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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云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科学人类学:一个正在发展的学术领域

田 松①
(100875,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内容摘要:科学人类学是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范式。本文对国内已经出现的三个概念“科学人类学”、“科技人类学”和“科学技术人类学”进行了词语梳理,讨论了其中的科学史和社会学渊源,并对其中隐含的理念进行了分析。同时,对科学人类学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未来的前景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科学人类学、科学史、科技人类学、科学技术人类学、科学社会学


    两组概念:科学人类学、科技人类学与科学技术人类学

  “科学人类学”、“科技人类学”和“科学技术人类学”是三个极为相似的名词,但是有不同的来源,可以分为两组:前两者来自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领域;后者来自(科学)社会学领域。
  1999年,在陈久金先生从事科技史研究三十五周年纪念会上,董光璧先生指出:“陈久金先生的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开辟了一条通向科学人类学的可能性。”2000年7月,本文作者在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学会和国家民委联合举办的一个小型会议上提出了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向人类学转向的设想,得到了万辅彬教授的支持。不久,在2000年11月第五届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会议(西昌)上做大会报告,题为《从少数民族科学史到科学人类学》[1]。2002年,万辅彬发表了几乎同名的文章《从少数民族科技史到科技人类学》[2]。
  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是中国科技史的一个延伸,经李迪和陈久金等先生的倡导和开拓,已有近二十年的积累。到2004年8月,共召开了七届国际会议②,出版了十数种《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丛书,形成了一个人数近百的学术共同体,获得了丰富的成果,其中有通史③,有分科史④,也有专题研究⑤。
  本文作者在文章中提出: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已具有相当浓厚的人类学色彩。如其研究对象与人类学基本一致;学术成果更多被人类学学者引用,却很少为科学史主流学者所关注。“因而,与其把少数民族科技史理解为少数民族的科学和技术的历史,不如把它理解为从科技的角度切入对少数民族的知识体系的研究。”从科学史转向科学人类学,可以:1,明确学科定位,由自发的人类学转为自觉的人类学;2,开拓学术对象,将研究对象从少数民族拓展到一切民族;3,利于学术合作与交流,明确合作与交流的主要对象;4,强化学术领域的独立性,在科学史和人类学之间确立自己的位置,摆脱目前在科学史界的边缘地位;5,利于开展相关的实践活动,比如传统文化保护等。并对科学人类学作了初步定义:“以现代科学为参照,分析、研究、重建人类物质文化生活及知识的历史和现状的一门学问。”[1]
  万辅彬认为“科学人类学”没有包括技术,故提出“科技人类学”。他指出,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终极目标是得出对少数民族科技文明的总的看法,因而向人类学转向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万辅彬提出了几个方向性的建议:重视对精英思想以外的地方科技文化的考察,亦即重视对所谓地方社会小传统的研究;强调文本与经典研究以外的田野考察方法,亦即重视通过长期的亲身实践(“参与考察”、“深度访谈”等)而得出的特殊经验;侧重于对少数民族科学技术文明特殊性的人文学理解,亦即重视对“个案”的内在意义的诠释,甚至不排除理解默会式的解读方法;鼓励领域广泛、方法并兼的综合和交叉。[2] 
  
  在时间上,“科学技术人类学”一词最早出现。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的刘珺珺教授于1998年、1999年先后发表《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和科学技术人类学》[3]和《科学技术人类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新领》[4],介绍西方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引入了科学技术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这个概念。这个概念虽然与前两者字面相似,但差异巨大。
  刘珺珺指出,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第一个含义是把现代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把科学当作整个人文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作与宗教、艺术、语言、习俗等文化现象相并列的文化形式的一种。”“第二个含义是,对科学的社会研究采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选出某个科学家集体的场所,对科学家及其活动进行人种志(ethnography)的研究,即对所观察到的现象作详细的记载、描述和分析的方法。”[3] 两者一个宏观,一个微观,总的来说,都是把科学活动视为可用人类学方法研究的对象。
  首先进行此类研究的是所谓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学者。宏观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凯、巴恩斯、布鲁尔等人都在他们的主要代表著作①中,把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重点放到科学知识上面,并把自然科学知识等同于其他知识和信念、看作是文化现象。”刘珺珺认为,这已经表现出强烈的人类学色彩。微观上,则有拉都尔对美国加州萨尔克实验室、谢廷娜对伯克利大学中生物化学等相关实验室的研究,都已成为把人类学方法引入社会学研究的典范。② 
  此后,又有真正的人类学家进行了类似研究③,更加确认了这个研究领域。刘珺珺介绍,人类学家海斯(David Hess)在1992年编辑了一部论文集,题为《知识与社会:科学技术人类学》(Knowledge and Society: The Anthropolo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海斯在《导论》中说:“选编文集的目的就是要说明人类学家研究科学技术的关注中心和科学社会学家的研究重点有所不同。”[4] 


