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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6年7月13日《科学时报》


科学主义、反传统与读经
——与著名中国思想史家林毓生先生的对话

本报记者 王 卉

 

  “相信科学一切问题都能解决,甚至包括爱情!”“在中国一被打上高科技的标签,大众马上很信任地花高价钱去买!”“我们对科学是完全拥抱,科学是万能的,即使现在有限解答的问题、有争议的问题,也坚信将来一定会由科学来解决。”
  在日前北京大学科技史与科技哲学小型座谈会上,吴国盛、刘华杰、苏贤贵、田松、刘兵、蒋劲松等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科学哲学界人士就这些社会现象以及与科学主义相关的其他问题与林毓生先生进行了对话。
  林毓生先生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系教授、著名中国思想史家,深受韦伯、波兰尼和哈耶克影响,著有《中国意识的危机》和《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等,对近代中国流行的科学主义思潮有深入的研究。近三四个月以来,他在大陆进行了不少学术交流活动,此前在北大举行的一个讲座上,他刚刚讲述了“在五四以后,近现代中国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如何‘深入人心’并迅速传播”,《科学时报》记者曾以《林毓生:五四以后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为题进行了报道。
  科学技术是否能解决一切问题?这牵扯到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之争。有人认为哲学也应向科学看齐,把哲学科学化。如吴国盛所言:“中国的科学主义不是过去式,是正在进行式,而且近二三十年有愈演愈烈之势。而由于一部分人的觉醒,引起了思想界的冲突。”林先生坦言,他没有想到今天中国思想界关于科学主义的争论仍然如此激烈。
  在热烈的讨论交流中,两个半小时在夜色中匆匆而过,同时也意犹未尽。《科学时报》记者撷取了现场对话的一部分,特辑录在此(未经林先生本人审阅)。
 

  A:上次演讲中您提到丁文江和胡适都有科学主义倾向。丁文江首先是科学家,科玄论战之前(1916)担任过地质调查所所长,之后(1931)还当过北大地质系的教授,而胡适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家;但是,胡适的科学主义为什么表现得更为强烈? 
林:胡适对科学的了解远比不上丁文江。胡虽然不很了解科学和科学方法,但他颇自信,特别是很可笑地以为科学方法不太难,他把科学方法看得太简单化了。非科学家的科学主义也可以很强。胡适等人以为中国有了科学,就“包圆了”,一切都解决了。这好可笑呀!
  丁文江毕竟是科学家,对地质学有研究,他没看懂杰方思(W. Stanley Jevons)的《科学的原则》,只表明他科学哲学水平不够高。丁毕竟进入了科学的内部,知道什么时候有限制。而胡适的看家本领是考据(在这方面也不是第一流的,当时一些老先生以及陈寅恪比他强),他不是科学家,是领时代风气的人物。胡适是普及型思想家,对很多东西的理解都不深入,对杜威的理解也不全面,他甚至没有进入问题内部。
  胡适在美国虽然学过本科的基本课程,但这又算什么呢?况且胡在大学期间校外活动比校内活动多,参与了许多学生运动,没事儿就打麻将。我与胡适见过三次面。胡本人比较自信、自满,不知道自己以及自然科学的局限。胡提出的一些口号,并没有很好地论证,他的推理不连续。在今天看来,胡适的遗产很有限,应当超越胡适。我这么说并不是否定胡适先生的功绩,他是当时自由主义的领袖,他在中国坚持自由主义贡献很大,但是他坚持自由主义的方法不对,不可能成功。

  B:在中国,自由主义为什么没有在社会变革中扮演重要角色?
  林:自由主义如果有路可走的话,不可能走胡适那样的路。自由派都是改革家,不是革命家。但自由主义预设了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秩序,而当时中国社会没有稳定的政治、文化空间。在那样特定的年代,人们喜欢极端,拖到极端才有劲儿!极端的反传统,导致其他思考没有空间了。自由主义本当坚持渐进改革,而胡适作为自由主义者居然激烈地反传统,现在想想好奇怪,好荒谬!
 
  C:科学主义在五四后兴起时,是否扮演了某种替代宗教的角色?如您所说,科学主义在美国影响不大,这是否与美国社会的宗教传统有关系?
  林:以前中国传统文化是价值的提供者,五四以后,科学一支独大,但本质上科学不能完全提供价值来源。
  宗教中有些可怕的东西,比如“我比你神圣”,这在传教过程中时有表现。不过,在西方,基督教所提供的精神资源,科学实际上不能全部替代。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中,有一些特别的精神资源,与生活很密切,如人生而平等,爱有超越性等。西方人文主义者,觉得经典与生活很密切,他们从经典中吸取价值,一接触经典就发现它们有力量。柏拉图等对西方人读书人一直在起作用。中国在五四以后,总是从负的方面来看待经典。
  五四以来对科学、理性的信仰超过了理性的力量,台湾也有科学主义,人们相信自己理性设计一定是好的。科学主义不过是一种信仰体系,也是一种宗教,它未必要与科学本身扯在一起,它只是建立在没有证据的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信仰上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把科学当做宗教。

