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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技发展中性别问题的现状与对策

章梅芳 刘兵
(清华大学,北京,100084)

 

摘 要:本文从我国科技领域的性别分层、科技教育中存在的性别问题和科技政策中的性别盲视等几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在科技发展中存在的性别问题,并结合女性主义理论,对这些问题形成的原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讨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科技 性别 现状 对策


Actualities and the Related Measures about Gender Problem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ANG Meifang LIU Bing
(STS Institut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From different angles, such as the gender stratagender problems in science education, and blindness in science policy in China, some problems related to gender have been analyzed. With feminist theory, discuss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have been given about the cause of and interrelationship among those problems.

Key words: science; technology; gender; actuality; countermeasure

  当今时代已向知识密集型社会转变,科技在一个国家的整个社会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解决科技发展中存在的性别问题,充分发挥作为人类一半的女性的智力和文化资源,对于科技进步以及整个社会的长期发展而言都显得极为重要;与此同时,女性资源在科技发展中能得到有效利用,科研能力能得到充分发挥,对于妇女在科技领域和在其他领域中社会地位的提高而言也十分重要。
  实际上,科技发展各个方面都涉及到了性别问题。例如,科技领域从业人员的性别比例、男女科技人员的科研岗位差异、待遇差异和地位差异,男女科技人员受教育水平的差异、科研能力的差异、男女科技人员对于科技政策和规划的参与差异、科技对于男女本质的规定差异等,都属于科技发展中的性别问题范畴。


1 我国科技领域的性别分层问题

  科技界的性别分层问题指的是在科技界中,以性别为区分标志所发现的分层现象,它主要涉及到在各类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学会、协会等与科技相关的部门和领域中男女科技人员所占的比例,以及他们在工资职位、学术头衔、晋升提级和成果威望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可以说,解决这些问题是解决科技发展中其他深层性别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1.1科技界的性别比例与结构
  在科技领域,女性科技人员人数偏少,职位偏低的现象无论中外都十分普遍,这被女性主义学者称为“女性在科学中的缺席”现象。
  从横向方面来看,我国女性科技人员的总体人数和所占比例比一般欧美国家要高。例如,1993年,中国有女科技人员809·7万人,占科技人员总数的35%。这一比例高于发达工业国家如美国和日本:美国是12·2%,日本是12·5%。[1]从纵向方面来看,1978年,我国女科技人员总数为141.3万人,占全部科技人员的32.5%,1993年的比例比此时高出了2.5个百分点。然而,尽管从横向上与其他国家相比,纵向上与自身之前相比,中国科技界女性科技人员都呈现较高比例和增长趋势,中国科技界性别比例依然不平衡,科技界中的女性“缺席”现象依然存在,金字塔形的性别分层结构也依然明显。我国妇女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包括科技协会、中国科学院、工程院等各个具体机构所占的比例都表明女性在科技领域仍然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
  根据全国科技机构的统计,在科技机构中女性占所有科技活动人员的比例在近6年内基本稳定在略高于1/3的水平。然而,在中国科协及其下属的全国性协会、省级学会组织和机构中,女性会员的比例仅占四分之一,而在代表各学会组织最高学术水平的理事会中,女性理事的比例只有十分之一。在中国科学院中,自1955年开始评选院士以来到2003年,共增选院士1027人,其中女院士49人,所占比例仅为4.8%。在中国工程院中,截止到2003年,各学部共增选院士663人,其中女性36人,仅占5.4%。目前,在清华大学担任工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33人(其中外籍院士两人)中,女院士只有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26人(其中外籍院士一人)中,女院士仅有1人。此外,从参与科技管理的人员比例方面来看,有关学者发现,在国家科学技术部,8位部级领导中仅有一位副部长为女性,现任司局级领导中女性比例低于10%。从总体上来看,在男女科技人员的比例为2·1:1的情况下,相当于工程师、助理研究员职称的男女比例为4·4:1;高级职称以上的男女比例为7·6:1;我国的女科技人员虽然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但是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女性比例仅为13·3%。[2]
  可见,在我国科技领域,男女所占比例依然明显倾斜于男性。而且,随着科技岗位和职称的提高,女性科技人员所占的比例呈明显的反向下降趋势。也就是说,在这占少数的女科技人员或科技管理人员中,其所处的地位也大多属于底层。