两组概念的差异与关联

  “科学人类学”、“科技人类学”和“科学技术人类学”,这三个概念虽然中文字面意思相差无几,但因其不同的来源,隐含着不同的理念。其提出者选择了不同的称谓,恰好使我们可以方便地分析三者的异同。
  首先在研究对象上,如前所述,科学人类学和科技人类学的立足点是科学史,研究相对于现代社会的传统地区。科学技术人类学则立足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现代社会的科学共同体和科学活动。
  其次在理念上。本文作者在对“科学人类学”的阐释中强调了三重意义的反思:对科学和技术本身的反思;对科学史的反思;对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的反思。这些反思来自包括科学哲学、科学(知识)社会学以及科学史领域对科学的重新认识。当我们对于什么是科学,对于科学与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与人类未来等的关系,对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问题的理解发生了改变之后,我们对科学史、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理解必然随之而变。科学人类学的概念是建立在这些反思之上的,也正是在这些反思的基础上,与人类学取得了共鸣,加上研究对象的一致,使得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的人类学转向顺理成章,人类学方法的引入更是题中应有之义。[1]
  具体而言,本文作者对科学和技术进行了概念辨析,对中国古代科学这个概念进行了消解,讨论了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比附查证的辉格倾向,讨论了科学与科学技术、传统的形而上知识体系与传统的经验技术之间的差异,认为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难以按照中国古代科技史以往的研究范式进行,在那个范式中,很多民族甚至不具备可供研究的对象。而一旦转向,不具备那个科学史价值但具有人类学价值的事件就进入了研究视野,以前的材料也会在新理念下得到新的审视。[1]
  本文作者在其它文章中提出:任何文明都有两个体系:形而上的解释世界的体系和形而下的联系世界的体系。在现代社会,前者是科学,后者是科学的技术;在传统社会,前者可能是神话、巫术、宗教、自然哲学等,后者则是经验的技术。[5] 传统和现代的形而上体系存在连续性,科学与神话、巫术、宗教和自然哲学都在各自的社会里承担了同样的解释世界的功能。本文作者主张在狭窄的意义上使用“科学”一词,避免用“科学”来称谓传统的形而上知识体系中与科学直接对应的部分,而是代之以传统自然观、宇宙观之类的说法。所以,科学人类学这个概念并非是指对(传统)科学进行人类学研究,而是从(经过反思的)科学的视角,对传统的物质文化进行描述、分析和研究。其中,技术无疑是一个重要部分。
  万辅彬在对“科技人类学”的论述中,基本上延续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传统范式,“换言之,也可把科学理解为关于自然界的知识体系;而把技术看作是科学知识的应用,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转化为在生产中和其他方面可以应用的工具和手段,它同样也包含有一个知识体系。”“中国的科技文明是全中国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科技是在生产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即使经济处于落后状态的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创造发明。”[2] 万辅彬不考虑“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内部问题,直接引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操作上看,这是一种更为简便,暂时容易被接受的方式。但是在深层理念上,则隐含着长远的冲突。
  “科学人类学”和“科技人类学”虽有理念上的差异,但有共同的学术来源和基础。对于这样的研究,有的学者认为不必采用人类学的说法,可以继续坚持其科学史传统,比如张柏春建议使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技术传统”这个说法。[6]
 
