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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社会观察》2006年第7期
听雨丛谈(11)


怀念昔日中国科学院的考核制度
——五谈我们今天的学术管理

江晓原

 

  我近两年来一直在批评学术管理中的量化考核,也许有人会问:你总是说这也不好那也不好,那么好的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呢?
  看来我是应该给出一个正面的例子了。
  这样的例子当然有,而且我亲身经历过。
  1984至1999年间,我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了15年,并在那里获得了我迄今所拥有的所有学术头衔。至少在此期间,那里就是一处不搞量化考核的地方。
  那时天文台对于研究人员每年发表论文、争取项目、争取奖项等等没有任何数量要求。如果你这一年没有发表任何论文,你的工资不会减少一分钱;而且,一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如果你发表了论文,工资也不会增加一分钱。更没有大学里“课时费”的概念——在天文台无论给研究生上多少课,都没有一分钱。据说理由是这样的:给研究生上课是你工作中应有的内容,其报酬已经包括在你的工资中了。多年来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大家也没有什么抱怨——至少我没有听到过,我自己也没有萌发过抱怨的念头。
  这样的学术管理,一定会被今天的管理者笑掉大牙。他们会说:这太落后了!一点激励机制也没有!他们会问:一年不发表论文居然一分钱不会少,那不就人人都不用写论文、年年都不用写论文了吗?这样的科研机构还要它干嘛?
  这样的想法,在如今的管理者中是太普遍了。
  我知道,如今陷溺在量化考核误区中无法自拔的管理者们,早已经丧失了理解这种学术管理制度优越性的能力了。
 
  请让我从机制和效果两方面,来论证这种管理制度的优越性。
  先说机制。不要误以为天文台的上述管理制度没有激励机制。事实上,仍然有足够强烈的激励机制。当然这里要补充一点,即在那种管理制度中,职称的晋升并不是论资排辈的,而是要依靠科研成果的质量和数量的。所以,在天文台你可以不写论文,几年不写一篇也不会减少一分钱工资,但是你不发表论文就晋升不了职称。
  想想看,晋升不了职称,这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激励”还不够吗?如果你年过半百,还只是一个助理研究员(大学里的讲师),通常你就会在单位里得不到应有的尊敬,被大家视为一个“不行”的人。人们会说:哦某某啊,人是挺好,但专业上不行……,你受得了吗?能够安之若素吗?
  另外,由于中国科学院规定研究生的费用由导师支付,这样就使得那些没有课题或项目的研究人员无法招收研究生,这也是一种“负面激励”机制。学者总是希望有学生能够传承、光大自己的学术,因此不能招收学生,也是一件相当痛苦和“没面子”的事情。此外,没有课题或项目你就会“没有钱用”,例如出去开会也没法报销等等,也都有着类似的“负面激励”机制。
  再说效果。先说我自己。我从1984年成为上海天文台的职工,1985年成为助理研究员,1990年成为副研究员(副教授),1994年成为研究员(教授),1995年成为博士生导师。本来我受的教育已经让我养成了做学问的习惯,原是不需要什么量化考核来逼迫的。但我那些年做学问还是比一般人稍微勤些——例如我那时每年都要在《天文学报》、《自然科学史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等国内相关领域最高级的刊物上发表好几篇论文,放到今天的量化考核之下,也是足以受到奖励的。按常理说我那时其实用不着如此勤奋,只是因为业师席泽宗院士期许我应该“40岁前当教授”,为了不负恩师期望,我只好稍勤奋些。我举自己的例子是想说明,没有量化考核时,研究人员也照样会做学问,而且可以做得很勤奋。
  当时上海天文台的管理制度,并非此处一家独有,而是整个中国科学院系统基本上全都如此。比如我在那里念研究生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就也是如此。多年以来,中国科学院系统一直是这样的。我们可以从宏观上来看看这种管理制度的效果——毫无疑问,效果是极好的。这只要看看这一事实:中国科学院系统直到如今,仍然不容置疑地占据着中国科学技术研究的国家队地位,其总体水准远远超出高校系统。这个地位并不是在近年量化考核的制度下得来的,而是在以前实行多年的合理的管理制度下得来的。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科学院给出了“赏格”——每发表一篇“SCI论文”奖励10000元,开始有了“正面激励”的机制。再往后,量化考核的时代就到来了,据我所知,中国科学院系统也在相当程度上未能免俗,惜哉!
  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国科学院以前这种不逼迫研究人员写论文的管理制度,还有更为重要的优越性,即有助于学术环境的生态健康——这个生态如今已经大大恶化——此事只能“且待下回分解”矣。

 

 

20060529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