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页 

载《科普研究》杂志创刊号(2006)


是拓展科普概念的时候了

江晓原

 

今天的问题和困境

    从20世纪之初开始,中国知识界对于科学普及的重要性,从来也没有缺乏认识,或估计不够。但是直至今天,科学普及在中国的情形仍然没有十分令人满意,甚至让许多人感到很不满意。面对这两方面的反差,当然需要有合理的解释。
  常见的解释途径有如下两条:
  一、认为科普工作者工作不力;
  二、认为中国的环境太差——公众的科学素养太低、公众对科学的兴趣太少等等。
  笔者认为,上述第一种解释很难成立,这只需简要考察现状即可。
  这些年国内出版社出版了大量优秀的科普图书,例如,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第一推动丛书》,十分引人注目,颇开风气之先。稍后有江西教育出版社的《三思文库》,内容更为丰富,其中包括了一系列和国内传统的“科普”不同的著作--不妨称之为“科学文化著作”(老一辈科普作家有时称之为“高级科普”)。而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哲人石丛书》更是蔚为大观,还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新视角书系》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佼佼者。这还只是举其最著名者,还有大量优秀的科普著作,无法在此一一提到。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科普活动,乃至设立有专职的科普研究机构。这些事实说明,中国的科普工作者们应该不算工作不力。
  但是,在科普出版品种繁荣的景象背后,确实存在着问题:
  一、优秀的科普著作绝大部分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本土原创佳作极少。
  二、那些优秀的科普著作印数通常较少,常有在学术界叫好而在市场不叫座的情形。
  与科普佳作不甚畅销类似的,还有科普杂志的困境。不少国内的科普杂志日子过得不滋润,甚至遭到“关停并转”的命运。还有国外著名的科普杂志如《科学美国人》、《牛顿》、《吸引力》等,引进国内之后状况也都不好。
  这两个问题似乎暗示上述第二种解释有一定道理。但是,作为学术界的成员,或者说,作为对科普工作——其实我宁愿用“科学文化传播”来称呼它——负有一定义务的人来说,只是责怪环境不好,受众“素质太低”,恐怕不是最适当的态度。我们应该自省自责,看看自己有什么应该改进的地方。
  为此本文特提出五点新的思考,期望能对我们的认识有所推进。


以往的科普概念有没有问题?

  我们传统的“科普”概念,立意较低,带有浓厚的“扫盲”色彩。多年来很多人在这个概念框架下,习惯于将“科普”的任务,简单等同于具体科学知识或结论的灌输,好像只要让人知道地球绕太阳转一圈要一年、绝对零度是达不到的之类的知识,“科普”的大功就算告成。
  然而,这样的“科普”我们已经搞了几十年,效果如何呢?别的先不说,至少近年高工、教授、博导陷溺于邪教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不少。对于这种现象很多人大惑不解。其实这至少说明,以往的科学教育和“科普”是有缺陷的,是不很成功的,因为我们经常只满足于知识和技术的灌输,却大大忽视科学方法的传授,忽视——甚至害怕——科学精神的培养。以至于许多人处于“有技术不懂科学”、“有知识没有文化”的状态中。
  与此同时,几十年前曾风靡一时的科普作品,如今大部分都已经不再叫座。为什么会如此?知识老化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读者已经改变。
  和几十年前《十万个为什么》广受欢迎的年代相比,今天都市公众(他们仍是科普读物的主要读者)的受教育水平,已经普遍有很大提高,他们接受科学技术知识的渠道也已经大大拓展。事实上,他们几乎从不需要依靠阅读科普著作来解决他们工作、生活所遇到的问题。因此,很自然地,他们将抱着另外的动机去阅读科普著作,并且要求阅读更高水准的作品,几十年前那种入门水准的作品当然不再能够吸引他们的眼球。


从“科普”到“科学文化传播”

