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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6年8月4日《文汇读书周报》


做一个向左看的士兵
——读《知识、科学与相对主义》

孔庆典

 

  如果说适量的酒精有助于展示一个人的性格,那么戏剧就该是费耶阿本德的开瓶器。他早年在魏玛学习过戏剧,定期访问戏剧界人士,甚至当过布莱希特的助手,攒了一部叫做《伽利略的生活》的舞台剧。在这部剧里,伽利略“强壮、好色、冲动、好胜,有极强的求知欲,几乎是一个有窥淫狂症的人”,当剧幕升起时,他半裸着身子享用早餐谈论科学——这真是对观众常识与信念的暴力一击!
  多年后,这位助手在“让我们多拍些电影”一文中这样解释道:“一出好的戏剧使用理性的自然表达来刺激我们的感官并扰乱我们的感情,这样就妨碍了我们做出平静而又‘客观’的评价,……它不仅仅诱导我们,还强迫我们对理性做出判断,而不是把它当作判断其他一切事物的基础。”
  于是,在饮下了这瓶“非理性”的酒后,费耶阿本德开始向好脾气的科学哲学展示其“暴力”的一面。这种暴力不同于“发条橙”、“猜火车”里的叛逆青年,破坏与杀人,残忍却迷茫;也不同于白兰度们的教父和郑伊健们的古惑仔,暴力作手段商业为目的,复杂的江湖套路轻车熟路。他善恶分明功夫杂糅,有的是小马哥拿起枪“把所有人都干掉”的辣手——看看他笔下那些篇章的名称吧:“反对方法”、“如何捍卫社会免受科学的侵犯”、“无根基的知识”……,没有闪烁的语言,旗帜鲜明对手明确,上来就是硬马硬桥的对决。

  “库恩的思想是有趣的,但是,天啊,它们太含糊了,以至于除了热烈的气氛,其他什么结论也得不出。如果你不相信我,去看看他写的书吧,历史上还从来没有科学哲学的文献被如此多讨厌的和不合格的人所侵犯。”
  费耶阿本德首先找上的是科学哲学界的同行。在他看来,以库恩为首的科学哲学家们忙着对科学进行“澄清”或“阐明”,温顺地随时准备着紧跟科学的新近潮流而改变自己的观点,“背离了批判地评价科学的职守”,而“大约在1925年,即使在与实际科学相冲突的情况下,科学哲学家们仍勇敢地坚持他们的观点。他们是科学的改革家而非模仿者。”
  “胡言,一派胡言。一切都令人讨厌!” 这次叫板的是全部“自由社会中的专家”。“我是出于愤怒和自我正直而写下这篇文章的”,他这样解释自己的情绪,“我对科学有着很高的评价,但对专家却恰恰相反,尽管在今天他们发展着百分之九十五甚至更多的科学。”在他的笔下,专家是那些以平衡发展为代价,在一个狭窄的领域中决心取得优秀成绩的男性或女性,然而,“他们的这种努力却导致了领域间的分离与狭隘,不仅使那些能使生活美丽和有价值的部分变得毫无意义,而且使感情变得粗鲁和自私、思想变得冰冷和残忍。”
  最后轮到的是整个的人类知识和科学。
  “什么是知识?怎么做科学?是那些所谓的‘理性主义者’——波普、拉卡托斯以及他们的拙劣的模仿者——总结出的几个教条吗?”不!费耶阿本德正色地告诉人们,知识具有欺骗性,决不是向一个理想观念集中的过程,而是一个有多种选择的日益增长的海洋;科学活动也绝不能还原为几个教条,如果非得要找出一种所谓的规则,那么只能是“怎么都行(anything goes)"。
  这绝对是所有人类理论中最具有冲击力的一个。然而,“怎么都行”会由于排斥了其他规则却结果实际上“怎么都不行”吗?“我的意图不是用一组一般法则来取代另一组一般法则,我是想让读者相信,一切方法论,甚至最明白不过的方法论都有其局限性。”也许,正是因为人们总是执迷于“只有这样行”,才有必要揭示说“怎么都行”;正是因为人们总是易于迷信“规则”,指出完全可以“反规则”地行事才是有意义的。而事实上,看似哗众取宠的“怎么都行”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科学史的事实:虽然从科学产生之日起人们就在致力于发现或者创造种种“规则”,但是,造成科学进展的却并不是任何固定不变的规则,而是对规则的不断破坏。

  费耶阿本德当过兵上过战场,1945年随德国军队从苏联撤退时不幸腰部中弹,从此落下终生残疾。有人把他的“暴力”性格归结于此,谈及他的思想时大多吞吞吐吐,更多的人则用一些极端的词汇来招呼他——"'什么都行'的哲学家",“迷途的羔羊”,甚至是"科学最坏的敌人"。他从一个研究维特根斯坦的狂热实证主义者,投入波普尔门下研究量子论,再叛出师门加入由库恩开创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新传统,直至最终形成“怎么都行”的相对主义立场,一路行来,筚路蓝缕,却也快意恩仇,留下的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硬汉形象--肌肉发达,却难免粗枝大叶。
  是的,在他的那些极端论点中,有不少是相当可疑的:比如,很难想象,科学进步只是由层出不穷的花招所致;比如,为什么我们最终总是“碰巧”选择了正确的理论?再比如,为什么我们能够说它们是正确的呢?然而理论的严密从来不是费耶阿本德追求的目标,拨开蒙在表面的激烈辞藻,是他以极端的形式用极端的言词对极端的批判,是他提倡一切传统的平等生存,追求思想上的自由、宽容和多样性——也许,人们之所以易于被费耶阿本德刺伤,是因为总是对科学理性过于崇拜;之所以容易被他弄得晕头转向,是因为疲于寻找他的理论中的那些矛盾之处吧。
  王小波说过:“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的精英更为重要。”道德的建立是一个合力作用形成的,思维才是个体的行为,一个人站在了道德的对立面,只能说他站在了一部分人的对立面,但是一个人如果站在了思维的对立面,他就丧失了站在一切事物正面或背面的资格。有个关于士兵训练的笑话,军官在发向右看的口令时有一个士兵向左看,军官大怒,问其原因,该士兵答道:“我怕敌人从左边杀过来”。费耶阿本德就是这样一个士兵。他独具只眼,宁愿做个向左看的异类站在全班士兵的道德对立面上,也不愿意站在思维的对立面上被左边冲来的敌人干掉。
  费耶阿本德于1994年辞世,其自传取名《闲度一生》(Killing Time),颇能反映他的思想主张与人生境遇。此书的最后几页是他在临终前不久完成的,其中有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赠言:“生命的意义在于爱”。这样的话从他的笔底流出,既叫人稍感诧异,又格外地戚戚于心——谁说在他的古惑和愤怒背后,不是对生命的锐利感受呢?


《知识、科学与相对主义》,(美)保罗·费耶阿本德著,陈健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定价: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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