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页 

载《文景》2006年第9期


“史”无英雄?

钮卫星

 

1

  说起科学史上的革命年代,大家都津津乐道于近代的科学革命;说起那个革命年代的英雄,人们都知道有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这样鼎鼎大名的人物;说起推动那场科学革命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不少人对《天体运行论》、《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和《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也都耳熟能详。所以如果谁要写一本关于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的书,恐怕难以避开至少上面这三位科学史上的英雄和他们的著作。
  然而,我刚刚读完的一册书恰好就叫做《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Books and the Sciences in History)——据说是第一本处理科学史与书籍史的专著,书中恰好就没有正面描述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这样的大人物和他们的伟大著作。难道我们的科学史常识有问题?或者难道这《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是一本名不副实、哗众取宠、根本没有摸到科学史门槛的伪劣作品? 
  《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一书据介绍是源自“剑桥大学编史学组”发起的一个“科学史/书籍史”系列研讨会。这样的研讨会是国外大学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系在一个学期里会有多个这样的研讨会。每个研讨会围绕一个主题,一般每周或隔周举行一次,每次由某人负责一个专题,参与者为系里有相关专业背景或研究兴趣的教师、学生和访问学者等。从历史上出版发行的书籍来考察历史上的科学就曾经是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的一个研讨会主题。在这样的研讨会上提交讨论的题目往往是新颖的、属于学术前沿的研究。这些讨论和研究成果最后集结成了《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一书。参与该书撰稿的作者共有22位,从书末附的“撰稿人简介”可以了解到这些作者们都是活跃在学术前沿的学者(其中一些作者的工作单位现在可能已有变动)。该书的两位主编当时是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的教授和副教授。所以这本书的学术性和权威性似乎也不容置疑。


2

  《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全书正文共有20章,前面有一篇导言,后面有两篇后记。20章正文又被划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书籍的成就”,共8章,分别讲述了中世纪书籍的生产和发行、科学知识的保存和传播(第1章);托勒密《地理学》对近代欧洲地图印刷的影响以及欧洲人如何托名一位穆斯林来制作世界地图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销售(第2章); 16、17世纪间人们对名人生辰星相图的收集、印刷和出版(第3章);近代书籍中注解、索引的编制和印刷及其系统化的过程(第4章);在近代早期的印刷书籍中插入有关自然事物的插图的情况(第5章);第谷的印刷所和他对新天文学成果的出版(第6章);炼金术史上常常以粉末形式出现的“哲人石”以及记载它的事迹的“邓斯坦之书”(第7章);1651年在罗马出版的一本关于墨西哥动植物群落的书(第8章)。
  第二部分为“学术性阅读和交流性阅读”,共8章,内容依次为:通过对1731年在剑桥出版的《论罪恶的起源》一书10页内容的分析,考察了学术著作中脚注的作用(第9章);近代研究型图书馆在德国的出现(第10章);通过1704年哈里斯的《技术辞典》和1728年钱伯斯的《百科全书》讨论了当时人们试图出版一种取代其他书籍的书的努力(第11章);期刊作为一种文献形式兴起的原因并描述了它们的早期历史(第12章);科学理念和科学思想传播到上流社会和社会各阶层中去的过程,以及像丰特奈尔、伏尔泰这些社会精英建立自然哲学正统地位的过程(第13章);从图书的装饰风格解读18世纪的贝类学书籍(第14章);18、19世纪的英语儿童科学读物以及这些读物的道德启蒙作用(第15章);通过17世纪炼金术士乔治·斯塔基和19世纪政治经济学家约翰·穆勒讲述的阅读体验,描述了阅读拥有的一种转化性力量(第16章)。
  第三部分“科学时代的出版”,共4章,分别描述了19世纪早期剑桥大学的几位年青数学家与出版商和发行商合作,通过引进新版数学教材推动剑桥的数学课程改革(第17章); 19世纪20年代英语书籍向美洲西班牙语区的销售(第18章);詹姆斯·斯佩丁以一己之力编纂培根著作、撰写培根传记、为培根争取荣誉的故事(第19章);蒸汽印刷机的出现所带来的变化(第20章)。
  希望读者能够容忍我在上面所作逐章概述。我有两个理由必须这样做:一是读现在的一些书评,很少能获知所评之书的大概内容,我希望我的书评能够做到这最基本的一点;二是从所概述的内容中读者可以确实体会前文提出的我们的科学史常识中的英雄人物并没有成为书中的主角。虽然培根似乎被认作一位近代科学英雄,但是“英雄”这个词在那一章中的用法有点反讽的味道,因为培根原本被认为是一位充满野心、自私自利和怯懦的人,是斯佩丁努力把他塑造成英雄的。


