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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博览群书》2006年第4期。此为完整版


理解、信赖,还是警惕?
——《在理解与信赖之间》译后记

田 松

 

  北京又进入了冬天。自我签下本书的翻译合同,这已经是第三个冬天了。
  这是一部重要的书。相信本书将会对中国的科学传播理论和实践有很大帮助。

  顾名思义,《在理解与信赖之间:公众、科学与技术》讨论的是公众与科学和技术的关系问题,在这种关系中,编者强调了两个关键词:理解和信赖。于是又涉及到理解与信赖的关系,当然,又需要讨论为什么要理解,怎样才算理解,为什么要信赖,以及能否信赖……;而这样的讨论必然与我们对科学和技术本身的看法相关,当这些看法发生了变化,科学的形象发生了变化,对于上述问题的答案必然随之而变。所以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必然是建立在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等理论背景之上的……本书的作者们正是来自不同的学术领域,有着不同的学术背景,有社会学和传播学学者,有从事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STS学者,还有人不仅从事理论工作,也具体进行着科学传播的实践。
  在本书中,他们的讨论主要围绕两个对象展开:一,公众理解科学;二,与之相关的公民科学素养和科学态度的调查。

  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和公民科学素养(scientific literacy)这两个概念在1990年代初期被介绍到中国。1990年,李大光先后翻译了著名的博德默报告《公众理解科学》和米勒的《美国1990年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状况调查报告》。米勒对公民科学素养的定义以及美国的调查方式被引入到中国。中国科协很快成立了课题组,并从1992开始进行全国性的公民科学素养调查。
  但是,国外公众理解科学所由产生的更深厚的背景,直到最近几年才逐渐地被介绍过来,研究性的文章尚属凤毛麟角。同样,我们的五次公民科学素养调查基本上是对美国、欧盟等地同类调查的模仿,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按照我们自己对科学的理解对于调查进行了改造,但却并无自己的原初目的。对于国外此类调查的介绍和研究,我们也相对薄弱。
  而本书则更进一步,它是国外学者对公众理解科学和公民科学素养与态度调查的反思和批判,更具前瞻性。这对处于起步状态的中国科学传播理论和实践研究,是一份重要的营养。

  本书的编者前言对于本书由来已经作了充分的介绍。1995年底,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WZB)组织了一次国际会议,就欧洲公众对技术和科学发展的理解与评价进行了讨论。会后,迪尔克斯和冯·格罗特组织与会学者在参会文章的基础上,编写了本书,并于2000年出版。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的范春萍女士于2001年发现此书,并于2002年购买了中文版权。中译本拖至今日,我之过也。
  本书从科学史、技术史、技术社会学、风险研究、技术评估、风险预知、风险沟通,以及媒体分析等各个角度,对公众理解科学的概念、研究历史、调查方法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研究。其中既有理论论述(如第九章,耶利,《“公众理解科学”中的科学是什么意思?》,对科学本身进行了哲学和社会学或者知识社会学意义的思考),也有实证研究(如第六章,鲍尔,《作为文化指标的“媒体科学”:媒体分析的语境考察》,就媒体上科学的形象对英国报纸进行了抽样研究),还有案例分析(如第十三章,布奇,《一场舆论风暴,英国日报界中的“大爆炸理论”》,以一个物理事件在媒体中的传播以及所产生的公众影响为案例,进行了综合讨论)。这些讨论一方面可以作为中国同类研究的基础,同时也为中国学者提供很好的借鉴。尤其是实证性研究和案例研究,可以作为中国科学传播学者针对中国具体问题进行研究的范例。

