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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社会观察》2006年第10期
听雨丛谈(14)


“人治”好还是“法治”好?
——关于我们今天的学术评价

江晓原

 

  看了这个标题,一定有人会说:这不是废话吗?当然是法治好。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人治好还是法治好?恐怕如今没有人不说法治好。但是我们现在说的是学术评价。
  在学术评价中,所谓的“法治”,如今自然就是“量化”──单位时间内发表了多少SCI、EI、CSSCI论文、出版了多少专著(许多地方还要统计字数)、得了多少数量多少级别的奖项、拿到多少“课题”、入账多少经费……,这些数据是“硬杠杠”,有了这些“硬杠杠”,往上一套,人人平等,似乎优劣立判。各种各样的评估、申报等等,也都只看这些数据。这套做法近年愈演愈烈,许多有识之士都已经指出其种种弊端。然而维护这套做法的理由也很雄辩:你说这样不好,那怎样更好?!
  确实,在“法治”必然就好的思维定式之下,很难想出更好的办法。于是因循下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办法改变。然而,在学术评价问题上,“人治”的思路,就绝对不能考虑吗?让我们试着沿这条思路往下走走看如何?

  当年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推荐陈寅恪,校长问陈有何学位?,梁说没有;问有何著作?梁说也没有,校长表示,这就很难接受了。但梁启超说,陈的论文,价值远在我梁启超的许许多多著作之上。校长相信了梁启超的推荐,遂聘陈为导师。
  在上面这个故事中,清华校长起先是打算“法治”的──讲学位、著作之类的“硬杠杠”,但最后他却采纳了“人治”──人治者,信任某些个人的判断力也。梁启超学问深湛,名满天下,校长认为他的判断力是可以信任的。梁既享此大名,自己亦必爱惜羽毛,决不至于胡乱推荐。
  沿着这个故事往下思考,我们可以看到“人治”和“法治”的两种结果。
  先看“人治”:陈寅恪之受聘清华,果名副其实,则在校长为用人有方,在任公为荐贤有力;如其名不副实,则在校长为用人不当,在任公为荐人失误。校长即使想要推卸责任,至多只能说一句“任公误我”,作为校长,终究难辞其咎。
  再看“法治”:如校长坚持要陈寅恪有学位和著作,则只能不聘,如果后来陈受聘别处,我们能不能指责清华校长错失人才呢?不能,因为他可以辩解说:“硬杠杠”是天下公认的,我若聘陈作导师,其他有学位、有著作的人不服怎么办?
  那么如果某人有了学位和著作,受聘之后却名不副实(这种现象如今太多了),又怎么办?我们能不能指责清华校长用人失当呢?也不能,因为他可以辩解说:他“硬杠杠”过硬,我怎么能知道他会名不副实呢?学位是别的大学颁授的,著作是别的学术机构审查的,高学位而低能,学术著作中有水份,这些都非我个人之力所能左右,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全社会共同努力”,怎能专责我个人?
  更重要的是,既是“法治”,聘任必经过某种委员会会议通过,通常,校长个人在这样的委员会中也只有一票,这就更难要他承担责任了。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推出这样一个结论:学术评价上,“人治”与“法治”相比,至少有一点:“人治”必然有人为后果负责,“法治”则可以无人为后果负责。事实上,如今愈演愈烈的量化考核,败坏学风,制造泡沫,催生腐败,已经给学术界造成了极大损失,我们看到过有谁为之承担责任吗?

  在陈、梁故事发生的年代,在学术界实行“人治”是可行的——甚至可以说那时就是以“人治”为主的。但是现在的学术界能不能回到“人治”去呢?恐怕很难。周振鹤教授有名言曰:“现在是平庸的时代,是没有大师的时代”,没有大师,即使真想“人治”,恐亦不可得也。何况大师如今又很容易被指为“学霸”或“学阀”。
  说到这里,我还是很想重复一遍当年梅贻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现在这句话已经被人重复滥了(尽管经常有文字出入,甚至张冠李戴),许多大学校长也经常提提这句话。但是,很多人骨子里其实根本没有认同这句话。
  为什么?因为在量化考核中,“大楼”和“大师”的优劣是再清楚不过的:“大楼”可以“验收”,可以“得分”啊!——“实验室面积”多少多少平方米、“办公用房”多少多少平方米……,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政绩”啊!而“大师”算什么?可以“验收”吗?可以“得分”吗?“大师”不仅不能为量化考核作出贡献,反而要花钱供养他,他还可能不听校长院长系主任的话,我们要这种东西干什么呢?
  所以我们就远离“人治”,依赖“法治”——就是量化考核。

 

 

20060916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