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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8期


科学实在论的另类代表
——T.托伦斯科学哲学思想略述

蒋劲松*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 北京:100084

 

摘要:英国著名神学家T. F.托伦斯认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得益于宗教改革之后的新神学,终极原因从自然的研究中被排除出去,承认自然具有真正的偶然性。他认为,自然科学与神学都是严格的科学,科学研究的方法必须要符合研究客体的性质,因此自然科学必须通过实验,在人与自然的对话中进行,而神学则只有在人类对上帝的信仰中才能实现。
关键词:实在论 客观性 神学 信仰


一、托伦斯的科学与神学研究

  英国著名神学家T. F.托伦斯(Thomas Forsyth Torrance)1913年8月30日出生于中国四川成都市,父亲是来华的传教士。托伦斯曾跟随著名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1886-1968)学习神学,194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从1950年起在爱丁堡大学任系统神学教授直至退休。托伦斯著作等身,影响很大,尤以精通科学和神学关系而著称,甚至曾编辑过专业性的科学著作:麦克斯维的《电磁场的动力原理》,1978年获得了颇富盛名的谭普顿宗教奖(Templeton Prize in Religion),是著名的神学家,其主要的贡献在于促进科学与宗教相互对话。他在科学与宗教关系方面的著作有几十部之多,其中《神学的科学》、《上帝与理性》已经译为中文。有学者认为,“他对科学与神学关系的论述是当代科学实在论的重要一支,在西方思想界具有广泛影响。”[1] 
  受巴特的影响,托伦斯在宗教与神学之间做出重要的区分。他认为,宗教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创造,涉及到人的意识和行为,而神学则是人类对上帝的知识。宗教本身可以被当作为人的一种文化行为,可以从人的体验角度来研究;而神学则是对一种特殊的客观对象——上帝——的认识,它不能还原为对人的宗教意识的认识。正如物理学是对物理对象的研究,不能用对人们关于物理对象的意识的研究来代替一样。
  自从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否定本体知识的可能性之后,西方形而上学以及神学研究纷纷与科学分离,退缩到主体思维的范围之内。以施莱尔马赫为代表的神学家们将宗教看作是人的绝对依赖感,此后许多神学体系都变成了一种主观思维的运作。托伦斯主要的工作就是竭力来扭转这一主观化倾向,使神学重新成为一种研究给定实在的客观科学,捍卫神学的科学地位。托伦斯所说的科学,是指一切系统地、客观地研究对象的学问,其中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神学在内。
  1969年完成的代表作《神学的科学》,是托伦斯基于1959年在美国多家神学院以“神学与科学方法的本质”为题所作的休依特系列讲座(Hewett lectures)内容而完成的。这一部非常重要的神学著作,主旨是要确立神学的科学地位,重新确立神学的客观性。托伦斯说,“这是一本有关上帝之科学的哲学书”,所涉及的是这样一种哲学,“在其中,我们关注我们与上帝的直接认识论关系的元科学。”[2]因此,这是一本神学视野的科学哲学著作。
  西方科学哲学传入中国多年,但是神学视野的科学哲学似乎还很少介绍和研究,本文将主要以《神学的科学》为根据,简要介绍托伦斯的独特视角的科学哲学,期望能以此抛砖引玉,引发对于西方神学视野的科学哲学更加深刻系统的研究。


