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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云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论白地摩崖作者为木高之证据不足

北京大学哲学系 田 松1

 

摘要:白地摩崖诗刻(五百年前一行僧)的题诗者一向被认定为明代丽江土司木高。笔者根据碑文的署名、书写格式以及摩崖的制作工艺分析,认为:此诗的作者并非木高。
关键词:木高,白水台,纳西,东巴文化


  云南中甸白地白水台附近有一首摩崖诗刻(五百年前一行僧),题诗者现在普遍被认为是明代丽江土司木高。从而推断木高曾巡游白地,并题诗摩崖。这被认为是纳西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2 白地摩崖也因此成为纳西文化的重要文物。但是,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确证该摩崖的作者就是木高,相反,根据碑文的署名、书写格式和摩崖的制作工艺分析,不是木高的可能性更大。
  白地摩崖诗刻是人类学家陶云逵于1935年发现的。方国瑜先生在《纳西象形文字谱》有这样的记述:“陶云逵在公元一九三五年至白地村时,考察相传为东巴萨勒的修行处,发现丛林中有摩崖,为长江主人(即木高)题七律一章;排除荆棘摄影,次年瑜至昆明或见影片,正书九行,行九(或)五字。”3和志武先生在1977年曾再次考察,曾有如下描述:“摩崖在白水塘出水处往北八十公尺的小山坡上,周围均系小棵黄栗树,石刻字面朝南直行,背阴档雨,腐蚀少,字迹可辨。摩崖共九行,长约两市尺,宽约一尺八寸;每个字迹大小约一寸五。”4 摩崖诗文现在一般释读为:“五百年前一行僧,曾居佛地守弘能;云波雪浪三千陇,玉埂银丘数万塍;曲曲同流尘不染,层层琼涌水常凝;长江永作心田主,羡此当人了上乘。嘉靖甲寅长江主人题释哩达多禅定处。”5   方国瑜做了这样的按语:“所说‘五百年前一行僧,曾居佛地守弘能’,即指‘释理达禅定处’,释理达即萨勒,惟用字东巴教与佛教相混耳。此说萨勒的时代在嘉靖甲寅(公元一五五四年)之前五百年,则为公元十一世纪中叶(为宋仁宗时),是时已有纳西文字写经书之说,可以近信。”6 
  方国瑜所说的萨勒指东巴教主“东巴萨勒”,现在一般写为“丁巴什罗”。方国瑜将此诗解释为木土司对东巴教主的赞颂,并根据诗文和题诗的年代推断出东巴教主活动的年代。由于白地公认为东巴教的发源地,东巴教祖曾在此处活动是理所当然之事。作为纳西族首领的木土司前来朝拜先贤遗迹,写下一首称颂的诗文,也属正常。
  这一“可以近信”的观点基本为纳西学者所接受,又在后来的流传中有所演变。如和志武将将“释哩达多”一分为二,“释哩”为“丁巴什罗”,而“达多”为“悉达多”——“释迦牟尼出家前的本名”,并“一行僧”解释为在东巴教中地位仅次于丁巴什罗的第二号祖师“阿明什罗”。这样,就使东巴教的历史更向前推进了一步。至于诗文中为什么都是佛教用语,和志武的解释颇有代表性,“明代木氏土司已具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故使用佛教词语。因此‘一行僧’当指神明东巴大师阿明,‘佛地’当然指东巴教圣地白地。”而“把佛教和东巴教祖师合在一起,正是佛、本合流,藏传佛教与内地佛教传入纳西族地区的缘故吧”;此外,“‘禅定’为专心修行之意,‘禅定处’也就是阿明大师传教修行的地方,具体指有摩崖的白水塘祭祀烧天香处和灵洞。”7 阿明是白地人,在白地留下了很多传说,白水台附近有一处山洞名阿明灵洞,传说为当年阿明的修行之处。把诗文中推崇的先贤解释为阿明,似乎更为可信。因而,白地摩崖石刻便成为白地东巴教久远历史和木土司与东巴教之间密切关系的证据。
  对于上述解释,也有学者有过异议。如习煜华和杨逸天认为,“这首对仗工整、平仄协调、压蒸韵的诗,与东巴教没有内在的联系。”8   他们认为,这首诗中所说的人物是一位曾在大理一带传教的印度僧人“室利达多”,此人是印度摩迦陀阿叱力僧,曾途径西藏到大理传教。《滇释记》对此人有记载。但是,关于摩崖诗刻的作者,他们仍然接受了方国瑜的观点。
 