  D:我以前学物理时,就是科学主义者,认为物理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后来开始怀疑了,不再学物理。今年年初做课题,有一个让我吃惊的发现,中国人文精神缺失的源头在蔡元培,他做民国教育总长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颁布新学制,中小学废除读经,在我看来,中国的孩子们从此失去了从正规教育渠道系统地学习其自身传统的可能。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废除读经在当时是否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我们所说的进步知识分子是否都非常支持?
  林:我写的一本专著就叫《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那时认为反传统思想是真理,是最正确的道路,当时中国主流思想的主要发言人都是反传统,以鲁迅、胡适等为代表,反传统的力量很大,蔡元培、陈独秀当时反传统的思想都很激烈。陈寅恪这样比较有学问的人,当时对公共事务、教育改革等没有发言。
  现在平心静气客观讲,在民国建立后,传统的政治秩序带领各种结构性的东西崩溃以后,就爆发了变化的主流,在这种反传统思想的大潮流下,读经就是迂腐的。
  一个民族往前发展时,要不要对民族精神遗产有深刻了解,复杂性在哪儿?精彩之处在哪儿?面对未来,有哪些可以提供资源?种种问题化为一个问题——要不要读经。当时走偏了,读经的问题是我们要不要有精神遗产,经典是不是值得保存。不读经,怎么知道你有精神遗产?西方人不读《圣经》,不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怎么知道西方的精神来源在哪儿?

  E:民国时曾颁布法令废除中医,但是底层的反对声音太大,后来取消了!但废除读经,就我的阅读,似乎没有什么反弹,不知您是否了解相反的情况?
  林:不赞成废除的人不反弹,我没研究,这还是大问号。也许是没想清楚,不知道怎么反应,也可能对西方不怎么熟。读经应该是一个民族的传统的精神所系。
  当时的老百姓也没有搞清楚,不知道怎么去反应。一个思想家怎么可以像上帝一样超越时代去思考?以现在人的关怀去追问当初的人这也不公平!

  F: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以往的教育是面向传统——读经典。未来是什么样的未来,取决于对未来的构想,按照我们现在的理念,社会是在不断进步的,进步的重要标志是我们物质生活会越来越好,而这种更好的物质生活依赖于更发达的科学技术。我想知道,回到传统语境,传统圣人理想中的未来是什么样的?
  林:儒家历史观是循环的历史观,认为总是有好有坏,不是过去坏、未来好。
  进步观是从西方而来,来自基督教,认为历史有一个方向,现在仔细看来,我与王元化通信中也说了,物质主义在西方非常可怕,中国也是后来居上,西方大哲学家说:历史在同时进步与退步,不是一网打尽都进步或是退步,有的不进不退。比如医药的确进步, 过去不能治的病现在能治了,这是共识,有的进步很神速,但相当多的东西在退步,比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把自己的欲望发挥到极致,甚至到异化的程度,表现出兽性。西方有些人权观念实际是人际关系的异化,异质化典型就是夫妇签约,人际契约化以后很可怕,人情味淡了。西方有很多问题。
  韦伯说的很深刻:物质变成宗教的条件下,在物质文明包括人的人欲、性欲等物质性东西泛滥的情况下,“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在想象中,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人类前所未有的文明水平。”这是韦伯在研究资本主义精神时说的话。从韦伯观点,西方资本主义起源的很大力量是精神力量,非常不合理的精神力量支持了一个突破,但在这列火车发动以后,谁也控制不了了,自我喂养,不需别人支持,为什么走、走向哪里都不知道,最后走向毁灭都不知道。资本主义是个工具,改良医药、救济穷人、生活好了,而且刚开始还有基督教等的限制,但到20世纪末,基本就是轨道上没法停顿的火车,继续走,基本就是人类自我毁灭,韦伯是非常悲观。
  传统儒家承认物质生活,比如“衣食足而知荣辱”,考虑的问题也比较实在,不是唱高调。儒家思想到现在还是有意义。人类不管过去、未来,面对的问题都有如何做人、如何做有尊严的人、怎么发挥人性的问题。儒家认为,人性本善,发挥本性的问题,是如何对得起自己像个人样。如果对儒家精神的真正重心放这儿,那么,好多问题都可以解决,比如政客腐败的问题等,有了这些人文意识,他就要自问,“像人吗?对得起自己的人吗?无所谓未来不未来,人都要做人,这是一个超时代的问题,也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学生、老师或是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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