二、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与神学

  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与基督教神学关系密切。在《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中,霍伊卡认为,近代科学虽然保留了希腊-罗马文化遗产的许多重要成分,但是这些重要的因素却是在与古代完全不同的社会观念和方法论观念指导下发挥作用的,而这些观念则主要导源于《圣经》的世界观。他认为,“倘若我们将科学比喻为人体的话,其肉体组成部分是希腊的遗产,而促进其成长的维他命和荷尔蒙则是《圣经》的因素。”[3]
  托伦斯认为神学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他说,“现代经验科学所取得的巨大进展归功于对这两个事实的认识,即自然流变之现象后的一种终极的有序性,以及凡俗性存在里面的偶然因素,基督教的上帝教义便建基在这些事实上。当然,对宇宙有序性的认识如同天文学一样古老,而偶然性事物的有序性则似乎产生于基督教神学。”[4]
  他认为,宗教改革运动是近代科学发展最为重要的分水岭。在宗教改革之前,无论是希腊罗马时代,还是在中世纪宗教神学受新柏拉图主义影响的时代,都没有正确地看待自然。希腊人把自然当作完全理性化的存在,因此无视其偶然性,贬低经验的作用,经验的自然科学当然也就无法产生和发展了。而中世纪神学由于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自然世界只是从神圣的角度得到审视,即通过自然世界而放眼上帝及永恒实在。世界本身并没有意义,或者只是在它分享了神圣与永恒结构的意义上有意义。打动世界、指导世界、给世界以意义的,是世界对终极实在的那种渴望。”[5]显然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对自然本身的研究是得不到鼓励和促进的。
  不仅研究自然的动机受到压抑,而且现代实验科学所必备的崇尚经验的精神在中世纪也是不存在的。因为,“对中世纪神学来说,自然被看作是浸透了终极原因,因此不仅一种永恒模式能够从自然的面上解读出来(这样就在事实上用自然取代上帝,产生自然神学),而且除非对这永恒模式加以理解,否则我们是不可能真正认识自然的。可是按照终极和初始的原因来解释自然,几乎没有给自然中真正的偶然性这种因素留下余地,而现代实验科学的存在便归因于认识到这种因素。”[6]
  因此,“只有当自然摆脱中世纪式的理性主义,摆脱其秘密‘神圣性’的符咒,只有当人认识到自然的秩序,虽然在神学上作为神的造物而能为我们所理解(这恰恰是由于它是一种凡俗的秩序),但只有通过对凡俗性过程自身的观察和解释才能为我们所认识,古代和中世纪那多少是停滞不前的科学才让位给现代科学的伟大运动。”[7]也就是说,只有上帝在一定程度上从自然中隐退,自然科学才能得到发展。
  宗教改革之后,中世纪神学的新柏拉图主义受到了清洗,基督教思想更加纯粹了。“创造者上帝在恩典中转而创造并维系一个完全区别于他自己的世界,可是由于它完全区别于他,尽管它全然依赖于他的自由意志和智慧,它也只是在其全然的区别中,即在其不直接关涉上帝的自然和物质过程中,才得到正确的解释。”[8]也就是说,自然是上帝“虚己性”的体现。改革神学认为,自然虽然是上帝的创造,但在自然中却完全无法找到上帝。因此,终极原因就从自然的研究中被排除出去了。这就提供了对现代实验科学来说最为重要的基本前提假设,即承认自然具有真正的偶然性(Contingent)。
  海德格尔也认为基督教为近代科学铺平了道路,通过一切存在者的"非神话化",通过把神圣性置入超验的神,中世纪为现代技术将事物和世界缩减和降格打下了基础。事物本身不再是生气勃勃和神圣的,不再能从自己的自身存在中自在地推导出自己的本质性,相反,它们只有通过一个第三者才得到这种尊严:它们是由超验的绝对的东西创造出来的。[9]
  由于自然具有真正的偶然性,所以理性不能一厢情愿地规定自然的属性和状态,在偶然性的自然面前,人类必须谦卑地以经验为导引。坚持上帝对自然的超越性,就意味着不能用终极因来解释自然。否则,一方面会影响自然科学的客观性,而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将超越性的上帝不适当地自然化。所以,托伦斯认为,越是坚持神学原则,就越是要在自然科学中坚持客观性原则,越是有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正因如此,托伦斯拒斥那些试图从自然知识直接推导出神学理论的自然神学,甚至说“在自然神学中,终极因和物理因不合适地混淆在一起,这就是如此多地虚假神学和如此多的虚假科学的根源。” [10]所以,他认为,“自然神学对自然科学和科学神学两者可能都是最大的障碍。”[11]
  巴特认为,自然科学的结果不能直接引申出任何神学的结论,直接从自然知识发挥神学观点的自然神学逻辑上是有缺陷的,是误导人的。托伦斯同意这一观点,但巴特对自然科学与神学之间的任何对话都持一种轻蔑的态度,而托伦斯对待自然科学的态度则要友善得多。他认为这样一种对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承认神学对于自然科学的超越性的前提下,自然神学在系统神学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正如爱因斯坦的物理学中要使用几何学一样。 [12] 在自然科学与神学相互关系的研究上,托伦斯对于巴特观点的修正被认为是他最重大的贡献之一。
  托伦斯认为,改革神学对自然科学的促进作用不是偶然的,它是神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因为科学的神学和近代自然科学都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共同产物。他说:“神学要是不按凡俗存在的凡俗性和偶然性为凡俗存在的认知留下余地,甚至鼓励这样的认识,就不可能作到对自己真实。这就是神学对自然科学的兴起与发展的那种独特兴趣的原因,就是这一事实的原因,即它自己的科学追求无法与在相同世界里凡俗存在的其他方面所进行的科学追求相分离。”[13] 


