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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名牌》杂志2006年第6期


书里有教条,床上有玩具

汪 伟

 

床上没有“淫乐之辩”

  性玩具也被人叫做“成人玩具”,比较有童心的说法,叫做“大朋友的玩具”。小朋友的玩具都是乐而不淫的,大朋友的玩具到底是“淫”还是“乐”,有一些人难免一直心里打鼓。
  今时今日,怀着这样的疑惑,提这种问题的人,不仅需要有道德精神,更要有知识辩难的勇气。和“小朋友的玩具”比,用来增添一点乐趣的玩意尚须“淫”还是“乐”地辩难一番,可见,大朋友毕竟没有小朋友的游戏心态,下了床就要讲道德文章,脑筋里一根弦,绷得高得很,紧得很。
  可是,白头发却穿着一双单布运动鞋的江晓原,笑眯眯地说道,“淫乐之辩”或许会出现在书上,可是不大可能出现在床上:
  “‘淫’在汉语中的本意有‘过头’之意,如淫威;如淫雨;也有用来说某人‘淫于典籍’的,这里的‘淫’乃沉湎之谓。这些状态下的‘淫’,都没有任何道德谴责的意思,也不特别用来指人在性关系和性行为上过于放荡。‘淫’字专门指称性关系、性行为方面的放荡状态,并且带有负面道德评价的意味,是较晚近的事情。古人使用‘淫乱’一词很少。《红楼梦》中宝玉说,‘皮肤滥淫之蠢物’,用‘滥’来形容程度,淫本身没有道德评价的意思。”
  江晓原现在虽是上海交大人文学院的院长,仍然是个少数派。中国的大学数以千计,但仅有三个科学史系,他创建并主持着中其的第一个。这还不是他平生所做最少数派的事情。他现在科学史界的声望甚隆,可最早的学术文章却是关于房中术的。那是1980年代中期的事情。据说,这篇关于房中术的文章,造成了不小的轰动。登载文章的杂志从许多图书馆的书架上消失了,侥幸保存下来的,那几页文章也不见踪影。
  江晓原的观念,有着这个时代少数派的本色。性爱的时候使用一些性玩具,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他说。性玩具是一种日用品,与枕头、毛巾没有区别。香港中文大学一位教授说,在某种眼光看来,满世界都是淫具:高跟鞋就是淫具,床则是最大的淫具。“古人做爱就用枕头辅助,枕头岂非也是淫具?用枕头是‘乐’,用玩具就是‘淫’”,他自己先笑了起来,摇头说,“这有点开玩笑。”
  根据他的考证,中国文化对性玩具并不禁忌,早先,中国的古人或许并不像后人那样神经紧张。早在汉代,就有考古能够支持的成人玩具,而且很奇妙——在一个汉墓中,出土了两根呈直角形相连的铜阴茎,据其形状,应该是设计可供女同性恋中的两位女性同时使用来自慰的工具。
  “现代性用具中很少见这样的设计,古人的智慧看来超越了现代人想像的边界。”江晓原说,现代可供两位女性使用的性玩具,多是一根假阴茎,利用皮带束在其中一位女性身上。她就可以模仿性游戏中的男性。这在他收集的明代春宫画中,也可以见到。
  中国古代的情色文学中,性玩具的使用十分普遍。有专家专门考证过《金瓶梅》中的成人玩具。其中有套在阴茎根部上的环,有一种药浸的带子,亦束于阴茎末端,不使其疲软。古代还有一种阴茎手术,将珠子植入阴茎,使其有凹凸感,增进对阴道的刺激,其原理与现在的某些避孕套一样。江晓原特别提醒说,这种手术在东南亚地区一直流行。
  在江晓原看来,性玩具带来的“淫还是乐”的心理负担,大抵是因为“淫”在今天的语境中变成了负面的道德评价,而“乐”有一种正面的社会价值。但实际上,用性玩具是“淫”还是“乐”,这种区别可能存在于书本里,不大可能存在于床上;可能存在于我们的头脑,却不大可能存在于我们的身体感觉。