1.2女科技人员的角色地位与成果威望
  科技界的性别分层还表现在男女科技人员的角色地位与成果威望上,包括职位、经费、声望等多个方面的差异。正如朱克曼所说:“科学仍然是男性控制的领地,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而且表现在权威、权力以及影响方面。”[3] 
  从上文的统计数字可知,在科技领域的金字塔结构中,我国大部分的女科技人员集中于工薪收入较低的职位或机构,她们屈居助教和技术人员的角色,这使得她们失去掌握资金和资源、独立承担重大科研项目以及做出重大成就并受到重用的机会。
  例如,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设立有两个关于人才的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和海外及香港、澳门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但从2001年度和2002年度中的资助情况可以看出,获得人才基金资助的女性所占比例非常低,不足10%。此外,在科研经费的运用上,女科技人员掌握的决策权力也很有限。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94年公布的中国妇女状况可知,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女性担任研究室主任的有186人,仅占11.9%;任课题组长的有514人,仅占14.8%。在社会地位方面,截止1992年,有204名妇女成为国家级专家,仅占总数的5.7%;在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学者中,女性仅约占总数的10%。
  此外,有学者对我国部分男女科技人员的成果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在低产者中,女性所占比重较大,其中26.1%的女科技人员无科研成果发表,但男性科技人员中,无成果的人仅占18.0%。而且,女性在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困难比男性大,其成果也较少被引用。[4]在成果及其影响方面,男女科技人员之间的上述差异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影响到女科技人员科研资金、资源和奖励的获得,从而更加处于不利的地位,形成所谓的“马太效应”。

2 我国科技教育中存在的性别问题

  科技领域的性别分层与男女所受教育的水平和差异直接相关,也与女性在教育领域的地位直接相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教育是一种资源分配的过程,它的直接产出是拥有知识和技能的人。而拥有较高知识和技能的人被认为应该更多地获取和控制资源,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反过来,被剥夺了教育的权力,等于被剥夺了发展的权力。[5]

2.1教育界的性别分层与教育的性别化
  教育中的性别问题主要包括教育者的性别比例差异、受教育者的性别比例差异、教育内容的性别化几个方面。
  从教育者的性别比例和结构层次来看,我国妇女在教育行业所占比例相对于西方国家较高,但其分布与其所处位置呈明显的反比关系,越是高等院校,女教师的人数越是下降。
  据有关资料统计,1992年,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中女教师占教师总人数的30%至44·5%。具体说,高等院校为29·9%;中等技术学校为40·4%;中等师范学校为36·8%;普通中学为33·3%;职业中学为33·5%;小学为44·5%。从职称来看,高等院校有女性教授0·2万人;副教授1·8万人;讲师4·7万人;分别占11%、21%和30%。[6]可见,在我国教育行业中,妇女主要集中于中等技术教育学校和小学。
  从最基本的受教育机会和资源来看,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计,全世界有20%的学龄儿童得不到基本教育,其中2/3是女童。在我国,女性文盲率也远远高于男性。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全国15岁以上女性人口中的文盲率为31.9%,同一阶段男性文盲率为13.0%,女性文盲率比男性文盲率高出18.9个百分点。[7] 1997年与1982年相比,我国的文盲率显著下降,但是文盲中女性的比重却上升了。1995年15岁以上的文盲中,女性占到72%。[8]
  从已入学的在校生情况进行统计发现,无论是小学、中学阶段还是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接受正规教育的女学生所占同阶段学生总人数的比例都比男学生要低,而且该比例也随着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下降,呈现反比例趋势。详见下表:
表1 1993年我国在校生中男女学生比例(%)

 

小学生

中学生

大学生

硕士生

博士生

女学生

46.5

43.7

33.6

22.6

11.0

男学生

53.5

56.5

66.4

77.4

89.0

资料来源:郑新蓉,无形的障碍和阻力-我国女童教育存在的问题,21世纪妇女教育面临的挑战,郝克明、张慧芳主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
  从教育内容的性别化来看,我国20世纪90年代末期新一轮的课程改革体现了许多新的教育理念,但仍没有提及性别平等方面的内容和原则,一些正在使用的教材和新编教材也存在明显的性别角色定型,乃至不自觉地复制和延续着传统的性别分工和性别角色。例如,农民肯定是“伯伯”而不是“婆婆”,警察一定是“叔叔”而不是“阿姨”;医生一定是“叔叔”,护士一定是“阿姨”等。此外,教师对男女学生的性别价值判断也不同。例如,规矩、听话、认真、干净、温柔、乖巧等都是教师希望女生能具备的品质,而男生的调皮、不规矩、不老实则不被担忧。[9]

