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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一个人的编辑部

俞晓群

 

  上世纪孤岛时期,上海的《万象》杂志很有名气,它曾经孕育出张爱玲、傅雷、郑逸梅、柯灵等许多文化名人。1998年,我们踏着先人的足迹,创办了新时期的《万象》;有说是老店新张,有说是旧瓶装新酒,几年来磕磕绊绊,总算编了七十九期,也不知道能否跨过九九八十一期。可时间这么久了,好奇的人还是在问:这样一个海派文化的东西,怎么会落户在辽宁?它的编辑工作又是出自何人之手呢?
  《万象》在辽宁出版,本源于我与沈昌文先生的交往。那时沈公刚刚从《读书》离任,满脑子的思维惯性哪里停得下来,就被我请来帮助辽宁编书。而我们的合作重点正是集中火力,侧重“抢掠”京沪两地的文化资源。那些年,我们经常在上海的街道里弄中转来转去,抢到了施蜇存的《沙上的脚迹》,黄裳的《关于美国兵》,王元化的《谈文短简》,希夫的《海上画梦录》,当然,还有当年老《万象》主编柯灵先生面授《万象》复刊的精神指向!就这样,我们在辽宁注册了《万象》杂志。
  可是,要编辑这样一个旨在承继前贤的海派杂志,我们辽宁确实没有这方面的人物。还是沈昌文先生出主意,因地制宜,在上海建立编辑部,并且请陆灏做编辑。说是编辑部,其实日常只有陆灏一个人在唱独角戏;沈公倒是时常光顾,吃吃饭,见见朋友,原则是“只出主意不出面”,像是陆灏的“影子教父”。他们并称“万象书坊”,老的是述而不作的老坊主,小的就是独打天下的小坊主了。不过还有别的称谓,像毛尖就称陆灏为“掌柜的”,或《万象》的“一个又当妈的爹”;我们暗里却好称他为“沪上陆小哥”。
  就这样一个人做下来,一晃便是8年。说起来经济上很划算,省钱又省力;业绩也不错,作为一个“小众文化”的阅读群体,《万象》的印数始终稳定在近3万册。但是,令我倍感震动的还不是这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一个人”的客观设计,竟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主观效应。首先,这杂志果然像一个人一样,有了鲜明的个性;谁的个性?陆灏的呗!毛尖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万象》一直坚持讲故事,不讲道理;讲迷信,不讲科学;讲趣味,不讲学术;讲感情,不讲理智;讲狐狸,不讲刺猬;讲潘金莲,不讲武大郎;讲党史里的玫瑰花,不讲玫瑰花的觉悟……”这不正是活脱脱的“陆灏思维”吗!当然,他背后还有老老少少的朋友们的点拨,其中还隐含着沈昌文绵密的文化掌力!
  其次,陆灏把杂志具象化,化作他的会客厅;那客厅被烘托出一种“回家”的感觉,“一些老少文人们就像进了自家客厅,便全身放松,卸去强大、坚硬的武装,开始了自娱自乐,自伤自恋的软弱情怀!”(钱红丽)老的有黄裳、舒芜,少的有毛尖、巴宇特,香江彼岸有董桥、林行止,大洋彼岸有李欧梵、黄仁宇,死的有陈巨来,不见面目的有小白。他们乱纷纷宽衣解带、翻云覆雨,在虚幻的文字空间中操练、舞蹈;陆灏自然地站在一旁,热情地迎来送往,真诚地服务到家。有人问:“老是那么几个人,不厌烦吗?”陆灏答:“不会。朋友不在多,而在谈得来。”问:“老是那几个人唱戏,会审美疲劳的?”答:“有人一辈子只看梅兰芳一个。”
  在陆灏的卵翼下,《万象》塑造了一个“文人小意趣”的天堂。陆灏说是在“求俗”,而且求的是一种“甜俗”。何谓甜俗?不同的人,理解自然不同。有说是“精神上伤风怜月的奢靡消费”;有说是“越堕落越快乐,似乎鸦片真的成了精神上的良药”;也有人赞誉《万象》“那样优雅、端庄,偶尔出出轨,好比高贵的少妇偶尔趁人不备小偷一情……”再如小资读本、老资杂碎、波波入门、腐朽的甜腻的枕边书、西洋镜加老照片、不做作的飘发女人、可用于泻火云云,其说不一,不一而足!那么,陆灏怎么说?他说:“甜俗的感觉,就像《万象》的封面那样。”
  有人说,陆灏有些怪气;那还用说,只是怪而讲理,怪而可爱。记得最初谈合作时,他对我说:“今天我们用荤话说事儿。你说,我与沈公是做你的大小老婆,还是做你的情人?”我说:“这样的出版环境,婚姻是做不成的。”所以,他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与出版社的关系,好比是情人关系,有感情的时候就厮守在一起;一旦没了感情,就分手。”这话就出自我们最初的“君子协定”。在工作中,当陆灏有了不愉快的时候,他会骂我是“昏君”;他还会嚷道:“这些年,我为《万象》付出了多少青春!”牢骚归牢骚,我心里清楚,陆灏是深爱《万象》的。当听到人们称赞《万象》是:“一些些知识分子的端庄,一点点晚来风急的人性化”的时候,我不信,陆灏的“沪式娇嗔”还发得出来!

 

20060709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