锦上不敢添花

  中国人爱锦上添花,往往胜过雪中送炭,床第之事又另当别论。江晓原说他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会买性玩具,但的确知道,很多所谓的正经人是不用这些东西的。婚恋杂志上常常可以看得到有人投书,说发现丈夫藏了一件用了自慰的性玩具,为此表示震惊。
  “如果人人像我这样想,也许不会太震惊。”他说。
  “在中国,性爱和谐的夫妻,一般不会再去买一些情趣产品,使双方的感觉更和美欢乐。这些用具往往都是在性行为出现问题的时候才买来用,起补偿作用。”江晓原称,这种现象与国外差别有多大不敢说,但肯定有差别。很多中国人认为,用这些形象好颇有些点古怪的玩具,是不正经的行为。
  自洪秀全在南京城中分男女大营管理士兵以来,革命对床笫之欢似乎一直持警惕态度。中国对性、对性玩具的禁锢,以上世纪后半期最为严厉。此前,性以及性游戏、性玩具,虽然不是主流文化,玩具未必公开售卖,但是一直存在。
  然而,真正追究起来,历史上国人对床笫之欢从开放到保守的转折,却并非自近代革命始。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中国人对性的认知,变得像基督教禁欲主义一样,视肉欲享乐是人身上没有去除干净的东西,没有欲望是较高的道德层次,有欲望在道德上处于低等位置。流风余绪至今,如果夫妻一方有性的需求而另一方没有的话,没有欲求的一方一般不会考虑是不是生活压力太大,只是一味疾言厉色,站在道德高地指责对方,被指斥的也不免汗下,惭愧之余投书杂志:专家先生,我老是想“这件事”,我是不是有问题呢?
  江晓原的一位朋友是性教育协会的理事,常有人来咨询说配偶没有欲望,自己无法满足。医生一般建议要带配偶一起来检查,看看是器质性疾病,还是心理有问题。然而,要中国的配偶双方一起来作咨询检查,若非逼不得已,实在难能。江晓原打趣说,中国人有一句说辞形容性爱是“履行夫妻义务”。“正常的性生活,男欢女爱这样愉快的事情,变成了一种强制义务”,出义务工难免流于例行程序,草草收工,玩具和花样可以不论。
  对一些处于无性状态的家庭而言,性用具不能说不是一个选择。江晓原原意以善意的心态理解这件事情。“如果发现配偶藏着性玩具,另一方应该想一想,为什么他(她)要藏起来?可能因为他(她)觉得这可耻;也可能他不愿让配偶知道,自己丧失了对她(他)的兴趣。”
  毋须讳言,不愿或者不能从配偶身上得到性爱的男女,总有一些不愿或不能放弃家庭。性玩具把貌合神离的人绑在一张夜夜异梦的床上,看来不是那些锦上添花的快乐玩意被带到世上的初衷,却也有大朋友们不得已的苦衷。


玩具从来就有

  说到性玩具,不能不提晚明。“那个享乐主义盛行的时代,我甚至怀疑,性玩具可能会比在今天的中国更加畅销。”江晓原一时兴起,立刻流露出科学史家兼性学家的两栖风范。他在他那据说藏书3万册的书房中,找出他自己写的一本书来。其中有春宫插图多幅,都是晚明时期的坊间画像,间或可以看到现代电脑软件PHOTOSHOP的手笔:春宫画上被出版社做了处理,图上有一块类似马赛克的虚化效果。
  晚明是一个悲情夹杂着颓废的欢乐的时代。北方边防吃紧,国内战乱连绵,只有江南,暂时没有受到战乱的影响,政治家的注意力都在北方和战争身上时。目睹王朝将倾的江南文人,普遍怀有某种“世纪末”的颓废情怀。“你知道吗,颓废是一种繁荣。”江晓原说。大量色情小说和春宫画都出现了,文人言行放荡,带着某种表演和行为艺术的性质。江南的情色艺术盛极一时。
  但这个叛逆的繁荣时期只维持了几十年的时间。江晓原说,中外的史家都在研究中国历史这段貌似滑稽的切片。在中国历史这段非典型的切片里,礼教仍然流行,保持着主流话语的地位,场面上大家都要端着,性、性工具、性游戏在理论上继续受到批判,在生活中却可以存在,甚至大行其道。现在收集得到的能反映性玩具使用的春宫画大多产生于这段时间。
  江晓原书中选用的许多春宫画多来自画册《江南消夏》,其中就有使用性玩具的场景。他称赞这本画册在中国美术史有特殊地位,可与著名的《崇祯本金瓶梅插图》并列。不同于向来中国春宫画比例不对,头大身小的丑陋造型,此书将人体夸张拔细,看上去类似今日的日本漫画。1995年,江晓原将书稿送交出版,虽然终审通过,但是出版社仍在付印前的最后时刻,撤掉了他精心选出来的插图。直到今年再版,那些的确精美中散发着颓废气息的艺术作品,才借江晓原的文字,带着PHOTOSHOP的虚化效果,公诸于世。
  这本书的出版,也见证了一段从禁锢到开放的有趣历程。


性玩具产业应有的舆论地位

  如果说性玩具,这小小的“大朋友的玩具”,考验了现代中国对性开放的心理和制度深度,这是哗众取宠,还是微言大义?
  “整个20多年来,总体趋势是,话题越来越开放。在思想、电影镜头、小说、杂志封面方面已经放开了。”江晓原说,“只有一些涉及到深度的文化心理和制度层面的,才仍然处在难以言说的处境。比如性用具。”
  江晓原对此亦表示乐观。“以前这些玩具是不许买卖的,如果有人卖了,是一桩罪名,叫‘售卖淫具’。” 虽然平常人家难得有锦上添花的“壮举”,甚至在床笫时刻也没有被坦然面对的机会,只是功能丧失的不幸时候用作补偿,但是,性玩具的确开始得到人们的容忍和宽容。
  “至于市场混乱,要说明一点,性玩具市场和其它商品的市场没有什么区别,因此,适用于其它市场管理的原则同样适用于这个市场。这些原则中有一条:当一种商品没有在舆论中获得应有的位置,管理必定就欠缺。”江晓原说,“性用品市场现在是容忍的,但可能由于我们还不认为它应该获得其它普通商品的地位,既没有很好地制定技术规范和行业标准,也没有良好的售后服务和维权渠道。”
  如果我们承认性玩具是合法的,是人民生活日常需要的,那么有必要像制造家具一样,为它制定规范,管理其生产流通领域。而当市场逐渐做大,行业的自律行为也就会慢慢生发出来。
  “一个行业在什么情况下会变得自律?一要有行业的荣誉感,二是它可以长期经营。这样的行业才需要诚信的原则。只有合法化和社会评价正面的行业才能做到这一点。”江晓原说。
  想一想,也是。毕竟,这是一个连盗版碟制造商都开始自律的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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