2.2专业教育中的性别差异
  一般来说,女性自接受高中分科教育开始,便在初等教育和小学教育,乃至家庭教育形成的性别观念共同作用下,与男性形成了新的性别分工,并在随后的高等教育中形成了明显的科目性别区分。从中外的有关资料数字来看,一般情况下,女性更多地集中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较少选择理工科专业。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女性又较多集中于生物学、医学和心理学专业,而物理学、数学、工程技术等专业则大多为男性的天下。我国台湾地区的情况就证实了这一点:
表2 1997-1998年台湾大学生性别分科比例(%)

专业领域

女生人数

女生所占比例

男生人数

男生所占比例

人文学科

57123

70.9

23425

29.1

社会学科

77283

59.9

51658

40.1

自然科学

48135

29.3

116078

70.7

资料来源:蔡秀美,性别与教育:论性别意识之再制与转化教育,台北:心理出版社,1999.
  此外,从北京地区高校的情况来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以教育、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学校,女生所占比例很高,而在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以理工科见长的高校,女生所占比例就相应较少。以笔者所在的清华大学为例,目前全部在校生共计26312人,女生为6977人,仅占全部学生人数的26.52%。具体的比例详见下表:
表3 清华大学各类在校女生比例(%)

教育层次

在校生总人数

在校女生人数

在校女生所占比例

本科

14177

3982

28.09

硕士研究生

7921

2114

26.69

博士研究生

4214

881

20.91

资料来源:http://www.tsinghua.edu.cn/chn/xxjs/gelxsrs.htm
  从表3可以发现,在以理工为主的清华大学,女生所占的比例远远低于男生,而且这一比率随着教育层次的提高呈现反比例下降趋势。而且,在这很低比例的女生中,又有很大部分分布于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美术学院、传播学院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例如,在笔者所教授的传播学院的本科生班中,女生约占总人数的95%。此外,在北京大学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其物理系招生中女生比例:50年代为12.7%,60年代为20.2%,70年代末达到过39.5%,80年代为15.9%,而90年代却锐减为4.6%。
  女性在高等教育方面的上述状况直接限制了她们参与科技领域的条件、资格和能力,也决定了她们在科学共同体中作为边缘人群的地位。在美国和英国,各种类型的女子大学在女性自然科学家的培养和她们的就业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在我国,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虽在不断增加,但总体来说,学习和从事自然科学技术研究的女性比例仍然较低。

3 我国科技政策中的性别盲视

  一般而言,科技政策既包括微观的科技管理政策,也包括国家的重大科技决策和科技发展规划。科技政策中的性别问题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科技政策制定者的性别问题,主要指女性在科技决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具有的决策权力与地位;二是具体科技管理政策中的性别差异,主要包括晋升机制、成果奖励机制等制度中存在的性别差异;三是重大科技政策内容规划中的性别盲视,主要指科技政策中缺乏相应的性别平等计划与内容。

