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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6年6月9日《文汇读书周报》
南腔北调(45)


从伽利略那里领略科学文化
——读《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

□ 江晓原  ■ 刘 兵

 

  □ 至少从文艺复兴以后,“科普”的义务其实就已经被某些伟大的科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起来了,他们已经开始撰写面向公众的学术作品。伽利略的名著《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就是这样的作品。
  本书的中译本最初于197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题“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译”,内有说明称:“本书由周煦良等同志译校”。是据《对话》英译本翻译的,翻译质量极佳。正文600页,定价1.50元人民币(我确实没有写错!)。如今这本书早已经芳踪难觅,在千呼万唤之下(至少本人数年来一直在呼唤),此次北大出版社终于出版了此书的新版,也算功德一件。
 
  ■ 在科学史上,伽利略的这本书确实是属于屈指可数的里程碑式的著作。然而,与其他科学史上重要的名著相比,它又确实在相当的程度上是面向公众而写的。但尽管如此,却并不减少它在科学上的重要性。然而在今天,在科学发展到今天的水准时,是否还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既具有面向公众的通俗又有重大科学意义的著作能够出现吗?

  □ 在西方,能够成功地面向公众的科学著作倒也不少,但是要同时“又有重大科学意义的”就难找了。如今通常的情况是:学者先写了学术文本,获得了科学共同体的认同,这才是“有重大科学意义的”;等到他们事后再来写大众文本,即使畅销如《时间简史》,那也只是“科普”而已了。
  《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回避了比较复杂的问题(比如木卫的蚀),专就一系列能够向公众解释清楚的问题展开。书中对于每一个问题,都循循善诱,步步推进,使读者能够心服口服,而且真正明白。事实上,任何受过中等教育的读者,今天来阅读此书都不会有理解上的困难。一本在科学发展史上占有如此重要地位的书,竟可以被写成如此易于理解,如此好读,恐怕也要算独一无二的例子了吧?我甚至猜想,如果伽利略生在当代,即使已经没有日心说需要他赞成,也没有望远镜观天所得伟大发现等他来做了,他至少也是卡尔·萨根一流人物吧?

  ■ 还有一个因素也许值得注意,那些被称为科学史上的科学名著的东西,基本是科学发展的早期的产物。到了20世纪,想要再找这样的著作就很困难了。因为到了20世纪,由于科学学科建制化的发展,由于科学研究竞争的日趋激烈,也由于科学交流系统的发展和完善,科学家们在发表新的科学发现时,主要是采用更快捷的论文的方式,等到专著写成时,大多已经是对一系列自己和他人工作的系统总结了。因此,到20世纪,要选在原来意义上的那种科学名著,反而非常困难,而要选在科学史意义上重要的科学论文,倒还相对容易。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人们在关注20世纪以来更新的科学著作时,原创性的科学名著就不像以往那么再占有重要的位置,而更多地把普及性(例如《时间简史》这样的著作)放在更突出的地位上了。
  但新的情况却是,往往是那些民间科学爱好者,在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来发表他们的“成果”时,经常采用“专著”的形式。

  □ 对于伽利略在本书中所采用的论述技巧,也是后来的所谓“学术论文”无法容纳的。比如三人四天对话的形式──这是西方一直是很流行的(想想柏拉图的《对话》和后来的《十日谈》吧)。两个高贵而机智的贵族是沙格列陀和萨尔维阿蒂,“以纯粹的沉思而不以快乐的追求为最大乐事”;另一个是“逍遥学派哲学家”辛普利邱,代表哥白尼理论的反对者,他“在领悟真理方面最大的障碍,看来是由于他因解释亚里士多德而获得的声誉”。表面上看伽利略只是记录三人的谈话,似乎不偏不倚,但实际上他总是让那位辛普利邱理屈词穷。这样他就在实际上宣传并支持了哥白尼学说。
  又如由于伽利略的任务并不仅限于在物理、数学或逻辑上与对手辩论,他还要和那时禁锢着人们思想的亚里士多德学说进行斗争,而这就要涉及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问题。所以他的有些辩论技巧,是颇值得欣赏的。比如那时某些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僵死的信奉者,即使在某个事实面前实在无话可说了,他们也只是说:“如果不是亚里士多德的课本上讲的和这相反,我将不得不承认它是事实。”也就是说,如果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与事实相违背,他们宁肯不承认事实,也要信仰亚里士多德。对此,伽利略说:“你难道会怀疑,如果亚里士多德会看到天上的那些新发现,他将改变自己的意见,并修正他的著作,俾能包括那些最合理的学说吗?那些浅薄到非要继续坚持他曾经说过的一切话的那些鄙陋的人,难道不会被他抛弃吗?”这种句式,有些中国学者当年在意识形态的高压之下,为了表达自己的独立见解,也曾经使用过。

  ■ 这恰恰说明,科学从来不是在理想的真空中发展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化和体制的因素,一直在影响着科学,也影响到科学的表达形式。在伽利略的时代,特定的环境使得伽利略采取了这种特殊的论述方式,在让我们可以更生动地了解伽利略的思想之外,也留下了鲜明的历史烙印,提示着后来的阅读者不要忘记当时的历史背景。在这其中,人们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包括伽利略用生动的对话体来表现的独特的修辞风格。而在如今,则因为学术成果以标准化的论文形式发展,在形式上似乎抹去了各种外部因素影响的痕迹,给人以一种科学之纯粹性的假象,而在实际上,有着我们今天时代特征的各种外部因素却仍然在对科学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当代像SSK这样的研究,恰恰起到了剥去伪装,使科学恢复到更接近于本来状况的作用。
  在中国,当这个对话的第一个中译本在“文革”期间出版时,曾起到了在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的作用,而如今当它以更精美的形式(包括插图和时尚的版式)再度问世时,我们同样不应把它仅仅当作是一种纯粹的古典文献,而更应努力在阅读中得出在新的理论背景下的新感受,这才是更重要的意义。


《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伽利略著,周煦良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定价:3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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