三、自然科学与神学的客观性

  托伦斯认为,自然科学和神学在对客观性的追求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二者都是严格的科学。“很显然,神学的科学与自然科学有着相同的基本问题:如何将我们的思考和陈述真正归于诸超越于我们的实在之源;如何获得这么一种对实在的认识,在其中,我们并不歪曲那本真的认识画面;与此同时,如何保持人类主体在这种认识活动中的充分而完整的地位。” [14]两者都必须要对它们所面临的客观真实做出反应,都要去认识一种先于它们所要认识的真实存在,要描绘这样一种真实,所以神学与自然科学都应该是后验的科学。
  所以,托伦斯坦然承认自然科学和神学都是独断式(dogmatic)的学科。胡塞尔认为所有的实证科学都有一种独断立场(dogmatic standpoint),即都从认识对象直接给予的材料出发,“在好的意义上的独断论的、即前哲学的、一切经验科学(但不仅是这类科学上)都从属于它的研究领域中的正确立场是这样的,它充分自觉地把一切怀疑论连同一切‘自然哲学’和‘认识理论’一起排除,并接受实际所见的认知对象——不论对这些对象可能性的认识论思考以后经常可能指出什么困难来。”[15]在此,托伦斯揭示了独断性(dogmatic)即对于给定现象的直接接受,是自然科学和教义学共同属性,并非是迷信,而是作为实证科学的基本前提。
  托伦斯认为现代科学和神学一样,本质上都是肯定形式的科学,即“独断的”(dogmatic)科学,而不是只提出一些学术问题,却不试图获得肯定答案的“怀疑论”。他认为,所谓“独断的”科学就是,“人们把现实的某个领域隔离开来,排除干扰性和思辨性的问题,专注于研究对象本身,并从其内在联系中来理解它,而不迎合成见或外在权威。”[16]他认为,认识能力的批判总是建立在实际发生的认识活动基础之上,认识活动所应该遵循的方法和原则唯一地受到认识对象本性的制约,而不受任何外在的原则和权威的影响。因此,纯粹科学就其本性而言,必然是独断的。只是后来神学背离了这种精神回到其曾经脱离的理性假设和权威主义之后,神学才变成了僵化保守的教条主义(dogmatism)。
  托伦斯说,“在有关自然和宗教的知识中,在任何人类经验的领域中,只有一种基本的认识方法。科学就是那种基本方法的严格而有规范的延伸,并在不同的经验领域运用精确的、可控制的以及有组织的方法。”[17] 只不过在各门自然科学中,自然秩序是实在,而在神学中,基督教的启示是实在。
  神学和自然科学一样,两者都需要一种对待认识对象的开放态度,都必须要在真理面前保持一种谦卑的精神。这里宗教改革运动同样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因为“宗教改革运动对现代世界所作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这种具有支配性的客体性。” [18]托伦斯认为宗教改革神学对于客观性的不懈坚持,是其与天主教神学以及近代流行的人文主义思潮两面作战的根本原因。因为后者认为个人的理性自动地成为了一切事物的尺度,而天主教神学家们则认为天主教会作为集体主体是一切真理的最高裁判。而改革神学( Reformed theology)却“将权威的中心从解释的主体转移到了真理本身”。[19]
  客观性被视为科学的专利,而奥秘则是宗教或神秘主义的禁脔,然而,托伦斯却强调客观性与奥秘之间的深刻联系,“从我们的真理经验的观点出发,奥秘意味着我们的知识所包含的东西,比我们能具体说明或简化成界线分明、轮廓清晰的概念要多得多。我们的知识也关注于某种意义的充实性,它就本性来讲,抗拒和回避任何不留余地将其减约至我们能够用加以阐述或系统化的东西的企图。换句话说,奥秘的意思是指,在真理借以把自己揭示给我们的诸多客体后面,存在着实在的一个无限深度,要求我们的承认和尊重,对其保持开放的心态和惊奇的能力。”[20]当代哲学一味拒斥奥秘,将自然图像化,因此往往夸大了人类的认识能力与主观的创造能力,容易鼓励人的骄傲与野心,神学的视野可以成为矫正这种时代性偏颇的对症之药。
  研究对象的客观性是通过存在陈述的指涉存在的指向性表现出来的,托伦斯说,存在陈述,“它们永远都不是完全的,因为按其本质,它们是超越于我们的。仅就它们本身来说,它们是有缺陷的,必然是不完全的。它们在本质上是指示性的。它们的意义不在于它们本身,而在于它们所指示的东西,因此,它们本身仅仅通过其与所意指事物的关系才有意义。”[21]正因为存在陈述具有指向性,不是独立自足的,所以它又具有一种永远无法穷尽的无限性。“存在陈述总具有一种无限的属性,因为它们指涉这么一个实在,它以其性质无法减约为纯粹思维,或仅仅局限在理念的范围之内,从而对于我们的推理完全透明。”[22]从辩证法的角度看,这显然是一种恶的无限性,这就是黑格尔对自然科学的评价不高的原因所在。然而,就科学本身来说,这也许就是我们人类永远都要面临的处境。
  托伦斯认为,科学和神学所面临的共同任务都是如何获得关于实在的真实认识,同时又能够保持人类主体在认识活动中充分而完整的地位。因此,他认为,科学和神学是“共同战线上的盟友,都要面临着那个狡猾的敌人,即僭夺上帝角色的人自己,这样的人除了自己所创造的,什么也不承认,并且拒绝让他的任何思维建构受制于那超越于他的、非建构的实在。” [23] 
  托伦斯的这种思路,也许稍嫌陈旧落伍,但却与科学家的素朴思想更为接近,从维持思想观念的生态平衡来说也具有特殊的价值。反实在论者们固然可以从中揭示实在论与宗教之间暧昧不清的关系,并以此来批评实在论 [24];而实在论者也完全可以大胆吸取神学理论研究成果的。这再次印证了列宁的著名论断:“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25]这也许就是黑格尔所谓“理性狡计”的生动体现吧。


