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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6年9月9日《文汇报》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医生
——关于《医学人文十五讲》

江晓原

 

  在我们长期习惯的语境中,医学总是被归入“自然科学”之列,在许多人心目中,医学和天文学、物理学之类的学问似乎是可以等量齐观的。而各种现代医学的检测手段和仪器、器械之类,看上去又是如此的“科学”,更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观念。但是在西方,医学却不被列入“科学”之列。在他们习惯的语境中,所谓“科学”严格地说是指“精密科学”——即可以用数学工具精确描述其规律的学问,比如天文学、物理学就是这样。所以西方人常将“科学”、“数学”、“医学”三者并列,因为现代医学至今仍然不是一门“精密科学”,尽管它已经使用了大量精密的仪器和器械(至于数学不被归入科学,那是因为它本身是不和自然界打交道的)。
  考虑到医学至今仍不是一门精密科学(这一点对中医、西医来说同样成立,两者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则“医学必定是人学”这个说法就有了第一层实际的意义——它的“客观规律”迄今仍未被完全发现(如果认为西医已经发现了一部分的话),所以它需要依赖人的经验和自主判断,甚至它依然是因人而异的。
  关于“医学必定是人学”的更深刻的意义,可以借用医学史家西格里斯的话来认识:“医学的目的是社会的。它的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使某个机体康复,它的目的是使人调整以适应他的环境,作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医学经常要应用科学的方法,但是最终目的仍然是社会的。”
  本书作者试图在书中“抵抗”两个力量:一、医学中的“科学至上”,二、医学中的“技术主义”。这两个力量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建立在“生物科学”基础上的现代医学,正在向“全面、系统的还原论”疾走,怎么能不“科学至上”?现代医学用了那么多的仪器设备,怎么能不“技术主义”?
  但是,我们不得不抵抗。从理性上说,由于医学远未成为精密科学,它没有资格享用“科学至上”和“技术主义”(可以略为夸张地说,天文学、物理学就有资格享用)。从道义上说,由于医学的目的是人的幸福,它也没有理由“科学至上”和“技术主义”(我们不能让科学技术凌驾于人和人的幸福之上)。
  那么作者用什么来抵抗上述两者呢?他用的是“社会的医学”和“人文的医学”。尽管本书从头至尾贯穿了作者在这两条路径上的观点,但是从本书第三部分开始,作者的目光更多的投向了医患关系,更为集中地反映了作者对医学人文的思考。
  作者从著名的“妞妞之死”开始,追问究竟是谁杀死了妞妞?他痛斥在那些医德严重堕落的地方,“白大褂便是魔鬼的化身”。作者认为,由于那些医务界败类的所作所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整个医学界的道德信用都被透支了”。作者大声疾呼,“我们需要一场病人权利运动”!对于我们多年来只注重树立道德偶像来提高医德、改善医患关系的做法,作者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在每个时期都树立一个道德偶像,然后一方面对医务医务人员说,你们都要向他学习;另一方面对老百姓说,我们都已经有这样好的医生楷模了,你们还有什么意见?”但这种做法对提高医德、改善医患关系无济于事。
  而2003年的萨斯疫情,当然成为刺激作者深入思考的契机。由于疫情严重,有约五分之一的感染者本身就是医护人员,这就出现了一个平时罕见的局面——医患双方融为一体了!一个医生同时又是患者,这促使许多医生开始了反思。至少在那一段不平常的日子里,医生们的道德升华了。作者站在医务界的立场上沉痛地说:“多几次这样的机会,我们过去那些道德亏欠就会得到巨大的平填。”作者断言,在这次萨斯事件中,“医务界群体在道德上赢得的东西远远比他们在知识上赢得的东西多”。他认为这是一个“重新洗牌的机会,应该抓住它,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建立新的良好的医患关系”。当然,这是作者善良的愿望。
  本书作者王一方原是学医出身,但医学院毕业后却“不务正业”,投身于出版和传媒业,在几家出版社当过领导,还当过《中国图书商报》的副总编,这种经历还是比较少见的。不过这些年来,在“正业”之余,很自然的,王一方并未停止对医学的观察和思考,况且他是可以在医学的意义上做自己的医生的,所以这本汇集他多年来在这方面观察和思考成果的《医学人文十五讲》,既有客观立场,亦属水到渠成。
  不过,我读这本书最后的感想却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医生——至少在哲学的意义上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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