  “科学技术人类学”概念直接来自SSK,研究对象与前两者迥然不同。但是,刘珺珺又作了发挥:“在人类学领域,早已存在可以归纳入这个范畴的研究成果,这就是:考古人类学及人种志研究对于含有科技内容的‘物质文化’的研究;人类学家所考查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为民族数学(ethzo-mathmeties)、民族心理分析(ethnopsycehiatny)、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医学人类学所研究的与健康和疾病有关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等等。”[3] 这里的“含有科技内容的‘物质文化’”,正是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对象,其中“科技”一词的用法,也与万辅彬相同。在这个意义上,刘珺珺的“科学技术人类学”,包括了万辅彬的“科技人类学”。
  刘珺珺进一步指出:“在我国进行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可以有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对于传统科技的研究,这是指对于目前还在我国人民生活中存活着的科学技术,特别是民间技术,其中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科技可能是丰富的宝藏。”[4] 更加明确地表述了与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在对象上的共同之处。实际上,刘珺珺和她的学生们已经在这个领域开展了一定的工作④。
  这样,“科学人类学”、“科技人类学”和“科学技术人类学”,这两组来自不同学术领域的概念在对传统地区的物质文化研究上达成了一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也可以把这三个词一并考虑。我本人依然建议采用“科学人类学”这个称谓。这是一个命名,技术并不一定直接出现在命名之中。不妨把“科学人类学”这五个字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正如我们不能根据“自行车”这个命名认为它的对应物是某种永动机一样。
 
  当然,不能忽视,科学技术人类学还有“另一方面,就是对于从事现代科技活动的人群和科技机构的研究。这方面的天地是非常广阔的:实验室,科研院所,科研管理和科技的行政管理机构,高科技企业,民营科技企业,以及其他有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活动的地方。”[4] 这是与SSK相一致的方面,也是科学社会学的传统学术领域。事实上,这种研究的对象还可以拓展到科学共同体之外,如刘华杰针对一般所谓“伪科学”所做的研究7和本文作者针对民间科学爱好者所做的研究8。然而,这类工作虽然引入了人类学方法,但如刘珺珺所说:“这些分析,与其说是文化人类学的,不如说是认识论的,与其说是社会学的不如说是哲学的。”[3]
  SSK是库恩之后科学哲学的重大改变,它重新塑造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在“科学人类学”对科学的反思中,SSK也是一个思想资源。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技术人类学”和“科学人类学”又有理念上的一致。事实上,本文作者通过“形而上的解释世界的知识体系”这一概念,把科学与神话、巫术、宗教和自然哲学相提并论,同样给出了一个把研究对象从传统地区扩展到现代社会的可能性。不过其方向与科学技术人类学正好相反。
 
  2003年10月在南宁举行了一次“东南亚人类学与科技人类学国际会议”,由于万辅彬的参与,“科技人类学”直接出现在大会名称之中。在一个以人类学学者为主体的会议上,几方面学者有了第一次直接交流⑤,这是中国科学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2005年10月24日到26日,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组织的第五届青年科学技术史研讨会上,有两位提名论文涉及到人类学和科学史,其中一篇获奖,表明了科学史学者对人类学的关注日趋增加。


科学人类学面临的问题

  科学人类学现在只是一个交叉领域,正如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一样,各个部分只有松散的连接和简单的交叉,并无统一的范式。这在一个新领域中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如万辅彬所说:“有交叉点的地方就有生长点。”这是一个有着极大潜力,蕴含着无限发展可能的研究领域。
  按照刘珺珺教授的“两个方面”论述,科学人类学的领域极为庞大,研究对象既包括传统社会的物质文化,又包括现代社会的科学活动。因而首先遇到的问题将是来自科学史的科学人类学和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科学人类学之间的整合。对象如此广泛,差异如此巨大,几乎意味着对整个人类文明进行审视,这是一个巨大的目标,也是一个遥远的目标。⑥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要在理念的统一、方法的融合以及两个方面的分别发展到达一定程度之后才会凸显出来。由于其以现代科学活动为对象的“另一方面”更多地具有哲学和社会学的意义,与人类学主流尚无大的关联,甚至其“人类学”很大程度上都是在譬喻的意义上使用的;因而,下面讨论的主要是以传统地区物质文化为对象的来自科学史的科学人类学