四、自然科学与神学的互补性

  托伦斯反复强调,科学研究的方法必须要符合研究客体的性质。自然科学的对象是听任我们控制、加工、改造的客体,人类就是在对自然客体的控制实验中才获得对自然客体的认识的。而神学所要研究的对象是上帝,它是绝对的主体,不能听任我们规定,不能在我们控制和操作中被我们认识。用波兰尼的话来说,“企图用自然测试方法去证明超自然的事物,是不合逻辑的,因为这样的测试只能确立一个事件的自然方面,却绝不能把它表述为超自然的。观察可以给我们提供丰富的让我们信仰上帝的线索,但任何对上帝所作的科学上令人信服的观察,都会使宗教礼拜变为单纯对物体或自然人的偶像崇拜。”[26]
  “当逻辑数学计算法钳制经验形式时,它扶持并被用来辩护新的这么一种态度,这就是,把科学只视为一个做事情的手段,即作为人在支配自然方面的一个力量的工具,从而创造性的发明和技术受到赞扬,被认为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突出特征。”[27]也就是说,近代实验科学是在以技术视角对待自然的框架下对自然对象的认识和理解。
  海德格尔也认为近代科学最大的特点就是技术化,是在技术展现世界过程中的重要因素。海德格尔说:“今日的科学属于近代技术的本质之域,而且只是在这一本质之中”[28]其原因就是科学是从对自然对象进行操纵控制的角度来开展认识的,“作为活动性地可操纵地研究一切存在者,科学确定一切存在者,并通过它的确定而制约着权利意志的持久保证。” [29]
  按照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人类自身由于原罪无法获得真理,无法认识上帝。只有通过对耶稣作为救世主的绝对信赖,人才有可能与上帝相沟通,与上帝对话,才能认识上帝,得到拯救。所以,托伦斯认为,基督教的信仰是作为科学的神学的前提条件。“神学认识不是对我们的理性经验甚或信仰的反思。神学认识是在与信仰对象的直接对话关系中,因而就是在信仰中反思信仰对象的——就是说,在与那活泼的上帝的交谈与默契中进行这种反思的。” [30]换言之,神学的科学必然是在基督信仰所支配和指引下的神学,这是神学这门特殊科学的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