  近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我们先前传统的“科普”概念过于狭窄,因而主张代之以涵义大大拓展了的“科学文化传播”。
  所谓“科学文化”,原是一个没有明确界定的概念,但是近年经过京沪两地一批学者的使用和阐述,逐渐进入公众话语,成为媒体上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汇。
  “科学文化”可以有多种定义:一是把科学当作一种文化(亚文化)来看;二是将科学看作整个文化中的一部分;三是理解为科学和文化两个并列领域之间的沟通和互动。近年使用这一概念的京沪学者,主要关心的正是这一点。“科学文化”在很多读者心中唤起的,实际上也是第三种理解。
  坦率地说,今天谁也无法给“科学文化”作理想化的、一言九鼎的定义,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必划地为牢、作茧自缚,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进行积极的探索。“科学文化”的内容,也许最终会由社会和公众来决定--社会需要什么?公众对什么感兴趣?而图书在这方面的反应是非常敏锐的。
  有少数人曾认为,主张“科学文化传播”就是对前辈科普工作的否定或抹杀,这种说法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至少也是深度误解。事实上,由于“科学文化”这个概念不仅可以包容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它也可以包容原先传统的“科普”,因此根本不可能形成对前辈科普工作的否定或抹杀。
  另一方面,市场则已经倾向于接受这种对传统科普概念的拓展。我们可以从一年一度的“科学时报杯”科学普及·科学文化佳作奖评选书目中可出一点端倪。例如,在2002年度的“科学时报杯”获奖图书中,这种意义上的“科学文化”书籍就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例如《天遇:混沌与稳定性的起源》、《漫游:卞毓麟的科学文化之旅》、《人生舞台:阿西莫夫自传》、《新人文主义的桥梁》、《英国地质调查局的创建与德拉贝奇学派》等。但是也仍然有若干传统的“科普”图书,比如《傻瓜系列·天文》、《漫画统计学入门》、《走进中国100个院士的家》之类。而在2003年度及以后各年的获奖书目中,后一类图书几乎接近消失。这一现象,即使不能直接解读为市场对图书的选择,至少也反映了众评委的评价标准和选择原则--但事实上评委的标准和原则不可能完全无视市场的选择。而市场的选择,说到底就是读者的选择。
  另外,大量事实表明,科学史可以在“科学文化”中扮演一个比较特殊的角色。特别是做外史研究,或以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科学史时,因为要考虑科学和文化的互动关系,不能将只局限于科学本身,这时视野就转变了,看事物的角度也转变了。科学普及离不开科学史研究的成果,是科学史研究为它们提供了框架和思路——科学文化传播当然更是如此。事实上,在很多成功的科学文化传播作品后面,我们都能看到科学史的身影。


当科普遇到伪科学

  近年还有不少人士,对于伪科学的东西经常能在大众媒体上“闪亮登场”,而严肃科学家的声音却往往不能及时出现,或者虽然出现了也不够有力,感到义愤填膺。这种现象也值得思考。
  让我们先假定理想化的边界条件:即媒体并没有和伪科学勾结,然后来推测造成上面所说现象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是严肃的科学家写出来的文章,往往不如某些传播伪科学的文章好读。
  严肃的科学家是术业有专攻的人,他们撰写专业学术论文和专著自然没有问题,但专业学术论文和专著并不需要让大众看得懂──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当然再好不过,可惜通常是无法做到的。久而久之,今天的许多科学家逐渐丧失了写作大众阅读文本的能力。他们往往也没有时间去讲求大众阅读文本的写作技巧,只能靠中学时代语文课上的一点底子。何况现在重理轻文日益严重,中学里就要分理科班和文科班。
  与此相反,传播伪科学的人,在科学上没有术业专攻,整天将功夫放在如何哗众取宠、耸人听闻上面,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些人写作大众阅读文本的技巧,确实经常在严肃科学家之上。
  而大众媒体对其上刊登的文章,是要选择和过滤的,它们不能因为文章枯燥乏味而失去读者。例如,出版商曾告诉斯蒂芬·霍金,《时间简史》中每引入一个方程,该书的销售量就会减少一半。1 只有对大众阅读趣味深有了解的人,才说得出这样的妙语。于是,大众媒体对文本阅读趣味的追求,在客观上形成了倾斜的过滤机制,这种过滤机制对严肃科学来说相对不利。
  据此,可以推想到的对策至少有两条:
  一、严肃科学家向霍金学习,致力于提高自己写作大众阅读文本的技巧。
  二、另一些受过严格科学专业训练的、但后来在别的岗位工作因而具有较强表达能力的人士,参加科学文化传播工作。


