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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4期


科学史、人类学与“跨文化比较研究”

卢卫红,刘 兵
(清华大学 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北京 100084)

 

摘要:科学编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科学史研究方法的探讨。本文站在科学编史学的立场上,分析人类学中“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对科学史研究的启示,并结合具体的案例,讨论对这种方法的借鉴和引入可能给科学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改变,以及这种借鉴的意义何在。
关键词:科学史;人类学;跨文化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N09 文献标识码:A

  所谓编史学,是“对历史书写之研究”,而“科学编史学的研究把对科学史的不同书写方式作为其研究的对象” [1]。不同的书写方式会对科学史带来深刻的影响,这也说明科学编史学研究中进行方法论探讨的重要性。
  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跨文化比较,由于人类学的学科性质,以及该方法背后所蕴涵的思想和观念,而使这一方法具有特别的意义。在科学史的研究中,比较的方法其实也早已存在并被经常使用,但与人类学意义上的跨文化比较又有着诸多差异,正是在这两个背景下,使得在科学史研究中反思已有研究并对人类学中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进行借鉴成为可能。


一、人类学中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或跨文化比较研究,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也被称为人类学方法论的重心。抛开具体的方法,由于文化人类学家总是要面对着自我与他者,本文化与异文化等等的问题,“比较”事实上是作为一种潜在的观念而一直存在于该学科的发展之中的。
  在人类学产生之初,古典进化论学派就采用了跨文化比较的方法来论证自己的进化论观点,在这一时期,比较是为了把初民社会当作是西方的过去来看待的,试图建立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进化论认为所有人类社会的发展都会朝向一个方向从野蛮走向文明,而比较法是“从各地方、各部落中广搜风俗信仰的资料,用作文化阶段的例示(在进化派便是证据)” [2]。后来,进化论的观点本身遭到了很大的批判,时至今日,这种观点在人类学学科之中已经基本上被抛弃了。
  随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不同学派的学者根据自身的理论观念以及学术关注点,展开了不同的比较研究工作。如弗郎兹.博厄斯(Franz Boas)创立的美国历史学派,在批判直线进化的同时,提出了跨文化比较方法的局限。与其说博厄斯的批评是指向这一方法本身,不如说是指向进化论的观念,也正是在批判直线进化观念的同时,博厄斯主张比较研究不能局限于只比较发展的结果,还必须比较发展的过程。他提出的“历史特殊论”[3]及其思想中所体现的文化相对主义观点,为以后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功能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布朗(Radcliffe Brown)那里,跨文化比较的方法被重新加以阐述和应用。他提出,文化的单线发展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解释我们这个世界上人类的知识和文化发展的多样性。许多无可争辩的事实说明,文化的发展不是单线的,作为一个社会历史和环境的结果,每一个社会都发展它自己独特的类型。” [4]布朗认为进化论学者将从世界各地收集到的表面相似的现象列到一起,这并不是真正的比较方法,他自己的比较方法的重点,是要比较各种文化之中社会现象的差异点。
  虽然如上所述,跨文化比较在人类学不同的学派之中的应用也有所差异,但是“历史学家要阅读人类学家的著作……意识到人类学解释的不同学派,并且把这些融入到历史学家自己的社会组织观念之中,而不是要……介入到他们之间的内部争论之中[5]。我们从上文对几个学派的跨文化比较的论述中,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们之间本质上的一致性。
  文化人类学的最一般的目标,“是努力理解所有人类文化以及这些文化的创造进程的相似点及区别”,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进行比较,“因为如果我们要了解任何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文化——就必须将其放在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和对照中看待。否则,我们可能将那些仅仅属于一个特定社会的习俗当作‘人类固有’的信念和行为。” [6]对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人类学者们也有相关的论述,如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认为,“我们对人类行为的研究自然不能仅以某一种文化的人为对象,而我们的目的也是要尽量发现人类行为的变异,因此,跨文化比较研究法无疑是研究人类行为方法中的一种重要方法。” [7] 


二、科学史研究中的比较研究

  科学史家也经常使用到比较研究,下文就首先通过对李约瑟的研究,以及围绕李约瑟难题所进行的比较研究的分析,来讨论已有的研究中体现出的特征和存在的问题。
  李约瑟的整体思想就是比较,可以说比较的观念贯穿于李约瑟关于中国科学史的整个研究之中。但是李约瑟难题的提问背后,是“潜在地预设了欧洲或者说西方作为一个参照物……在这种预设的参照物的对比下,更加关心发现的优先权问题。” [8] 李约瑟虽然是以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为其出发点的,但他所持有现代科学的“普遍性”的观点,使他的研究并没有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因为在他的比较科学史研究中,仍然是以西方为参照对象和比较标准的。
  洛(Morris F.Low)曾经写到,“如果我们确实想要超越李约瑟和单一的科学,我们还需要打破由现代化研究所强加的框架。近来的经验表明,进步可以不是线性的”。[9] 洛的表述说明了科学史研究者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以及对于线性进化观点的批判。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李约瑟的工作,尤其是“李约瑟难题”的提出,打开了中外科技史比较研究的大门。对于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而言,李约瑟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这种特点使得围绕该问题的比较研究容易带有比附性比较的倾向:这一类研究的典型特点是脱离了中国以及西方科学发展的不同历史与境,把西方科学当作“正确”的“真理”以及比较的标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总体目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定位于“总结祖国科学遗产,总结群众和生产革新者的先进经验,丰富世界科学宝库” [10],这又使得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研究容易陷入“民族中心主义”的泥淖。其实这两类研究在本质上又是相同的,都是拿西方现代科学作为标准来加以比较。
  上述的科学史比较研究中的问题也只是存在于部分的研究之中,已经有一些具有洞察力的学者,提出了当前科学史比较研究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提出批评和反思之后,就是要寻找新的途径去超越过去所作的研究,笔者认为,对人类学方法的借鉴和引入或可作为一种尝试。