  正因如此,托伦斯认为,自然科学和神学的研究方法是互补的,自然科学中要想发现真理必须要对自然对象进行能动地控制和改造;而在神学中发现真理的前提条件则是无条件的信仰,对上帝的彻底委身。这两种不同的做法,在托伦斯眼中是一致的,都是科学研究方法必须严格符合研究客体性质的原则的具体体现。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位神学家对宗教信仰的坚持居然能够与其对科学精神的坚持如此水乳交融,和谐一致,令我们大吃一惊,让我们不能不对原先想象中的科学与宗教不共戴天的图景产生深刻的怀疑。[31] 


五,小结

  神学是科学吗?托伦斯认为它是科学的,只不过由于神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对一切科学普遍适用的客观要求在神学上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而已。但绝大多数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以及许多神学家都拒绝承认如此依赖信仰的神学的科学性质。然而深入的研究将会表明,简单地肯定和否定都是肤浅和片面的。
  笔者指出在科学研究活动中也同样存在着如图所示的解释学循环[32],其中对于研究对象的基本理解和假定,决定了科学研究中可以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及其规则,而这又会影响我们最终能够得到什么样的科学知识,最终科学知识又会再一次地影响到我们对于研究对象的基本理解和假定。从这个解释学循环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我们对于研究对象的认识,总是受制于我们的先行把握和先行拥有的;所以在不同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人,可能会形成完全不同的解释学循环回路。








  基督徒相信上帝只能在信徒的信仰中才能被认识,则神学必须以信仰为前提是天经地义的真理。托伦斯的论证完全可以帮助他们相信神学是科学。可是,上帝存在本身对于非基督徒还是个尚待证明的假设,则以信仰基督为前提的神学研究,在不信仰者眼中看来是违背了科学研究基本规则的,根本没有资格作为科学。
  所以托伦斯的工作,充其量也不过是构造了一个有相当程度自洽性的封闭体系而已,也许可以说服具有同样信仰的人,但要说服其他人接受神学是科学,则缺乏足够的逻辑力量,当然反对者要驳倒他,也同样缺乏足够的逻辑力量。因此,他的神学最终仍然只不过是信仰和教义的理论化、系统化而已,不能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科学。[33]即使如此,这种科学实在论的另类表现形式很有启发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神学视野的科学哲学研究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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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霍伊卡. 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M]. 钱福庭 丘仲辉 许列民 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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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435-436
[28] 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M](下).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1216
[31] 蒋劲松,神学何以可能是科学?[N]北京:中国图书商报.2004年4月9日.
[32] 蒋劲松. 略论科学研究规则对于自然观假定的依赖性[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3.3.37-41
[33] 蒋劲松.科学主义与宗教神学的非典型配置[N].北京:科学时报.2004年10月28日.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Science of Theologian Thomas Forsyth Torrance
JIANG Jing-song
(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 T. F. Torrance thinks that the rising of modern sciences was benefited from Reformed Theology. He thinks,both natural science and theology are restrict sciences, scientific methods should dependent properties of object, so natural sciences should be made out by experiment though the dialogue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 where Theology can only though believing in the God can be achieved. 
Key Words: Realism; Objectivity; Theology; Religion; mutual complementarity

*收稿日期:2006-3-6
作者简介:蒋劲松(1965-),男,江苏淮安人,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和科学与宗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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