  然而,方国瑜并未给出长江主人何以是木高的证据,而是直接给出了结果,不知何有所本。
  根据《木氏宦谱》,木高字首贵、号端峰,又号九江。并无“长江主人”一名。摩崖落款的嘉靖甲寅(1554年)正是木高就任土司那一年。有一个介绍云南旅游的网站上有一篇介绍白水台的未署名文章(http://www.ynkljt.com/view/ww/912.htm),说木高由于刚刚承袭父职,少年气盛,自负不凡,故自称长江主人。这当然是小说笔法,没有文献上的依据。何况,纳西族所生活的区域只是长江上游,当地称金沙江,纳西族曾称之为“么些江”,并未有长江之说。今之“长江”,也是指宜昌之后。所以木高绝对不可能自称“长江主人”,除非诗中的“长江”另有所指。
  和志武还记录了同一块岩石上的另一首石刻。“又在同一摩崖石右方,还刻有四句诗一首,腐蚀严重,字迹模糊,”和志武认为,“当时木高同时所作。”9 此诗的落款为“紫金尊□□甲寅”,中缺二字。郭大烈与和志武著《纳西族史》中称:“下面落名是‘紫金尊[者]’,也是木高的号”。10 这一结论同样没有给出证据,《木氏宦谱》同样没有记载木高有这样一个号。同时,也没有说明“者”从何来,如果前一个字解释为“者”,后一个字该如何解释也没有说明。
  丽江石鼓的石鼓上曾有木高为纪念平定当地在嘉靖辛酉年(公元1561年)刻下的几篇祝捷歌文,其中《醉太平》一诗的落款为“皇明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龙集戊申,仲春吉日,镇西大将军、紫金主人弹剑歌”。11 其中“紫金主人”,与白地第二首摩崖诗的作者似乎有所联系。但是,也没有证据能够确认“紫金主人”就是“紫金尊[者]”。
  因而,迄今为止,没有文献上的证据能够证明“长江主人”或者“紫金尊[者]”就是木高。但是,我们可以根据现有的资料推断,白地摩崖的作者不可能是木高。
  幸运的是,有可以确认为木高的其它摩崖诗刻遗迹留存至今,可以与白地摩崖进行比较。此遗迹在丽江白沙,嘉靖十三年(1534年)和十五年(1536年),木高及其父木公分别在其先祖麦宗墨迹处各留一首摩崖诗刻。注意,木高先于其父留下诗文,此时木公尚在,木高仅19岁,距离承袭父职的嘉靖甲寅还有二十年!
  根据这几处摩崖诗刻的照片,可以对白地摩崖和白沙摩崖进行多方面的比较。笔者所据如下: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中的白沙摩崖拓片两幅,白地摩崖照片一幅,均为黑白;和志武《纳西东巴文化》中的白地摩崖照片一幅,黑白;郭大烈、和志武《纳西族史》中的白地摩崖照片一幅。
  首先,两处摩崖的落款有明显的差别。
  白沙摩崖的落款分别为“嘉靖十三年龙集甲午春三月十二日三十八代仍孙木高熏沐谨述”,“大明嘉靖十五年龙集丙申孟春十有五孝孙三十七代木公熏沐谨述”。12 落款极为正式,庄重,明确地标明了作者的汉名和身份。这固然与木高和木公题诗的起因有关,也是与其身份相适应的。在石鼓铭文中,按照洛克的记录,铭文的最后有木高正式的落款。虽然其中《醉太平》一诗有一个随便的名字“紫金主人”,但这“紫金主人”还是郑重地把“镇西大将军”放在了前面。因而,如果真是木高以土司身份题诗,并且镌刻摩崖,不应该在署名上如此简单随便。
  其次,两处摩崖工艺不同。
  虽然没有见到白沙摩崖的照片,但是从拓片上仍然可以看出这两块摩崖是精心制作的。而白地摩崖又很随便!由于有多幅照片,可以相互对比。从几幅照片都可以清楚地看到,白地摩崖的岩壁竟然没有打磨,甚至有巨大裂缝横贯诗行!这个裂缝显然不是后来形成,而是镌刻摩崖时就已经存在了。因为第五行第二字“琼”和第三字“涌”之间一个字大小的空隙,显然就是为了让过岩石的裂痕。裂痕也造成了碑文释读的困难,从方著中黑白图中可见,最后一行中“达”与“禅”之间的岩石有一残缺,残缺下有仿佛三撇的痕迹,是否有字尚属可疑,所以不能确认为“多”。“释”字不清楚,似乎更像“泽”字。“禅”字也缺了一个偏旁,只剩个“单”字,所以是推测为“禅”。
  因而,白地摩崖的制作工艺与木高的土司身份不符。
  第三,书法水平相差巨大。
  白沙摩崖的书法都可以说是精制的小楷,木高者清秀,木公者浑厚。而白地摩崖简直说不上书法,甚至都说不上工整,与前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总的来说,白地摩崖在制作工艺、书法水平上要远远低于白沙摩崖,完全不具有可比性。
 