3.1微观科技管理政策中的性别差异
  可以说,我国大部分女科技人员位于科技界的底层与我国科技界在科研经费分配、科研成果鉴定、职称评定等方面的科技管理政策和制度直接相关。这些政策制度从表面上看,都没有明确针对女科技人员的性别歧视,但实际上却忽略了女性在家庭和事业之间的种种冲突和双重重责,从整体上不利于她们的发展。
  近年来,国内有学者在全国范围内对我国的科技工作者进行了一次大型的抽样问卷调查。[10]该次调查发现,在科研能力发挥程度方面,有40.4%的女科技人员回答其能力只发挥了50%,12.6%的人回答她们的能力只发挥了25%,甚至还有8.9%回答其能力完全没有得到发挥,对于个中原因,有26.1%的人认为是科研条件差,23.3%的人认为是任务不足,其他的人认为是专业不对口、评聘、报酬不合理等;从科研经费上来看,在被调查的全部科技人员中, 74%的人反映经费缺乏和很缺乏,经费来源的途径主要还是依靠国家拨款,但其中女科技人员对于国家拨款的依赖相比男科技人员而言更大;从科研课题和项目的自主性方面来看,全部被调查科技人员中完全有自主权的人仅占9.7%,有部分自主权的人占33.6%,而完全由领导调配安排的占18.7%,由领导安排一部分的占34.8%。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底层的女科技人员由于职位卑微、经费紧张,更可能丧失科研的自主权。从职称评聘方面来看,全部科技人员中感到满意或较满意的人占10%左右,女科技人员则更低,为7.9%。感到一般的人占39.6%,女性是39.8%。而感到不太满意或不满意的人约占50%,女性为52.3%。从这些数字都可以发现,女科技人员对于职称评聘不满意的程度更高。
  实际上,处于科研机构的底层位置,能力得不到有效发挥,经费紧张,加上科研自主权的丧失,都会导致女科技人员相比男科技人员而言更难获得科研资源,使得其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与后者相比处于弱势,再加上职称评定和成果奖励过程中又存在进一步的性别盲视,最终强化了女科技人员的底层位置,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3.2重大科技政策中的性别盲视
  近十几年来,妇女与科学的关系、妇女的科学生涯等问题,逐渐引起了西方国家科技政策方面的重视。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6年度世界科技报告中指出,科学目前还是男人的世界,······,在制定科技政策的高层次机构中几乎没有妇女,而妇女的更大参与将会给一个基本上是男人主宰的世界注入多样性,因而会加强科学的发展。[11]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职能中,也强调支持女性、及其他少数群体和缺乏代言人的集团参与到科技事业中。[12]此外,欧盟更是将妇女与科技发展的相关课题逐渐纳入国家科技政策的范畴,成立了相关机构,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如《对第五框架计划中特殊项目的性别影响评估报告》、《欧盟的科学政策:通过主流性别平等提高成效的报告》和《第六框架计划中的性别主流问题手册》等。
  相比之下,在我国的一些较为重大的科技政策中,却仍然存在性别盲视。以我国科技与教育发展“十五”重点专项规划(科技发展规划)为例,它明确了我国科技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并确定了“十五”期间科技工作的部署和重点任务,标示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方向,是规范政府科技工作和指导全社会科技活动的纲领性文件。然而,在这样一份重要的国家性科技发展政策中,却没有关于性别平等的内容。例如,在科技人才的培养方面,提到应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人力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建立人才激励、合作竞争的有效机制,完善人才合理流动的法律法规体系等,却没有提到女性科技人才的培养问题。
  此外,笔者在对有关科技政策的研究和制定人员的访谈中也发现,很多学者认为现有的科技政策并不违反性别平等的原则,因为政策内容对男女的规定、待遇和要求都一样,并没有对女性的科技教育和决策权力进行限制。但实际上,性别不平等并不仅指公开对女性进行性别歧视上,也包括性别平等意识的忽略。现有的政策是在忽视两性差异的基础上,按照主流社会的男性标准来要求女性,没有给予她们平等的实现发展的机会。对此,有的学者可能会认为,如果在政策上对女性科技人员进行优惠,则表明女性确实在智力和科研能力等方面不如男性,因而将女性本质化了,使得其更难在科技界立足。这种担心有一定的道理,但在现阶段,如果要实现女性在科技领域获得与男性平等发展的机会,适当采取倾斜政策是恰当的,也是必须的。实际上,我们要求实现的正是这种差异的平等,而非忽视两性基本差异的以至趋于同一性的平等。


