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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新发现》杂志2006年第10期
科学外史(4)


开普勒:星占学与天文学的最后交点

江晓原

 

  我年轻时,对自己未来的生活状况未能正确估计,曾发一愿:40岁那年要开始养一只花猫,猫的名字也预先起好了,就叫开普勒(J. Kepler)。结果现在50也过了,一直就根本没有时间养猫。不过我对开普勒其人的种种行事,兴趣始终不减。
  为猫取名开普勒,其实未必吉利——开普勒虽是天才,却从小体弱多病,差点死于天花,又生性好斗,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所以人际关系一直不和谐。不过很奇怪,在他的思想中,却是特别向往和谐的,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就是《宇宙和谐论》(Harmonices Mundi,1619,行星运动三定律中的第三定律即发表于此书中),书中的思想可以往上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
  在现代人心目中,开普勒之所以能够名垂青史,是因为他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定律。但是开普勒曾经是那个时代全欧洲最著名的星占学家之一,事实上,没有他的星占学也就没有行星运动三定律。至少到17世纪早期,天文学家仍然同时就是星占学家。开普勒就是这个传统最后的代表人物。
  开普勒生活的时代,是魔法师、炼金术士、星占学家掌握话语权的时代,这些人对当时世界的影响远远超过任何一个科学家——如果那时已经有这种人的话。当时主要有两件事使开普勒声名远播:一是他编算的星占历书,二是他用星占学为当时的大人物算命。
  星占历书是16、17世纪最为畅销的读物,据说销售册数超过《圣经》。这种东西大致相当于中国古代的“黄历”,里面包括这一年的历日,一年中重要的天文事件如日月交食、行星“合”之类,但更重要的是对这一年大事的预言(这需要用星占学来“推算”),包括战争、灾害、年成丰歉等等。此外还有五花八门的内容,诸如集市一览、公路里程、医药处方、法律用语、园艺须知……,几乎就是生活中的小型百科全书。开普勒24岁那年第一次编星占历书,他在其中所作“好战的土耳其人入侵奥地利”、“这年冬天特别寒冷”等等预言,据说都应验了,于是声名鹊起,每年都有出版商来找他编星占历书了。
  开普勒一生都未曾富有过,纯粹的天文学研究又是只会花钱不能挣钱的事情,他又很少遇到财力雄厚生性慷慨的赞助人,因此他需要用星占学来挣钱。他那“星占学女儿不挣钱来,天文学母亲就要饿死”的名言,就是这样来的。
  编算星占历书固然对开普勒的财政状况不无小补,但他更重要的星占学活动是为大人物算命。这些活动给他带来传奇性的声誉。
  1608年,有人请开普勒为一位“不想说出姓名”的贵族排算“算命天宫图”(horoscope),并推算命运。这种匿名算命是当时流行的做法。开普勒知道此人是当时的捷克贵族瓦伦斯坦因(A. E. W. von Wallenstein),但他并不说破。他预言此人有“争名夺利的强烈愿望”,将会“被暴徒们推为首领”等等。16年后,这份算命天宫图又被送到开普勒手中,上面已经有瓦伦斯坦因的亲笔批语,这次是要求开普勒“补充未来命运的细节”。此时瓦伦斯坦因已经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弗里德兰和萨冈公爵、最高统帅、大洋和波罗的海将军”,即将出任联军统帅。
  奇怪的是,这次开普勒拒绝了他的要求,反而教训说,如果现在还相信命运是由星辰决定的,那此人“就还未将上帝为他点燃的理性之光放射出来”。更奇怪的是,开普勒的拒绝竟丝毫未破坏瓦伦斯坦因对他的好感,他继续赞助开普勒的天文学研究,为开普勒提供住宅和各种方便,让开普勒能够安心编撰《鲁道夫星表》(Rudolphine Tables,1627)。而最奇怪的是,开普勒当年为瓦伦斯坦因所作的星占推算,终止于1634年——恰恰在这一年的2月25日,瓦伦斯坦因遇刺身亡。此时开普勒自己也已经去世四年了。他26年前所作的推算恰恰止于此年,被认为是有星占学上的深意存焉。
  开普勒的拒绝,看来是出于对瓦伦斯坦因的爱护。对此可以从他的另一次著名星占学活动得到旁证。1610年,神圣罗马帝国处于皇帝鲁道夫二世(Rudolph II)和反叛的匈牙利国王之间的内战中。交战双方都要求开普勒为他们占卜。开普勒是鲁道夫二世的“皇家数学家”,尽管薪水经常被拖欠,他还是打算恪守臣节,忠于皇帝,所以他为皇帝作了吉利的占卜,而给了即将攻城的叛军不利的结论(希望以此动摇他们的信心)。但同时他向皇帝的拥护者们大声疾呼,应该把星占学“从皇帝的视野中完全清除出去”!因为他知道城是不能靠星占学守住的。尽管开普勒的努力无济于事,叛军攻入布拉格,皇帝退位后不久就去世了,但17年后开普勒完成他的行星表时,仍然命名为《鲁道夫星表》。
  星占学向来就是各种神秘主义学说中的翘楚,而开普勒一生都沉溺在神秘主义之中。38岁那年他在巨著《新天文学》(Astronomia Nova,1609)中发表了行星运动三定律中的第一、第二定律。而此前他一直在用神秘主义的方法探索行星运动,他早期的著作《宇宙神秘》(Cosmographic Mystery,1596)中,那幅在五种正多面体中间嵌合行星轨道的著名示意图,反复出现在现代的科学史著作中。而他之所以很早就接受哥白尼日心学说(《宇宙神秘》就是日心学说的),也不是因为被科学证据说服,而是因为托马斯·库恩(T. Kuhn)所说的“数学巫术和太阳崇拜”——后者是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的“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哲学思潮中的要义,哥白尼和开普勒两人对此都是非常服膺的。
  开普勒的一生,体现了星占学与天文学的最后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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