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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科技导报》,2006年第3期


“黄禹锡事件”带来的思考*

刘 兵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北京 100084

 

   近来,韩国首尔大学黄禹锡教授因“不端科学行为”成为媒体报道的热门人物。首尔大学的调查委员会专门就黄禹锡2004年和2005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两篇论文以及其它一些有关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并得出结论:“黄教授研究组关于细胞系建立阶段的研究记录,完全缺乏声称成功建立干细胞系的科学依据。……黄禹锡教授研究小组既没有实施2005年论文中所称的培育与患者匹配的胚胎干细胞的过程,也没有实施过2004年论文中所称的培育出首个克隆细胞系。从没有任何捐赠者A与干细胞NT-1(信息)吻合的事实可以看出,2004年论文中的数据纯属伪造。这种行为只能是对科学界和公众的彻底欺骗。……2004年《科学》论文的结论均属伪造,包括DNA指纹分析和细胞图片。”[1]至此,前段时间有关“黄禹锡事件”的各种说法基本上有了结论。
   不过,除了继续关注韩国首尔大学、韩国政府有关机构对此事件的后续处理,《科学》和《自然》学术杂志的反应,以及众多科学界和科学界之外人士对此事件的分析评论之外,我们在旁观“黄禹锡事件”时,自然会有基于中国背景下的若干反思。
  “黄禹锡事件”因其特殊性,因其在大众媒体上的广泛传播,会给科学界以及科学界之外的公众对于科学家及其工作带来新的关注和认识,也会更突出地让人们意识到在科学界“不端科学行为”的存在。其实,科学界不端行为的发生例,是超出了普通人通常的想象的。在传统的传播中,人们获得的印象是将科学及其科学家与“客观”、“真理”、“诚实”等概念联系在一起,而实际上,科学界的不端行为却又是现实存在而且为数不少的。尽管根据不同的分析会有不同的相关数据,例如,1996年英国《柳叶刀》杂志认为不端行为的发生率高达0.1%-0.4%;而美国科学促进会1992年的调查则表明,27%的被调查者在过去10年中曾碰到过研究上的捏造、篡改、剽窃等不端行为(而且,在此期间,平均每人曾目击过2.5次可疑事件)。[2]也许,不端行为准确的数据很难得到,但这至少说明了这类行为的“普遍性”。
  既然科学界的不端行为“普遍”存在,人们自然会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反思。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名”与“利”的因素显然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对黄禹锡来说,他曾获得过像韩国的“克隆之父”、“韩国最高科学家”等多种殊荣。同样据媒体报道,韩国科技部称,从1998年至2005年底,韩国政府共拨给黄禹锡科研组研究经费113亿韩元。[3]在如此巨大的“名”、“利”的驱动下,像黄禹锡这样的一些科学家采取不端行为,并不是完全不可以理解的。
  相应地,我们就应该对科学家尤其是对那些将在未来成为科学家的学生们加强科研伦理教育。而这样的教育因其不属于传统的专业科学知识教育的范畴,因而很长时间以来在我国的高校中一直不受重视,有关的研究也影响不大,这显然是迫切需要改变的局面。
  对于科学界的不端行为,我们当然应该坚决反对和抵制,并尽力防患于未然。我们当然应该大力鼓励对于这类不端行为的揭露。然而,这样的揭露和调查工作应该有一套完整的程序,而不应是随心所欲的。从“黄禹锡事件” 的整个发生过程来看,虽然前期韩国科学界和相关机构在这方面有着明显的漏洞,但事件发生后,韩国的处理却可以说是比较得当的。最终的调查结论是由首尔大学专门为此成立的调查委员会在认真调查后才正式做出的。显然,由这样的机构做出的这样的结论,可以视为是代表了权威的科学共同体的意见。
  实际上,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隶属的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在对于“研究中的不端行为”的定义中,除了它“必须”是“表现为‘对公认惯例的重大偏离’”和“已经‘进行了有目的、故意的或草率的行动’”之外,还特别强调了要“证据确凿”。[4]这样的做法,显然是非常审慎的。因为按照国际上的惯例,在被认定是不端行为后,当事人将会后果严重,因而应该“把收集信息的初步调查,与随后判别有罪或无罪的裁决,以及如果有必要而进行的处罚,清楚地区分开来。”而且在裁定过程中,被指控的对象“有权得到各种正当程序保护”。[5]这样的做法与我们时下经常可以看到的那种由个人从揭露到判定到宣布结果到广泛传播其结论的“学术打假”,是有着根本的区别的。因为解决学术问题上的争端,既要求专业的知识和资格来做裁定,也需要有代表学术共同体的权威意见,更需要有现代的法制观念作为其基础理念。
  当然,我们也会明显地感觉到,近些年来国内科学界(而且决不仅仅限于科学家,应该说是几乎整个学术界)存在着政策导向和评价机制上的许多问题,过于超速的发展、对于成果在数量上的追求以及随之而来带给研究者的压力和利益的诱惑,使得不端行为产生的可能性更为加大,但我们却没有相应地建立起对此类行为进行处理的规范化的机制——或是没有常设的专门处理机构,或是由于种种原因处理不力、不及时。正是如此,才使得那些并不规范甚至会带来不良后果的不当“打假”有市场。而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建立有保障、有效率、讲求公正的程序机制,应该是当前的迫切任务。
  最后,我们可以想到,科学界的不端行为其实是该领域的一种非常极端的犯规,我们也可以意识到类似问题在我国科学界及学术界的“普遍”存在。但是,在目前的一些很成问题的发展和评价政策的导向下(尽管已有不少讨论但却很少见到有效的整改措施),与这类极端的违规相比,为了追求计量化的考核要求、学术研究的平庸化和低水平也许问题更为严重、更为普遍。因此,为了我国科学和其它学术领域的健康发展,同样迫切需要我们反思和修正现行的科学(以及其它学术领域)发展政策和评价标准。
  
参考文献
[1] 王丹红,译. 首尔国立大学调查委员会关于黄禹锡等研究工作的最终调查概要[N]. 科学时报,2006-01-11.
[2] 山崎茂明. 科学家的不端行为[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57-58.
[3] 最终报告:黄禹锡干细胞成果被确认全部造假[EB/OL]. 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st/ 2006-01/11/content_4036667.htm, 2006-01-11.
[4] N. H. Steneck. 科研论理入门[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19.
[5] [美]科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委员会. 怎样当一名科学家[M].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43.
(责任编辑 苏青)
来稿日期:2006-01-13
作者简介:刘兵,男,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史与科学文化传播;E-mail: liubing@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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