置的大众语境和主流话语中,科学家一向是一心为人类十心为真理的美好形象。任何例外都被认为是偶然的、个别的,不能借此抹杀科学家整体形象的。直到近些年来,科学家的学术不端行为才不断为公众所知,规模越来越大,级别越来越高,科学家的高大全形象遭到了致命的消解。一直以来关于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争论中,总有人激动地反问:如果不相信科学,我们还能相信什么?或:如果连科学都不能相信,我们还能相信什么?同理可问:如果连科学家都不能相信,我们还能相信什么?如果连《科学》杂志都不能相信,我们还能相信什么?
  当然,按照“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的逻辑,可以把这些行为不端的科学家解释成科学的败类,所以不是“真正的科学家”,从而继续保持科学家形象的光辉。然而,这只能是事后诸葛亮的标签,对于如日中天时的黄禹锡和陈进等则毫无发劲之处。无论从哪个角度,我们在当时都无法说他们不是科学家,甚至到了今天,我们也很难说他们不是科学家。
  科学家的不端行为并不是新鲜事物。漫长的科学史上不乏抄袭、侵占、造假事件,只不过一直被主流科学史视而不见1。现在,科学家的学术不端行为进入了公众视野,成为媒体讨论的对象乃至于焦点。那实在是因为纸里的火终于包不住了。在这个过程中,网络起到了巨大的助燃作用。不断揭露出来的恶性事件不仅消解科学家在国人心中的神圣形象,也让身处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和华裔科学家面上无光,以至于丘成桐称之为国耻。


内与外:道德自律和制度约束

  科学家的不端行为激起了很多人的愤怒、困惑和不安。对于其原因的分析以及种种关于预防、调查和惩治的建议,归纳起来,不外乎内外两大条。其“内”者,认为是科学家的道德水准和科学精神水平出了问题,则解决的方案无外乎强调,科学家需要自律,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和名利观,假的总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等等。其“外”者,则是强调制度。认为制度上的不完善是不端行为得以出现、忽视、免于制裁从而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相应的良策当然是从制度上下手,建立和完善监督机制、审核机制、惩罚机制,等等。今年海外120位科学家联名公开信,其核心也是在呼吁制度建设。这其中还穿插着某网络科学打假名人对于其私人网站之打假合法性的主张,及其信誉死亡与否的争辩。

  经过了若干年的民主教育,制度建设常被认为是要中之要。很多人相信,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做不出坏事,只做好事。反过来,坏的制度可以让好人也跟着做坏事。而道德层面上的呼吁则往往被认为是肤浅的。
  但是,任何制度都是在具体的与人相关的环境中被执行的。一个制度的有效实行,必然是以被这个制度所制约的大多数人对制度的认同和尊重为前提的。如果每一个人都试图寻找制度的缝隙,再好的制度也会被钻得百孔千疮,形同虚设。到头来,为了对付满街小偷,我们就需要全民警察——这本身就是个悖论。所以,这里我只能采用一种最为庸俗的观点:制度和对制度的认同——道德——同样重要。
  制度不是凭空而来的。曾经在《读书》之类的杂志上看过一篇法学普及文章,作者的名字没有记住,应该是类似于林达或丁林那样的学者,不过其中引用的某大师的思想让我印象深刻。大意是说:法律很像是经验科学,它首先对现实的社会运作进行观察,归纳这个人群的行为规则,再总结出法律;而不是凭空制定一套“理想的”或者“完好的”规则从外面强加到某一个人群之上。毫无疑问,总结出来的制度能够获得更大的认同。而外加的制度则容易遭到抵触。因为不同人群对于“理想”和“完好”看法并不相同,甚至会大相径庭。彼之珍馐,我之毒药。比如北大前几年颁布的改革方案,颁布者大概是认为是理想加完好的,但是被改革者并不买账。甚至利益并不受损的教授们也群起攻之。李零先生便有雄文《学校不是养鸡场》名播网上网下。
  目前,很多关于制度建设的讨论已经深入到精微的细节,如何举报,如何监督,如何惩罚。有民间与官方的共同参与,有国外的成套制度可供参照,一个理想而完好的制度似乎并不难于创新出来。但是古训早有明示:逾淮为枳。在总体社会环境存在差异的情况下,细节的酷似并不能保证同样的结果。按照那位大师的看法,一个获得广泛认可的制度,应该是从内部生长出来的,而不是从外部创新出来的。然而,新的悖论是,在一个荣誉感与道德感集体弱化的内部,如何能够生长出健康的制度来?


