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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6年5月12日《文汇读书周报》


在剑桥的书香里展望未来

董煜宇

 

  未来是什么?生活在飞速变化的世界中,预测这个问题实在是一件头痛的事。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宇宙自然的变化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要想对当今世界的未来状况给出个说法,确非易事。
  在剑桥形形色色的讲座中,达尔文学院主题讲座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听众也最多,它一直以主题开放、论述深入、叙述新颖、不守常规为人们称道。《预测未来》是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系列年度主题讲座之一,自然也体现了这种跨学科的风格,演讲者既有天体物理学家、科学史专家,也有经济学家、伦理学家、文化学家、以及神学哲学家。围绕着未来这个富有挑战性的主题,他们从科学和人文的不同层面提供了对未来的解释。

  本书的第一个讲座是剑桥大学数学系Lucasian教授史蒂芬·霍金关于宇宙的未来的预测。霍金以其在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宇宙理论方面的研究和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成为最近几年来国际公认的最著名的公众科学家,被誉为当今的爱因斯坦。在剑桥攻读博士学位时,因不幸罹患运动神经元疾病,他全身瘫痪。医生曾经预言:无法活到完成博士学位的那一天,但是,他却顽强地活了下来。蜷缩在轮椅里的他以惊人毅力,继续进行科研探索,让思想深入宇宙的最深处,追寻它的奥秘。他阐释宇宙学理论的《时间简史》一书风靡世界,也得到了公众的普遍认可。
  在讲座中,霍金以深入浅出的语言讲述了为何对宇宙未来预测可能的以及宇宙的未来图景。尽管霍金清楚地知道,即便是科学的预言难度也非常大,它与古代哲人或者先知所做的预言相比也好不到哪儿去。但他认为有些情况下,可以做出可靠的预测,宇宙的未来就是其中之一。其主要理由是宇宙的运动在大尺度上讲是均衡而非混沌的,因此对其未来可以预测到很远。宇宙要么继续膨胀至无穷大,要么慢下来,开始缩小,结束于所谓的“大坍缩”。结果取决于目前的宇宙密度。最终的结果究竟如何呢?霍金仍然遵从了古代哲人和先知们屡试不爽的规则,两头下注――预言两种结果都有可能!
  连睿智的霍金都这样作预测,这充分说明了预测的复杂性和难度,它决不是一个直截了当,一帆风顺的事。其实预测不仅受制于技术因素,也和社会因素密切相关。
  
  剑桥大学科学史专家西蒙·沙菲尔所做的名为“彗星和世界末日”的讲座,则以彗星科学史为例,系统阐释了如何预测、为什么预测、谁来预测以及我们期待于预测的东西,往往取决于我们生活在何种社会中。
  第谷对于1577年大彗星的研究的确是彗星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一方面他将自己的预测剪裁加工,使之迎合于正统路德教派的观点和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的需要,为自己顺利进行天文学研究扫清障碍;另一方面借助于对彗星的预测重挫对手,使人们相信只有达到他所定义标准的天文学家才能进入“训练有素者的同盟”并预示重建宇宙秩序的需要。
  而在英国牛顿生活的时代,彗星是神职人员、占星士、天文学家以及自然哲学家等许多不同权势阶层所关注的焦点。哈雷对彗星的预测激发了牛顿的灵感,使他在发表他的光辉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之前重新构建了他的宇宙论,后来他和哈雷一起创造了估算彗星周期的方法,为彗星赋予了新的宇宙角色。从他在剑桥和詹姆士王进行的唇枪舌战中,不难看出,牛顿认为,通过重振彗星学和宇宙哲学可以推翻那个支撑腐朽政体和宗教的哲学。
  法国大革命前夕预测专家的地位,则充分说明社会中的预测往往为所谓的阶级精英、学者、政客所垄断,社会地位决定了对不同预测及不同信仰的评价。300名乡村目击者在一份文件上签字,证实流星确实存在时,物理学家伯瑟隆却发表评论对此大张讨伐,巴黎科学院也对此不以为然,并将其讥讽为又一个大众错误。1773年天文学家杰罗米·拉朗德预言将有一场行星的碰撞,结果引起了社会的大恐慌,虽然法国科学院为他辩解说这只是基于假设,最终却以搅乱和平的罪名被逮捕。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拉朗德破坏了当时科学院和庶民百姓之间的分界线,事实上知识精英想做预测的那些事情往往不会对应于一般民众最关心的东西。
 
  如果说西蒙·沙菲尔的讲座证明了预测与社会复杂的互动关系,那么医学及法律伦理学教授伊恩·肯尼迪所做的名为“医学前沿”的讲座,则一针见血地指出:科学的预言绝对不应该仅仅由专业技术的人员所操控,而应当注入更多的人文关怀。对医学前沿的预测,不仅是医学界自己的事情,也应该有哲学家、神学家、律师、以及处在最社会最底层的民众参与。传统的预测方式曾经为自己的狂妄自大付出了代价:当人们被医学专家告知在发达世界传染病已经被征服时,马上就遭到了当头棒喝,一种新的瘟疫——艾滋病出现了,医学与价值观还是密切相关的。面对日益紧迫的人口老龄化、人工生殖、基因治疗、医疗诉讼等医学发展中的问题,进行预测时,只有采用生物伦理学的框架作为参照框架,才能适当地进行任何预测。当然生物伦理学要影响预测、规定应对,首先要成为更好的哲学,只有这样,它才能充分进入角色,解释并帮助人们理解哪些东西处于危险之中。
 
  与科学的预测相比,宗教神学的预测别具一格。理查德·戈姆布里奇的讲座“佛教的预测:未来有多开放”、阿芙利尔·卡麦隆的讲座“古典晚期的神旨”、唐·卡皮特的讲座“最后审判”揭示了宗教神学预测的本质。主要关心作为生命的个体的人佛教,对人的未来预测是:众生的未来是开放的,能让任何人体验。戈姆布里奇认为远在解构大师德里达之前,佛就是一个伟大的解构主义者。尤其是对那些觉悟者来说,过去未来都已消解,因而不存在预测。而在古典晚期,教会控制了预测的方式,其主要目的是竭力传播基督教的层次化世界观。世界末日的一再延迟,敞开了人类活动的空间,通过这种维持着张力的反复,让在其中的我们这些罪孽深重的凡夫俗子绷紧神经、警惕、期待和努力,趁着还有时间必须尽力而为。

  总之,这些讲座凝结着学者们多年来研究的心得,浓缩了人生的智慧,富有挑战性的题目却运用丰富的材料深入浅出地来说明,读来使人兴致盎然,不知不觉融入到对未来的思考探索之中,并体会到科学的精神和人文的关怀。
 
 
  《预测未来》,利奥·豪厄、阿兰·韦恩主编,黄秀铭等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定价:2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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