三、科学史对人类学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的借鉴

  李约瑟虽然也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但是他还是没有超越西方中心论,美国科学史家席文与李约瑟不同,比较而言,他更具有一种人类学家的关怀。席文曾经明确的提出在中国科学史的研究方法和观念上“跨越边界”的问题[11]除了作为学科间对话倡导者席文之外,国际以及国内一些科技史的研究中也出现了若干具体的研究成果,在这里,我们将结合具体的案例来探讨在科技史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中,人类学方法引入的意义以及给我们提供的启示。
  (一)、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给科学的比较研究提供的若干启示:
  这里所说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并不单纯是具体的方法层面上的,更重要的是方法背后存在的观念,因此我们需要从人类学中加以借鉴的,与其说是一种形式上的方法,不如说是带有人类学观念和意识的跨文化比较方法。
  1、对直线进化观念的否定,进而反对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的比较研究。人类学中对于单线进化模式的抛弃和拒绝,强调每一个社会都有它独特的发展类型,比较是要发现各种文化、各种社会现象的差异点,发现和理解世界上丰富多样的文化方式。这是对科学“普遍性”假定的一个批判。并非所有文化模式发展的方向都必然的朝向现代科学,因此,在进行科学史研究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时,要警惕把非西方社会中的认知方式当作西方科学的过去的倾向,这种观念的引入也可以使研究者对比附印证性的研究进行反思。
  2、科学观念的变化。在进行科学史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时候,首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来理解“科学”。席文在“比较:希腊科学和中国科学”一文中指出,他是在很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科学”一词,“它包含四个颇为不同的方面:描述自然界的哲学,数学,自然科学(天文、历法、以及技术等等)和医学”,在这种宽泛界定的基础上,席文进而指出,“每一种文化中都包含科学、技术和医学。” [12] 
  近些年来的人类学以及科技人类学的发展,是把科学看作文化系统,“是把科学当作整个人文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作与宗教、艺术、语言、习俗等文化现象相并列的文化形式的一种。” [13]这种对科学把科学看作文化系统的观点,是把西方科学放到与其他民族的“科学”同等的地位上来,这就为在比较中平等的看待比较对象奠定了基础。
  3、在比较中平等的看待比较的对象。科学史比较研究中,关键是对西方中心主义,或“我族中心主义”的突破。人类学独特的开放胸怀,看待各民族文化的平等态度,及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对于科学史研究以及中国科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把科学看作文化系统,也确立起科学史比较研究的合法性,平等的看待比较对象,一种“比较的科学史”是可能的,“科学能够按照不同的方式发展,其它的发现能够揭示出关于自然的不同规律,西方科学的唯一性并不是必然的。在不同的文化之间一种‘比较的科学’(comparative science)是有意义的”。[14]
  4、把研究对象放到各自的与境之中进行比较。文化人类学强调“他者”观念的重要性,提倡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去著述他人,从研究对象自身文化的观点来看问题,即人类学提出的“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界”(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15]。正如席文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忽略史境来比较一个事物,不管是概念、价值、机器或是人群,结果一定没有多少意义” [16],在科学史的比较的研究中,研究者就需要在平等看待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在与境之中理解和比较研究对象。同时,这样的比较研究势必对研究者提出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必须要对所比较的两种文化有同等深度的了解和掌握。
  5、比较的目的和意义。在人类学中,比较的目的是要认识文化间存在的差异,展示人类文化和科技的多样性,并且探讨这种差异和多样性存在的深层原因和合理性,而不是要做出哪个比哪个更加先进或落后的判断。借鉴人类学的观念,在科学史研究中,比较应当是发现各种文化中“科学”存在的不同以及这种多样性存在的原因,而不是以现代西方科学为标准,去发现别的知识系统中存在的“合理”因素。同时,比较是要认识到各种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和相同之处,使我们对世界范围内各民族的科学实质有更深刻的理解,简单的罗列或者把两种事物摆在一起,并不是真正的比较研究.
  (二)两个具体的案例分析
  在科学史、技术史以及医学史领域中,人类学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都得到了应用。
  比如在一项对中国古代医学中的“脉”所进行的研究中,有人提出,“如果现代欧洲解剖学发展的核心是对尸体的可见观察的话,我们可能会问,对于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2世纪出现的占主导地位的医学知识和实践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文中提出了以触摸(tactility)为基础的“脉”。这项研究所要探究的问题就是,如果可视的观察形成了解剖科学的话,是何种理解或感知方式型塑了中国医学对于身体过程的理解[17]。很显然,这样的比较研究,就是要找出中国医学自己的特征,而不是以西方医学为标准,寻找它的“科学性”何在。
  接下来本文更加具体的分析一项技术史的研究案例。这里要举出案例,是《玻璃的世界》一书中对玻璃的历史的考察,这项研究将焦点集中于玻璃,用人类学的视角来考察玻璃的历史,跨文化比较的方法则是该项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在对玻璃的历史的考察中,研究者比较了五种文明中——西方、伊斯兰、印度、中国、日本——玻璃的不同发展历史和境遇。研究者在讨论该研究的方法论时说到:
  “我们认为,历史研究和人类学相结合,对我们探讨玻璃这一主题的方法产生了有力的影响。人类学是一种广阔的比较学科,……比较的方法也引导我们注意到我们自己所属环境中普遍存在的事物。” [18]
  在对西方和中国的玻璃发展史的比较中,如果站在西方本位的立场上,可能会觉得玻璃在中国的经历是令人费解的,因为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养育过历史上最富于创造力的一批工匠,制陶工艺、金属工艺、印刷术和纺织术无不独领风骚,但为什么在玻璃开发领域却几乎毫无建树可言?
  这样的问题,是站在西方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的,如果要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开发透明玻璃,同样应该问一问为什么罗马人没有制造陶器?这里不是要评价玻璃或陶瓷的孰优孰劣,而是旨在表明,在不同的文明的比较之中,可以看到哪些东西缺席或者哪些道路未曾选择,那么如何才能发现和解释这些发生和未发生的秘密,比较的方法的重要性就显示了出来,“发生了什么和为什么发生,秘密就藏匿在这个充满差异和竞争的多元体系中,如果兴趣囿于某一个国家,秘密是无法探究出来的。” [19]这也是比较研究给我们所要展示出来的东西,一个民族只有在和其他民族的比较中,才能更加清楚的认识到自己本民族的特征和发展。
  在这项研究中,比较的方法就和人类学中功能主义的方法结合到一起使用,“要想了解玻璃之类现象的历史,比较的方法非常关键:欧亚大陆东端不发展玻璃,并非因为缺乏知识或理性,盖因那里有别种东西发挥着玻璃在西欧发挥的同样功能。” [20]
  这项研究也可以和李约瑟问题联系起来,当我们讨论为何中国或其它非西方文明中为何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革命,或者为何没有经历西方文明所经历的过程时,比较的核心不应该再是以西方科学的发展为标准去寻找这些文明中对科学发展的“阻碍”因素,而是结合每个文明发展的轨迹,探索它自身的发展道路和出现这种发展方向的历史与境。
  这项对玻璃发展史的比较研究,也体现了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的特征,书中说到,“人类学以其文化相对主义声名赫赫(或声名狼藉)。它致力于描述和分析人类应付生活挑战的各种不同方式,不过一般克制着不从道德角度判断某一种方式比另一种更好”,“人类学者怀抱相对主义,所以不愿将一个事物置于比另一事物‘更好’的地位。它们只是两个不同途径而已,各有其所长所短。” [21] 
  人类科技发展的多样性表明,比较的方法应该是努力揭示人类各种文明中存在的普遍现象和差异,并致力于在比较的方法中解释这些现象的原因。这项对玻璃历史的比较研究,为这些主张做了一个很好的说明。