荣誉感的集体弱化

  2003年两院院士增选,媒体上出现了这样的标题,《58名工程院新院士名单公布 剽窃论文者无一当选》(《北京娱乐信报》,2004年1月6日),让人啼笑皆非,不知道是表扬,还是讽刺。潜台词是,在各地学术机构选送参评(电视青年歌手大奖赛用语)的院士候选人中,有些人是剽窃了论文的。隔一天,又有新华社消息:《院士道德仍是棘手问题 徐匡迪提出五个“不希望”》(《北京晚报》,2004年1月8日)。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郑重而诚恳地说:‘我希望院士们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洁身自好,维护院士群体的社会形象。’”无独有偶,“针对院士群体中有个别人出现了学风不端、学术上不民主等行为,路甬祥表示科学院高度重视院士的科学道德和学风问题,并成立了道德委员会,建立了院士谈话制度,制定了院士自律守则等。”《路甬祥向中科院新当选院士提出四点希望》(2005年12月16日,新华网)。
  2005年两院院士又增选,中国又有新院士了!名单公布之后,中国工程院以“中国工程院”的名义给每位新院士写了一封信(见《光明日报》2005年12月14日),提出了八条“共勉”,其中第五条是这样的:“继续弘扬科学精神,以身作则,努力成为科学道德建设的模范,唯真求实,力戒浮躁,淡泊名利的身体力行者。实事求是地充分肯定同行和同事们的贡献,尊重他们的劳动和成果。正确处理成果、论文和报奖的署名和知识产权问题。加强对自己的学生和助手等年轻人在科学道德方面的教育和培养。”信的最后说:“希望您把这封信放在案头,记在心头,常阅常新。”言辞恳切,语重心长。只是让我感到恍惚,这难道是给院士的信吗?如果院士需要像小学生一样被耳提面命,为什么要评选院士?
  院士是什么?国家院士,乃一国之士,国士也,国师也。在我们通常所接受的宣传中,院士是国家超一流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的精英,代表着全社会的最高学术成就,也当然代表着社会的道德和良心。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已经占据了学术与道德制高点的群体,谁敢于相信自己有资格并且能够居高临下地对他们进行谆谆教导呢?
  信的落款是“中国工程院”,按照中国国情,应该是中国工程院院长办公室发出的。院办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是院士的服务机构还是管理机构?或者是院长的行政指令的执行机构?我想首先是向主管官员负责的行政机构。官员向国士训话,实在是怪异。听说过刘备三顾茅庐,从未听说过刘备训导诸葛亮。让我们想象一下,在爱因斯坦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之后,忽然收到院办发来的一封信,郑重而恳切地请他严于律己,洁身自好,爱因斯坦会有何反应?前不久,江晓原在批评当下学术管理的系列文章中引用了一个老故事,《刺客豫让之“国士遇臣国士报之”》(《社会观察》,2006年第6期)。豫让说:“范中行氏以众人遇臣,臣故众人报之;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现在,行政机构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管理自己“选”出来的院士,院士们该何以为报呢?回到春秋时代,若某一君子扬言招贤纳士,士一进门,他自己先做一个报告,告诉士们何为仁义,何为廉耻,恐怕当时就会有刚毅自高之士拂袖而去。
  信中称:“中国工程院要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关键是建设一支素质高、学风正、品德优的院士队伍。”这就好像是某个小学校长,打算从各个班里抽出又聪明又听话的小朋友们组一个特别班,告诉他们应该这样,不该那样,以图最后建设出一支素质高、学风正、品德优的先进班级一样荒谬而愚蠢。难道院士队伍是可以这样建设的吗?
  实际上,中国的院士除了是其所宣传的那些象征和荣誉,更是一个利益群体。至少,对于理工科人士,相当于教授博导之上的又一级职称。可以想象,如果进入先进班级不仅仅是一种荣誉,还能优先享受奖学金、保送上大学之类的制度化资源,同学们该会怎样争夺小红花,家长们又会怎样各显其能!