  前述文献中的照片都只有诗刻部分的特写,只有和志武书中的照片景别稍大,可以看到岩石后面的天空和树丛。既称摩崖,便使人有刻在山崖高处的感觉。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在赵希涛、李铁松、何尚礼著《中国云南白水台》13中所附的两幅白地摩崖彩色照片中,有一幅展示了刻有此诗的岩石全貌。从照片可见,两篇诗文并非刻在山崖的石壁之上,而是分别刻在位于地面的一块岩石两侧。根据摩崖诗文“长约两市尺,宽约一尺八寸”来估计,这块岩石的高度只有一米左右,最高不超过一米五,方圆不超过两米。岩石本身没有规则的几何形状,整体上没有经过人工处理,只在刻有诗文的两个部分进行了人工平整。从照片的角度看,岩石左面就是“五百年前一行僧”;右面应当是紫金尊某的那一首,诗文的下缘几乎紧挨着地面。也许是角度的原因,右侧一首显得更为平整。岩石后面似乎是一条小路,不知是早已有之,还是后来的参观者所留。路上行人要低头弯腰才能看到这两首诗。
  木高留下白沙摩崖时,只有19岁,其身份不过是“纳西王储”。而到了“嘉靖甲寅”,木高已经成了“纳西王”。倘若真是木高巡游白地,留下摩崖,断然不会在制作工艺和书法水平上比二十年前差如此之多,也不可能留下一块让人俯视才见的诗刻。
 
  此外,从两处摩崖的书写格式上也能看出一些蹊跷。
  白沙摩崖是按照汉文化尊长敬上的抬写格式书写的,诗文中写到“祖”“先王”“圣主”时都折行顶格,落款中提及“大明”和“嘉靖”时不但折行,并上提一个字,超出行外,是标准的抬写格式。白地摩崖似乎也有这种书写格式,但是表现得十分奇怪。落款的“嘉靖”二字虽然折行,但没有上提一字,只是顶格。正文中唯一一处折行顶格,却是在“长江”一词上,而长江(主人)却是作者本人。因而这种写法颇有僭越之嫌,至少很不严肃。如果说此摩崖出自一位自负的放浪文人,还可以近信;但如果说出自“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的木氏土司之手,则令人难以置信。
 
  综上所述,白地摩崖的作者是木高的概率极其微小。
  则关于此诗的其它结论,也需要重新考虑。

2001年10月
2001年11月27日


On the Insufficiency of Reasonsing for Mu Gao as the author of Baidi Moya(Cliff) Stone Inscription

TIAN So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Abstract: The poem carved on the rock near the scene site Baishuitai at Baidi township, Zhongdian County, Yunnan Province, beginning with the sentence "an itinerant monk five hundred years ago", has been regarded as written by Mu Gao, the Tusi(hereditary headman) of Lijiang area in Ming Dynasty of China. But after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script, including the signature, the format, and the carving technique, I conclude that the author of this poem is not Mu Gao.
Keywords: Mugao, Naxi (Na-khi nationality), Baishuitai, Dongba culture


本文后又收入《活着的茶马古道重镇丽江大研古城——茶马古道与丽江古城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民族出版社,2006年5月



1 田松,1965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中国科学院科学史博士。现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做博士后工作。
2 参见:郭大烈,东巴文化大事记,东巴文化论,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671。
3 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50-51。
4 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51。
5 释文引自郭大烈、和志武,纳西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225-226。这是目前被广泛采纳的释读方案。方的释读略有差异,“心田主”为“心田玉”,“羡此当人”为“羡此尚人”,明显为方误。最后一句“释哩达多禅定处”为“释理达禅定处”,“哩”释为“理”,无“多”字,方却有可能是对的。此外,“释”字也有疑问,解释为“泽”似无不妥。
6 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41。
7 和志武,纳西东巴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16。
8 习煜华、杨逸天,从东巴经中的藏语借词看藏族宗教对东巴教的影响,东巴文化论,郭大烈、杨世光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161。
9 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51。
10 郭大烈、和志武,纳西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348。
11 原物尚在石鼓。此文引自约瑟夫·洛克,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192
12 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52。
13 赵希涛、李铁松、何尚礼,中国云南白水台,中国旅游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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