1,科学人类学的学术追求
  在讨论“怎样”之前,考虑一下“为什么”是必要的。
  总体看来,人类学的研究对象都是异于研究者自身的人类文化。人类学最初是博物学的一部分,有猎奇的色彩,也有为殖民者服务的意图。早期研究者都以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俯视着所研究的对象,有明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现在的人类学家则普遍接受文化相对主义原则,认为不同文化传统各有其独立的内在的价值,无上下高低之别。因而,对异文化的研究除了具有“还原历史”、“发现文化原理”、“增进相互了解”9的意义之外,还可以反省自我——通过对异文化的描述,获得一个反省自身文明的参照物。这使人类学具有了文化批评的功能。马尔库斯等人指出:“当民族志作者对异文化进行详尽的描述和分析时,他们同时也隐含着对自身文化进行批评的目的,而他们自身的文化就是大众化自由社会中工业资本主义制造出来的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将陌生的异域风俗与人们熟知的本土化向并置,或者对诸如家庭、权力以及信仰等给予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司空见惯的观念进行相对化,起了重塑读者的生活方向和改造他们的观念的作用。”10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的现代化生存状态下,在全球化的现代化和现代化的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学的文化批评功能更为重要。对于人类整体的未来和命运,对于人类个体的生存和幸福,人类学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科学人类学也必须在这个背景之下确立其自身独立于人类学,独立于科学史的价值和意义。
 
2,二十一世纪中国(科学)人类学的时代背景:现代化中的传统,全球化中的中国在全球化的现代化背景下,对于传统地区的任何研究都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局面,即研究对象处于急速的变化之中,甚至在研究的过程中迅速消亡。任何此类研究都不可避免地要对全球化和现代化进行价值判断。不同的判断会赋予该学科以不同的价值和意义,也会影响到该学科的方向。中立的学术是不可能的。
  作为中国学者,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多重的。一方面,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们需要具有博大的视野,考虑整个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全球化是否是必须的和必然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全球化,现代化是否是必须的和必然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必须考虑中国的未来和命运,考虑中国以及研究对象在未来全球化中的位置。中国以及被研究对象的所谓生存与发展,必须放在这样的背景中予以考量。
  这些不同的视角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和矛盾,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同样是科学人类学所要面对的问题。

3,总体人类学理念之下的科学人类学内部问题
  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科学人类学要有自己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有自己解决问题的特殊视角和基本方法。如何是基本问题,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取决于对前述大的理念问题的回答。就目前而言,下面的问题是必须面对的:
  科学主义及科学史的辉格范式与文化相对主义的冲突
  从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转向科学人类学,会遇到很多观念的冲突。首先遇到的将是辉格范式和文化相对主义的冲突。辉格范式在世界范围内都曾是科学史的主流,它认为科学是绝对进步的社会力量,科学的进步被等同为人类社会的进步。辉格范式在中国科学史又有特殊的表现,即以爱国主义为出发点,将中国传统的形而上和形而下体系与现代科学和技术进行比附式论证。并普遍采用单向进化的发展观看待传统与现代,通过科学/迷信、进步/落后、现代/传统、文明/蒙昧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话语方式否定传统的即被研究对象的文化价值。与当下人类学的基本理念有巨大的冲突。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也是一个迫切的问题。这个问题与诸如地方性知识的地方性和科学知识的普适性问题,传统的话语权问题,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问题等都是一脉相承的。
  多种方法的融合与多元视角的共存问题
  观念的冲突会对方法的接受产生影响。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的基本方法,但是调查的对象、访谈的内容,都与研究者的理念直接相关。同样是田野调查,传统科学技术史研究者可能关心具体的技术细节,看不到其中的人文内涵。科学人类学需要解决基本理念的冲突,才能充分借鉴人类学已经成熟的方法,发挥科学史的传统方法,并引入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和视角。这几种不同的方法和视角如何整合与共存,是科学人类学当下需要面对的问题。而在其理论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其自身两个来源的整合问题也会浮现出来。
  理论与现实关系的问题
  绝对中立的观察与研究是不可能的。科学人类学不可避免地要介入到被研究对象自身的变化之中。如何介入,以什么态度介入,这又牵涉到学者与当地政府与公众的关系问题。
  ……

4,建制化问题与学术定位问题
  就学科建制而言,已经建制化的科技史研究机构,尤其是进行了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学术机构,将是科学人类学的建制基础。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也同样可以成为科学人类学的基础。科学的文化研究领域会有更多的学者向科学人类学投入更多的精力,现有的科学史和科学技术哲学专业杂志也会为科学人类学提供更多的空间。这些问题以及进一步的学术方向的设置、学术杂志的创办等建制化工作会随着进一步的实践逐步展开。
  学术定位问题是与建制化问题并行的,即科学人类学与人类学的关系,与科学史的关系,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关系问题。
  交流平台的建立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考虑到科学(技术)人类学的两个来源,这里涉及到几个方面的交流。现在重要的是两个来源之间的交流,尤其是它们与人类学的交流。⑦。
 