无意识的反抗、有意识的利用、有组织的监守自盗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最重要的道德建设应该是中小学乃至幼儿园时期缺省配置教育的一部分,对于已经是成年人的科学家来说,呼吁道德自律,就如该和面的时候才想起来种麦子,未免有点儿来不及。
  十几年前,我曾在位于京南的一所高校教过几年普通物理。当时该校曾经流传这样一个说法:“抄袭并不可耻,可耻的是被抓住了。”不知道传自何处,传播多广。如果一个村子里有一个人偷东西,我们会谴责偷东西的人道德败坏。但如果整村都在偷,那一定是某个社会机制出了问题。同样,如果只有一个人抄袭,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有问题,但是如果很多人抄袭,乃至于大多数人不去谴责抄袭本身,只是讨论抄袭的技巧和胆量,也一定是某个社会机制出了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大规模的抄袭意味着对于某种制度的无意识反抗。当人们对考试课目、内容以及考试方式产生了反感,当人们对于以这样的考试成绩衡量被考试者的公正性产生了怀疑,而人们既无力、无望改变考试本身,也不能免于这样的考试,无意识的反抗必然出现,同时,抄袭者所要承受的道德打击也会大大削弱。在我读书的时候,虽然大家对于抄袭者普遍鄙视,但是对于政治课的抄袭已经有所宽容。
  近二十年来,经济精神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很多考试以及教育本身都逐渐演变成各种巨大的产业,经济利益成了这些产业的垄断者所注重乃至于首先考虑的问题。一所小学可以因为收不到巨额赞助费而把学生拒之门外,在我看来,其恶劣不亚于一所医院,在病人家属送来押金之前坚决不做手术。教育事业不再守卫其曾经具有的神圣性,也就失去了人们发自内心的敬畏。我有幸早读几年,没有赶上英语四六级考试与学位挂勾的时代。作为一位旁观者,我对于那些付出大量时间金钱仍然不得要领,只好走抄袭或代考路线的同学,反倒有所同情了。当集体的、具有官方色彩的不端行为大规模出现之后,普通公众更加能够为自己的抄袭、造假找到道德免责的借口和理由。于是可耻的只是被抓住,而不是抄袭本身。
  在中国,规模最大后果最严重的考试莫过于高考。而高考本身的公正性则已经遭到了多年的指责。在局部的公平之后,隐藏着全局的大规模的不公正。高考移民正是对这种不公正的有意识的利用,也是对这种不公正的无意识反抗。
  然而,这种无意识的反抗和有意识的利用或许有可能解决某个个人的问题,却使社会整体的不公正更加严重。对于不道德的默许与麻木,同样会使社会整体的道德空气更加污浊。
  如果一个地方的人民大规模地无耻——或曰荣誉感集体弱化,我想,那首先是这个地方的官员公然地无耻,于是人民也只好选择无耻作为生存策略。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任何一种规则或者潜规则都是一种筛选机制,这就是北岛之所谓通行证与墓志铭。当清高者拂袖而去,剩下来的就是愿为五斗米折腰的人。
  最近几年,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作弊形式,就是由学校牵头,组织其高二学生冒高三学生之名替考,其目的是竟然提高该学校的升学率,以便在学校间的资源竞争中获得优势!
  甚至从幼儿园开始,我们的各级教育机构越发成为以谋求最大投入产出比为目的的产业。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乃至为了生存本身,教育产业越发从整体上悖离了育人这个原初的教育宗旨。当造假、作弊等不道德行为成为这个产业中的制度化行为时,当官员和大款交足了钱就可以让秘书代理上课、代理写论文最终得到硕士博士乃至于最终成为博导时,我们的管理者又怎么能够指望学生们心甘情愿地成为道德楷模呢?而我们的学者,我们的科学家,就是从这样的教育机制中一级一级地升迁上来,筛选出来的!在这个背景之下,当选院士无一剽窃,竟然真的就是个好消息了!