3

  从上一节的概述可以看出,《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一书的作者们在选题时似乎是“蓄意”避开那些我们常识中的科学英雄们。哥白尼、伽利略们没有被当做英雄受到那些作者们的青睐,这显然不是一个疏忽或偶然现象。其实这里面反映了一种变化:即西方科学史家们的研究趣向的变化,或者大一点说是西方科学编史学理念的转变。从《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一书中作者们的论述风格和对论题的选择可以真切地体会到这种变化。
  《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书名原文的“科学”一词用的是复数,这里所指的“科学”与我们现在理解的科学不是一个概念。书的主编在导言中说:“近代早期还不存在一门称作(我们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的学科”,因此,博物学、占星术、炼金术也都是该书所要论述的“科学”,而在书中读到“生辰星相图集:一种文体的起源和使用”、“关于哲人石的文献”等这样的章节也就毫不奇怪了。
  这样一种对科学概念在历史上的推广使用,显然不是个别人的标新立异,而是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西方学者的研究趣向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下,他们关注的重点从历史上的权威著述者和精英读者转向了更全面的作者和读者范围。这就难怪像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这样的科学史上的英雄不再是这本书中的主角,这就难怪一本叫做《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的书中不再提到《天体运行论》、《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和《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而占星术士和炼金术士却登堂入室。
  书中其实并不是没有提到哥白尼和牛顿的名字。第三章中提到一位纽伦堡的出版商彼得攸斯以出版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各种星占书籍著称;第7章中提到牛顿对炼金术文献的痴迷,并说:“通常认为,对于牛顿来说,以神学为中介,炼金术和物理学是探讨宇宙运行的互补活动。”这里《天体运行论》与星占学书籍相提并论,牛顿的形象则更与科学英雄的形象大相径庭。
  以前,西方的科学史家尽力把科学本身的活动和成果与其社会背景和应用相区分,而如今他们强调科学活动就是一种社会活动。科学进步被认为是多种社会因素和多学科相互作用的结果。科学史上不再有“孤胆英雄”。而一度被认为是“科学革命”的大事件也被看做是20世纪科学编史学的一个建构。也就是说,科学革命是被建构出来的,历史上本无革命;科学英雄很大程度上也是被建构出来的,历史上本无英雄。
  西方科学史研究的这种治学风格和编史学理论的转变,与中国读者已经形成的一些科学史“常识”,可能会形成一些冲撞。近代以来,对西方科学我们可谓是亦步亦趋。然而对西方科学史研究风格的这种转变,我们又该何去何从呢?或许在大致了解了西方科学史研究风格转变的某种历史趋势之后,我们能够决定在自己的研究中应该采取怎样的步骤。
  《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的主编之一在“后记1”中写道:“关于实证知识积累的编年史在英美科学史上曾占据统治地位,随着它的衰落,这个学科似乎在各种时尚中间徘徊:1950-1960年代是理想化和哲学化;1960-1970年代是社会学化;1980年代可以称之为人类学化、物质化和性别化;1990年代则陷入文化的沼泽之中。”《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一书的编纂目的据说正是看到了这种新编史学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想通过这样的努力“使得科学史能够与科学知识的形成重新衔接在一起。”但是大势所趋之下,我们还是在这本书中体会到了这种时尚的新编史学的浓郁气息。
  得风气之先的一些中国学者对这些西方科学史研究时尚的变化可能并不陌生而且还能紧跟其步伐。然而在科学史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力量也相对薄弱的中国,我认为我们的科学史研究者恐怕首先要把实证主义传统的科学编年史做扎实,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行有余力,能关照一下社会学的、人类学的、乃至女性主义的科学史研究时尚,也算稍稍与国际接轨。