  在二十一世纪,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会更加紧张。全球性的能源危机、资源危机以及垃圾危机将会影响到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甚至危及到人类生存自身。人们需要理解自身的生存状态,也需要明确自身的生存价值。科学人类学应该对此做出特殊的贡献。


2004年11月19日
2004年12月10日
2005年11月2日
北京 稻香园

 

参考文献
①田松(1965-),吉林四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中国科学院理学(科学史)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有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科学人类学和科学传播等,偶有涉及科学与艺术、电影理论等领域。
② 今年还将在云南大理召开第八届。
③ 如:李晓岑.白族的科学与文明.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张天锁.西藏古代科技简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
④ 如:陈久金,卢央,刘尧汉.彝族天文学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黄明信,陈久金.藏历的原理与实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陈久金,回回天文学史研究,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
⑤ 如:万辅彬先生的铜鼓文化研究;李晓岑.云南少数民族手工造纸.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9.
① 如:迈克尔·马尔凯,科学与知识社会学,东方出版社,2001年;巴里·巴恩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东方出版社,2001年;
② 均有中译。参见:B.拉图尔、史蒂夫·伍尔加,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东方出版社,2001;卡林·诺尔-塞蒂纳,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东方出版社,2001。人名与刘珺珺的译法略有差别。
③ 如:沙伦·特拉维克,物理与人理:对高能物理学家社区的人类学考察,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年。这是第一部人类学家研究科学共同体的民族志专著,中译者为刘珺珺、张大川。
④ 如徐跃如所做的《贵州少数民族科技人类学研究》和刘锦春所做的山西大同旺火风俗的研究等
⑤ 科学人类学小组由万辅彬召集,刘珺珺、刘兵、刘华杰、田松等到会。值得提出的是,与会的还有万辅彬、刘珺珺、刘兵三位教授的研究生。
⑥ 这两个方面目前的关联也不仅表现在可以共用同一个称谓,还会在共同的研究者那里获得统一。比如刘珺珺教授和她们的学生们就同时作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万辅彬教授也承担了可以纳入“另一方面”的某高技术企业的企业文化(史)研究课题。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同属一个大的科学的文化研究共同体,所以这两个方面的跨越并非如字面上那样巨大。
⑦ 虽然这两方面的学者都在倡导人类学转向,强调引入人类学方法,但尚未和人类学家达成有效的交流,也没有引起人类学家的重视。比如南宁会议的分组讨论中,科技人类学分租中几乎没有人类学家参加。
[1] 田松.从少数民族科技史到科学人类学[A].中国科学院博士论文.纳西族传统宇宙观、自然观、传统技术及生存方式之变迁,2002,pp101-109.另见:《弘扬民族科技 促进西部开发——第五届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
[2] 万辅彬.从少数民族科技史到科技人类学[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2(3)。
[3] 刘珺珺.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和科学技术人类学[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8(1), pp24~30。
[4] 刘珺珺.科学技术人类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新领[J].南开学报,1999(5),pp102~109。
[5] 田松.两类文明的两个体系[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0(4).亦收入作者文集《堂吉诃德的长矛》[C].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
[6] 张柏春.认识中国的技术传统——传统机械的调查[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2(6).,
[7] 刘华杰.中国类科学——从哲学和社会学的观点看[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8] 田松.永动机与哥德巴赫猜想——江湖中的科学[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
[9] 参见:林惠祥.文化人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p17。
[10] 乔治·马尔库斯、米开尔·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8:157.



Science Anthropology: a Newly Developing Academic Field

TIAN Song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Science anthropology is a new developing academic field which has not formed a general acknowledged paradigm ye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nd compares the three new item 'science anthropology', 'sci-technology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and discuss their resources of scientific history and sociology, and analysis their potential view on science and human civilization behind them. Eventually, the main problems nowadays and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ing future of science anthropology were discussed. 
Key words: science anthropology, history of science, sci-technology anthropology , anthropolo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ology of science.


(发表时注释格式有所改变,脚注一律变作尾注,或并入正文。并略有删减。如文中“本文作者”一律改为“笔者”——一个我觉得有点儿怪异的单数第一人称。此为原稿。)

 

 

20060529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