  书中每一个部分都有一个导言,简要地介绍了这一部分各篇文章的内容。这里不打算对全书内容进行概括,只选择若干观点加以介绍和阐发。
  对于本书的核心概念“公众理解科学”,书中很多文章都对“公众”“理解”和“科学”这几个构成部分进行了彻底的解剖。看一下目录,从各章节的标题中就可略见一斑。如开篇第一章就是《为什么公众要“理解”科学》,直接指向“为什么”的问题。另有如《理解公众理解科学与技术中的“公众”》、《“公众理解科学”中的科学是什么意思》等。这种反思不仅表现在理论性的章节中,也表现在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中,因为这种反思已经成为各项专门研究的前提。

  按照通常的观念,公众就是外行、非专家、无知者,需要接受科学知识的雨露滋润。这种想法预设了一个均一的公众概念,同时也预设了公众与科学之间的单向关系。然而,全知全能的专家是不存在的,一个领域的专家到了另一个领域,就成了门外汉,就成了公众。于是怎样定义公众,与“什么样的科学应该被理解”就具有了相关性。而什么样的科学应该被理解,又涉及更复杂的问题:包括为什么公众要理解科学;某一社区具体的公众到底需要多少科学,需要什么样的科学,需要哪些科学。科学与民主的关系也遭到了质疑。菲尔特引用利维-乐布隆的话说:“在允许公民使用其投票权或者参加陪审团之前,我们并不需要他是一位宪法或刑法专家,甚至不需要他具有‘业余’知识水平。为什么在涉及技术与科学事务时我们要提出更多的要求?:既然民主社会不要求每个人都掌握基本的法律(即文盲也有权利),为什么要求每个人具有基本的科学素养才能参与决策呢?”(第一章)
  这个质疑在中国极具现实意义,比如在近两年的怒江争坝事件中,建坝派对于环保人士常用的指责就是,他们不具备专业知识,无权参与决策。又如关于克隆和转基因等问题的争论中,也常常见到这样的言论:公众不具备专业知识,所以不具备发言权。甚至还有人以公众不具备知识为由,剥夺公众的知情权,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必标签,以免引起公众“不必要的”恐慌。
  要求公众无条件地信赖科学,只因为科学是真理,这种科学主义现在无疑是行不通的。那么是否公众越理解科学,就越会支持科学,也就是杜兰特所指出的作为公众理解科学和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缺省配置的“缺失模型”是否成立,本书当然进行了充分的讨论。结论相当一致:不成立。缺失模型可以表述为“态度”和“知识”具有正相关。皮特斯(第十一章)根据德国某地公众对核能看法的研究中,发现态度与知识的关系是复杂的,而非单调的。有时表现为U形曲线,即知识掌握得越多的人,既有可能越支持核电站,也有可能越反对核电站。
  那么,公众会为什么会信赖科学,又为什么会怀疑科学?在第九章中,耶利讨论了与科学相关的信赖与判断问题,讨论具有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色彩。耶利指出,科学知识不是纯粹客观的,不但在公众理解科学的过程会存在信赖与判断,在科学知识建立的过程中,科学共同体内部同样存在信赖与判断问题。在大多数时候,公众相信科学(家),并非公众理解了科学知识,而是因为科学家具有特殊的意识形态地位。因而在某种意义上,现在的公众之相信科学,与以往的公众之相信宗教,有着同样的理由。又由于科学共同体事实上已经成为独特的利益集团,那么科学共同体连同科学知识遭到质疑也就是必然的。书中被多次引用的温内对坎布里亚羊事件的调查,就常常被作为这方面的例证。
  反过来,公众也不可能是完全无知的。本书中讨论了慢性病人的例子,很多病人对于自己的疾病有相当专业的理解,同时又具有医生所没有的亲身感受。这些感受和理解与医生的专业知识有所差异,但也可以相互补充。从这个角度上说,公众与专家之间可以存在互动的双向关系。
  关于公众理解科学中的“科学”,很多文章都强调了语境问题,即教科书上的科学、公民科学素养调查中问及的科学,都是脱离具体语境的抽象的科学。而公众在现实中接触到的都是具体的科学。比如本书第十章,索勒森等人对于挪威公众节能问题的研究表明,公众会有选择地掌握与节能有关的知识,并且会自己建构出一种模型来。这种模型在科学的意义上是不正确的,但是对于他们所面对的具体问题来说更实用,更容易理解。那么,他们是否一定需要掌握那个“正确的”科学知识呢?