量化管理,创新与伪创新

  在小科学的手工作坊时代,科学家或者是继承了祖上的财产,或者接受了王侯的馈赠,或者另有职业支持日常生活。因为科学活动本身还不是足以谋生的职业。科学家只是出于个人的兴趣探索自然奥秘,或者满足其个人的求知欲,并不需要向谁负责。即使是那些接受馈赠的科学家如开普勒的师傅第谷,在科研的大体方向和具体细节上也拥有完全的自由度,不需要定期向其资助者做中期汇报。当然,第谷与达官显贵们喝茶的时候,也难免会对他们聊聊天上的新鲜事,但也只是聊聊而已。那时科学家所面临的社会压力大概只有一项:荣誉。所以那时科学家的学术不端行为也只与荣誉有关。
  进入大科学时代,科学共同体成了社会架构的一部分。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活动逐渐隐退,科学家有了老板。近二十年来,中国的科学活动越来越被老板的意向和意象所牵制。老板对科学共同体的要求也越来越直接,越来越急迫。恨不得今天娶媳妇,明天就要抱孙子。科学活动被视为按照投入产出比来衡量的准经济活动,开始了表格化的“规范的”量化管理。目前,老板最大的要求叫做创新。于是连硕士生的开题报告表上都有一栏,叫做“创新点”,实在是中国品牌,“非常可乐”。
  在小科学时代,创新是一种不求自得的偶遇。现在则成了悬在科学家头上的利剑。小科学时代的科学家类似于业余作家,有话说,没话就不说。现在的科学家类似于电视台的栏目制片,不论有话没话,有想法没想法,都必须把时间填满。片子好坏只是质量问题,空播则是严重事故。于是科学家必须想方设法泡制SCI论文,好不好是质量问题,有没有则是性质问题。何况在当下的量化管理中,好坏,乃至于真伪,都是难以显示的参量。
  把以英文为主的SCI论文作为考核标准,这意味着,中国的科学活动管理者已经丧失了对自己的科学家进行评判的能力。在把评价标准转让给第三方的同时,也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我们很难想象哪个公司请第三方比如猎头公司来考核自己的员工。量化考核越发成为懒人加蠢人的管理方式,在量化考核的养鸡场里,管理者只需要数数鸡们下的蛋——他们甚至让鸡们自己数,自己填表——统计一下复印件,就完成了管理——还似乎显得公正客观。
  作为一种筛选机制,这样的管理方式必然把那些善于制造SCI的人推到更高的位置,同样,不善此道的学者或者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沦为边缘,逐渐失去话语权;二是随波逐流,学人家制造SCI。写不出正经文章,泡制垃圾文章也可以过关,也可以获得奖励。比如宁波大学引进的郑教授,年SCI几十篇,据说奖金上百万。令人瞠目结舌。
  正所谓劣币驱逐良币,黄钟毁弃,瓦釜轰鸣。
  生存的本能和学术的尊严:四姨太效应
  一个共同体一旦形成,就如一个生物体诞生,就有了要求生存的本能。——自我繁殖,自我生长。一所中学作为一个共同体,为了生存,需要提高自己的升学率。大学为了生存,需要提高自己的排名。在升学率和SCI成为生存的必须之后,我们的中小学失去了其教育的神圣;我们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放弃了学术的尊严。
  在科学共同体被置入社会架构之后,科学共同体的生存就依赖于社会整体需求,反过来,科学共同体也会努力强化自己的在社会架构中的作用,以获取更多的资源。这时,启动“四姨太效应”已经成为各个学术机构的生存策略。
  去年,在长沙全国科学哲学会议上,刘华杰和我同时作了一场报告,我们分别提出了“学妖”和“四姨太效应”的概念,以解释当下科学活动的某些运作。学妖可以理解为两个共同体界面之间的监控者、管理者或者协调者——这里的共同体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可以把大众传媒、政府部门乃至于公众都理解为不同的共同体。“四姨太效应”一词是从张艺谋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引伸出来。电影中,四姨太为了争宠,假装怀孕,事情败露之后,好心的大少爷责怪四姨太傻,四姨太则说,她不傻,因为只要时间一长,假的就能变成真的。四姨太的策略是这样的:在资源有限,老爷只有一个的情况下,假装怀孕,一方面可以增加自己真孕的可能性,同时,由于更多地占有了资源,也降低了其它姨太太受孕的几率。而一旦真的怀孕,当初的假孕即使被人发现,也无所谓了。
  在学术资源的争夺中,每一个追逐基地、重点学科、博士点的学术机构都会把自己的肚子挺起来、垫起来。一旦资源获得,就有了大笔资金,就有了教授指标,那怕是管理一般的机构也会羽翼渐丰。最不济还可以特聘一些成名人士,让他们以该单位的名号发表文章。几年之后,要博导有博导,要SCI有SCI,甚至也可能借壳下蛋,真的在该机构名下培养出几个优秀的学生来,不就日久成真了!网上有人批评陈进愚蠢,既然靠摩托罗拉骗来这么多钱,为什么不拿出一部分对摩托罗拉做逆向研究,一旦破解并仿造,虽然不是原创,毕竟还是个成果。倘若陈进真的启用这个策略,他的造假还会被发现,被追究吗?
  对于汉芯这样的理工科成果,人们最终还可以对其真假作出判断。而对于人文学科来说,我们根本就不存在硬性的标准。很多人文机构同样获得了几百万乃至于上千万的经费,这些机构每年生产出大量的论文,其中有多少学术垃圾和学术泡沫,更是一笔糊涂帐了。因为负责验收的人,往往就是当初同意赋予它们学术资源的人——学妖。
  学术资源是一个抽象的主体,它对于申请者的审查是通过中介来进行的。中介往往同时身处学界与学术官场之中,按照刘华杰的说法,这是一类重要的学妖。所以毫不奇怪,所有潜在的学妖,比如院士、各级评委、国务院专家组成员……等等重要人物所到之处,都会受到超一流的礼遇。也是这个原因,争夺院士名号不仅是申请者自己的事,更是申请者所在机构的事。
  同样,在研究人员竞争学术资源,争取课题、基金和项目的时候,也不得不启动四姨太效应。
  当所有的姨太太都认为四姨太策略是最佳策略时,我们的学术空气自然充满了浮夸和虚假的成分。而学术本身,已经退至其后。