开发科学的娱乐功能

  我们多年来不是将科学神圣化,就是将科学实用化。神圣化,则令科学远在云端,高不可攀,深不可测,公众只能向科学顶礼膜拜;实用化,则将科学混同技术,急用先学,立竿见影,领导只想要科学产出效益。除此二化之外,如果说我们曾经“开发”过科学的另外什么功能的话,那大约就是“教化”功能--许多科学家的传记,被写成千篇一律的教化读物或励志读物。
  科学是不是还可以有娱乐功能呢?我们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通常,科学家如果思考这个问题,很可能会被同行耻笑为不务正业;对科学抱着“高山仰止”顶礼膜拜态度的公众,也很容易觉得思考这个问题难免亵渎科学的神圣。
  人类在任何时代都需要娱乐,而如今这种需要更为迫切(我们的社会已经逐渐开始富裕了)。娱乐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只有舞榭歌台和电视节目之类是不够的。随着全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有更多的人要求声色之外的娱乐,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智力上的娱乐。要提供和制造智力上的娱乐,所需资源除了向科学寻求,还能向何处寻求呢?况且,智力娱乐的功能,科学不去发挥,伪科学就去来发挥;智力娱乐的阵地,科学不去占领,伪科学就会去占领——因为伪科学经常是具有娱乐功能的。如今有关星占学、炼金术、大预言等等的玩意,之所以能够广为流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提供了某种智力上的娱乐,或是某种“惊奇”。
  科学确实可以有娱乐大众的功能。开发这种功能,应该是科学文化传播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颇具代表性的,可举埃舍尔(M. C. Escher)的那些不可思议的绘画为例。也许首先是“遗世独立”的埃舍尔,用他那些奇情异想的绘画,真正在事实上尝试了开发科学的娱乐功能。埃舍尔的成名,实际上就是因为他的艺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智力上的娱乐。而埃舍尔的艺术是和科学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甚至可以说,是植根于科学之中的的(不管他本人在这一点上自觉与否)。
  科学是一种文化资源,要将这一资源转化为公众可以轻松享用的精神佳肴,科学史的研究工作是最重要的途径。有些人将科学史在这方面的工作贬低为“讲科学故事”,其实科学史研究者倒不妨坦然受之--讲故事也不是容易的事。一部小说,一部电影,甚至一个风险投资方案,都需要讲故事。故事讲得好,就可以有印数,有票房,有投资。
  教化型、励志型的科学家传记,多半已成老生常谈;通史型的科学普及著作,往往又沉重、沉闷或冗长。总而言之,传统形式的科学普及著作,已经逐渐被读者读腻味、也被作者写腻味了。腻味了就要换花样,一个比较可取的思路是:从某个重要概念切入,将天文、物理、数学、生物等等都贯穿起来,这样,既不须将这几门学问面面俱到全部叙述,又可以将将这几门学问中有趣的部分娓娓道来(任何一门学问都不可能处处有趣)。按照类似思路写作的科学文化读物,已经问世不止一种。这类著作实际上可以视为某些学科的“外史”或“别传”,比如《圆的历史--数学推理与物理宇宙》。


“阅读霍金:懂与不懂都是收获”

  刘兵教授当年为霍金《时间简史》一书中译本策划过一条著名的广告语:“阅读霍金:懂与不懂都是收获”。也许有人会视之为肤浅的炒作,并且质问“不懂还能有什么收获?”但是几年以后的今天,随着学者们对科普、科学文化传播认识的深入,并且考虑到《时间简史》即使在传统概念下也是极其成功的科普典范,我们就不难发现,这条广告语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科普概念,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个案,因而值得进一步分析,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深刻。
  从正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如果科学普及主要是关注科学知识的话,那么我们所提倡的科学文化传播则更强调科学精神的传播。阅读霍金,即使没有看懂,虽然没有因此而直接获得科学知识和原理,但是潜移默化之间,我们就受到了科学精神的熏陶,对科学的理解能力得到了提升。这同样是收获,而且可能是更重要的收获。强调不懂的收获,恰恰体现了科学文化传播和传统科普的区别所在。
  面对“不懂还能有什么收获?”的质问,我们不必退却到“只要有人读,只要有部分懂,在传播的意义上就是一种成功”这样软弱无力的辩护。我们完全可以说:“就是一点不懂,也能有收获”!
  读某种东西,不懂但是有收获,原是常见之事。当年梁启超论李商隐无题诗,就有读不懂但觉其美的著名说法,觉其美不就是一种收获吗?不就是潜移默化、精神熏陶吗?如果说梁启超李商隐都太高远了,那我们还可以举出更贴近的例子:不止一个人文学者朋友曾向笔者表示过这样的想法:对于科学大师的原作,我知道自己看不懂,但就是想看一看,那些著作到底是怎样写的,是什么模样。如果有人以这样的心态,不要说阅读霍金的《时间简史》,就是阅读牛顿的《原理》,即使没有读懂,他也有收获。
  再进一步说,霍金所研究的那些领域,其实已经到了传统科学领地的边缘,在这样的边缘地带,“懂”与“不懂”也开始难以明确界定了。有些问题追究到深处,已经变成是不是接受某种约定、用不用某种语言的问题,它们有可能已经超越了传统知识传播中“懂”与“不懂”的境界。对于霍金所研究的一些问题,除了霍金等一小群物理学家之外,就广大公众而言,“懂”与“不懂”有可能已经失去传统语境中的意义。这也许正是刘兵教授那句广告语背后的又一深刻之处。
 
1 Stephen Hawking:《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上海三联书店,1993,页1。在1996年的新版中(中译本:《时间简史》插图本,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霍金已经删去了这段话。也许,当霍金已经成为超级名人,《时间简史》已经成为超级畅销书后,就是在书里放进10个公式,也不会影响销量了吧。

 

 

20060409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