4

  尽管这样一部著作消解了我们科学史常识中的科学英雄,尽管一些读者可能不认同该书作者们的治学理念,但《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在学术上和其他方面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首先,及时地把学期中定期研讨会的成果发表出来,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模式:一方面在我们的科学史教学和研究中可以借鉴这种研讨会模式,另一方面可以借鉴这种发表模式。因为对于像科学史和书籍史这样的新兴交叉研究领域,需要研究的题目非常多,因此采用由多位作者分工合作的方式来完成这样一部学术性著作,显然是比较合适的。当然现在即使是20多位作者的分头研究,也只能是以点带面,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有时让人觉得《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这个书名实际上大于它的内容,因为它关照的只是一段历史和部分书籍——也许我们可以期待它的续集问世。
  就已经完成的20个“点”而言,虽然此书主编在“导言”中谦称“是导论性的,是对科学史与书籍史之间联系有兴趣的所有读者的入门读物”,但是如果认真去阅读的话,还是相当考验读者的耐心和毅力。如果把历史发展的趋向比做一股潮流的话,一般的历史书籍倾向于把读者带到某个距离之外用望远镜来观看这股潮流的大致走向,而这本书却是用显微镜审视了历史潮流中的20朵浪花。这就是说,作者们的论述非常注重细节,给读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具体、真实的历史场景。主编在“导言”中说,为了使本书的可读性更高,“本书撰稿人将脚注保持在极小量的水平”。但就在这“极小量的水平”下,每章提供三、四十条脚注是很正常的,另外每章还提供了十多篇左右延伸阅读文献。
  这些注释和延伸阅读文献,一方面保证了论述的学术性,另一方面也保证了所论述之历史的真实性。而在论述中注重细节的铺陈,则又保证了所论述历史的具体性。这就让读者有可能通过阅读该书去把握一段真实、具体的历史。
  也许会有人问;这种近乎琐碎的历史细节是否值得或需要被翻出来细细审视呢?确实,偏好追求宏大的历史规律——假如有这样的历史规律的话——也无可厚非,那毕竟是很吸引人的,但是在没有适当地把握真实的、具体的历史细节之前,所谓的历史规律往往会是空洞的、虚假的。而如《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中的做法,其中的20章描述的是20个独立的似乎互不相关的具体个案,但是它们放在一起,各章之间体现出某种内在联系,生动地展现了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如何通过作者、出版商、发行商和读者而发生互动的情形。因此从具体个案入手、抓住细节、以微见著,应该是一种值得采取的历史研究法。现在一些喜欢做大而无当的空洞题目的部分研究生和学者,也许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启发。

  其实我与这本书还颇有缘分。2001年我在英国剑桥访学时曾经在《中华读书报》的“原版书”栏目向读者们推荐过《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2日出版,精装本)。现在很高兴知道该书被列为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八面风文丛”的第十四种于2006年2月出版了。当时我推荐的主要目的是想让读者通过该书去体会西方近代历史的一种“有形的连续性”,“让中国读者在哥白尼革命这样的大事件之外再多了解一些欧洲科学发展史的广泛背景,同时专业读者也可从中领略一下西方同行的治学之道。”现在仔细拜读了中译本之后,虽然多体会出了一层编史学理论方面的冲撞,但原来的推荐理由仍然是成立的。

 

 

200609160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