合制度的非道德与合道德的反制度

  在所有人都对交通规则不以为然的时候,马路上必定混乱不堪,只能在被相对认可的潜规则的指导下过马路。在这种情况下,坚持遵守交通规则的人可能一辈子也过不了马路,或者一步也开不动。而为了过马路,为了赶路,就只好违背交通规则。这是个两难。
  在学术道德和现行制度的相互关系中,有四种组合。一,既合乎道德又合乎制度;二,既反道德又反制度。对此二者,我们很容易旗帜鲜明地回答,支持前者,反对后者。但是,对于三,合制度的非道德;四,合道德的反制度,我们常常难以把握。 
  宁波的郑教授一度成为某私人打假网站攻击的对象。由于郑教授的行为不能归之为这个网站所乐于举报的剽窃造假等任何一项,他的论文顶多是技术含量不高,并没有违背任何学术规范,该网站只好在道德层面进行打击,称之为制造学术泡沫,骗取国家资源,有违学者的良心。然而,郑教授完全是合乎规则地通过制造SCI获得科研奖励的。没偷没抢没编译。即使这些SCI属于泡沫,近乎垃圾,也是制度使得郑教授这样的人才脱颖而出。相反,如果宁波大学校方以郑教授论文质量不搞为由,拒绝兑现奖金,我还要为郑教授打抱不平。商鞅城门立柱,本是为了树立规则的尊严,即使搬木头的劳动量不大,也必须兑现他设下了高额奖金。进而言之,如果郑教授以泡沫般的SCI换来高额奖金,去支持一个他自己认为重要但是完全不会得到资助的项目,又该如何评论呢!——当然,即使郑教授完全拿来吃喝玩乐,也是他的权利。
  对于合制度的非道德,非道德的不是合制度的个人,而是制度本身。
  反过来,也有人出于学术良心要做一些有利于学术的事情,却不得不利用乃至违背现行的学术规则,暗渡陈仓。把这种合道德的反制度揪出来作为所谓“学术腐败”的典型,对于中国现实的学术发展以及学术制度的重建,也无益处。好比某位警察或者义务交通管理员在马路上抓住一个闯红灯的行人就大加挞伐,并不有利于交通秩序的整体改善。尤其是在左右车辆,红灯又坏了的情况下。
  中国的学术环境整体上仍然在恶化,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好转,更不能指望一个自居的侠客挽狂澜于既倒。
  要恢复人们对交通规则的尊重,首先要修好交通灯,不要让它乱跳一气。

  汪丁丁教授在最近网上公布的文章中指出:“事实上,在过去十年里,我们的大学日益维系于而不是日益独立于政府的官僚管理体制,我们的大学教授的福利日益维系于而不是日益独立于官僚们的偏好与青睐,我们所教授的学生的知识结构日益维系于而不是独立于那些导致创造力源泉枯竭的官僚化的考核指标。”(汪丁丁,《愚蠢的教育管理者》,学术批评网)很多学者都提出过类似的观点,科学研究被学术机构的行政部门制约,是学术不端行为高发的重要原因(如陈蓉霞,《科研被权力束缚是学术腐败症结所在》,《东方早报》,2006年6月6日)。因而最关键的制度建设,莫过于恢复学术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把学术管理从日趋严重的行政化中解脱出来。然后,才谈得上对学术不端行为的监督、举报和惩罚等细节的讨论。否则,只要养鸡场的性质不变,多么精心设计的管理,还是养鸡场。
  同时,当学术仍然处于官场之中,如果官场腐败没有得到充分的整治,学术不端行为是没有办法单独解决的。这就好比一个重症病人,全身的血液系统和神经系统都出了问题,单独治疗他的牛皮癣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可能的。


2006年7月7日
2006年7月17日
北京 稻香园


(发表时题为《恶劣的学术环境:学术不端行为的根源》,发表前曾做过重新校对和少许增删,但在发表时未能采用。这里是校对后的版本,并恢复了原题。)

1 已有若干相关书籍在中国出版。如《背叛真理的人们——科学殿堂中的弄虚作假》(威廉·布罗德、尼古拉斯·韦德著,朱进宁、方玉珍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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