4 原因分析与对策建议

  造成我国科技发展中上述性别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从传统文化、大众文化、科学体系、教育制度等多个方面去分析。而且,这些因素之间常常是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关系。
  其一,传统文化因素。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中,我国形成了一套严格的性别制度和性别规范体系。其中,“男尊女卑”的性别观念和“三从四德”的理想女性标准,成为束缚古代妇女发展的主要原因。直到今天,“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性别定义,仍然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妇女难以获得相关的教育资源和社会资源,无法在科技、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发挥作用。
  其二,大众文化因素。新中国成立之后充分强调女性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与男性的平等地位。然而,在今天的大众文化,尤其是消费文化中仍然充斥着对女性传统形象的赞美和引导,这种赞美和引导最终既内化于女性对自身的认知,更强化了社会对女性的价值期待。例如,不会家务,不考虑丈夫和家庭的需要,专心于工作的女性常常被认为不是好女人。甚至,“女比男强幸福不长”,妻子接受高等教育是“婚姻破裂的危险信号”等说法在社会上很有市场。
  其三,家庭因素。对于年轻女性而言,当家庭经济条件有限时,一般都不被优先考虑接受教育,教育机会往往总是给予家中的男孩,这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较为突出;对于已婚女性而言,社会性别规范使得她们不得不树立起家庭角色优先意识,在家庭和事业二者发生冲突时,往往被期待着选择放弃事业,为家庭牺牲自我。
  其四,教育因素。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教育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一方面能帮助人们获得自我实现的机会,有助于社会平等的实现,它能不断传递社会主流的知识技能和共同的价值规范,促进社会的和谐共存,更让每个人都认同自身应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教育又从某种程度上,复制和强化着社会中存在的种种性别不平等现象和观念,使得资源的获得者处于优势的地位,而弱势群体依然处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边缘,最终又复制着男强女弱,男主外,女主内,男擅长理工,女擅长人文,男擅长逻辑思维,女擅长形象思维等古老的神话与教条。
  其五,科技发展的自身因素。科技体制本身的因素既包括科研管理体制和重大科技决策中存在的性别差异和盲视,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就是自近代科技发展以来在总体上呈现出的父权文化特征,它在男性与科学思维、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之间形成了某种关联,使得科技事业的主体被刻画成男性特征形象,从而系统性地将女性排斥在科技之外,使得自然作为女性的形象一起处于被挖掘和压迫的处境。
  观念上的因素和科技发展本身的结构性原因对于我国科技发展中的性别问题而言,更是根本性的因素,也是较难解决的问题,它往往并不能仅仅通过简单的平等措施就能得到改善。但尽管如此,为了实现女性在科技领域的发展,在逐渐推动传统性别观念改变的同时,也应针对具体问题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在此,本文主要提出以下几点简要的对策建议:
  其一,进一步广泛普及男女平等观念,改变传统文化和大众文化中的女性形象描述;尤其是要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宣传新女性形象,突出女性与科技的关系;将社会性别的视角引入媒体文化。
  其二,进一步改变传统教育的性别观念,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教育范畴和教育理念;广泛普及正规教育中的性别平等意识,改变既有的对男女思维模式的传统认知;在高等院校设置性别平等教育课程,或者妇女发展课程;提高妇女的科学教育水平,促进女性科技人才的培养;提高妇女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率;提高妇女的科学技术应用能力。
  其三,进一步实现科技管理制度的性别平等化,将性别平等意识纳入科研规章的制定;将社会性别主流化意识纳入到科技政策的制定中,从整体框架上充分考虑女性的价值和作用;考虑在科研部门内部成立相关的性别平等检测机构,制定相关可操作程序。
  其四,进一步加强女性主义科学批判、科学哲学研究;将社会性别视角引入到科技与性别问题的研究中,考察“科学-性别”体系的根源、动力、结果、运转方式,以及性别观念与科学观念的交互作用;成立相关的研究机构和研究小组;加强政治、经济、文化、家庭等各个领域各类妇女问题研究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其五,进一步积极参与国际妇女活动,包括加入国际妇女机构,参加国际妇女发展项目和计划;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及时沟通有关信息;了解和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尤其是科技教育和科技政策方面的有效措施,真正将社会性别发展计划等纳入我国科技发展的总体规划。
  总之,要建立和谐社会,首先要建立性别之间的和谐,而性别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又体现在科技发展中的性别平等。解决科技发展中的性别问题对于建立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充分利用两性资源,促进科技发展,提高女性生存质量和生存能力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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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乐.美国科技领域法律政策框架概览[J].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04,(11):10.

( 作者简介:章梅芳(1979-),女,安徽望江人,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从事科技史和科技与社会研究;刘兵(1958-),男,北京人,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从事科技史、科技文化、科技与社会研究。

 

20060607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