四、结语

  本文主要分析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人类学中的跨文化研究方法;科学史研究中比较研究的特征和问题;以及在科学史研究中引入和借鉴人类学“跨文化比较研究”。在这几个方面的讨论中,体现了人类学跨文化比较研究的特点以及对科学史研究的借鉴意义。具体的案例分析则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该方法的应用,比如在对象的选择、比较的目的、比较的立场的问题上并为我们以后的研究提供一些启示。
  在认识到科学编史学的意义的基础上,还应当意识到在编史学研究中对方法论研究的重要性。在当前学科对话的趋势下,对科学史研究引入、借鉴人类学方法的探讨,有助于科学史研究者培养方法论的自觉,并在实际研究中加以应用,从而推动科学史研究在超越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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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221


History of Science ,Anthropology and "Cross-Culture 
Comparative Study" 
LU Wei-hong , LIU Bing 
(Institute of ST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One of the important objects of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is to discuss the methodology of history of science. From the viewpoint of historiograph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usage of anthropological "cross-cultural comparative study" in history of science ,and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and significance of such study.
key words: history of science anthropology "cross-cultural comparative study"

作者简介:卢卫红(1981-),女,河南周口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刘兵(1958-),男,辽宁海城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史、科学文化传播等。

 

 

 

20060501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