  此外,即使从未受过科学教育的公众,只要能够生存,就必然会掌握使其能在那个地方生存的知识。这就是地方性知识问题。坎布里亚羊事件研究同样凸显了抽象的科学在解决具体问题上的无能和混乱,强调了地方性知识的价值和意义。
  近年来,地方性知识这个概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很多人利用这个概念为传统文化辩护,帮助传统知识从科学知识那里争夺话语权。考虑泸沽湖边上生活的孩子,他们首先应该掌握的是本地的打鱼打猎种地的知识,熟悉本地的山水、动物和植物,会唱本地的山歌,知道祖辈流传的故事。而牛顿定律对于他的生活,显然没有具体的直接的帮助。然而,一个人如果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即使在地方性知识方面堪称专家,在接受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时,他的成绩会也会低于甚至城市幼儿园的孩子。
  由此可见,在公民科学素养调查之中,还隐含着社会单向进化发展的理念: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更高的技术水平代表进步,谁掌握了先进的科学和技术,谁就可以进入到先进的行列。这种理念与全球化的现代化理念相一致,但与文化多样性的文明理念相悖。当我们在人类文明模式的背景下考虑“为什么”的问题,又会呈现出全新的层次。
  在本书第一章,为了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菲尔特上溯到了科学的大众化活动,分析了20世纪初期社会民主党在维也纳创建的平民大学。这些大学相当于工人夜校,也得到了开明资产阶级的资助。以往人们关注的往往是这种科学大众化活动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工人掌握了科学,也就是掌握了先进的文化,并获得了进一步就业的机会。但是,菲尔特指出,在这里,资本家同样获得了利益。因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越来越缺少合格的工人。按照我们熟悉的马克思的说法,这其实是一个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菲尔特引用罗克普洛的观点,指出了科学大众化的意识形态因素,“假如认为现代社会是专家至上的,那么掌控日益复杂的环境所必需的知识,就会在掌握它的人手中被改造成一种凌驾于人之上的权力意识和现实力量。按照这种逻辑,知识的转移并不一定对那些拥有知识的人有利。”
  按照这种理解,科学和技术掌握在资本家手里,会成为一种力量,加速对工人的剥削。而只有掌握了这种技术的工人,才有可能被剥削。科学大众化以及传统科普中隐含的线性社会发展观常常会给人造成一种幻觉:如果所有人都掌握了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所有人都可以进入先进的行列,于是整个社会就进步了。这个幻觉对于个人是成立的,现实世界中的确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前些年名声很响的打工女皇,从一个打工妹成为国际跨国公司的主管人员。但是,这样的例子永远是个别的。一个个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进入到上一个阶层,社会下层不可能整体通过这种方式进入上一个阶层。
  实际上,今天我们讨论文明模式问题,不仅仅在理念层面考虑文化多样性与现代化的矛盾问题。还要考虑一个现实的背景,即地球有限,单向的线性发展是不可能的。如果人类文明有一个限度,那么,科学和技术不能改变这个限度,反而会加速人类到达这个限度。当然,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在书中并没有讨论。
 
  由于本书是多位作者各自表述的一个集成,所以各个章节之间也存在观念上的不一致,非常有趣的是,本书的序言所表现的理念与大部分作者南辕北辙。序言作者,老一代科学传播学者诺尔—纽曼希望:“我们必须找到某种方法来恢复公众对科学权威的信赖”,而她认为本书会有利于实现这个愿望,这恐怕是缘木求鱼了。
  总的来说,这本书对于公众理解科学以及公民科学素养的概念是一个颠覆。与之相关联的公众与科学、技术的关系问题,理解与信赖问题,都给出了新的回答。本书对于中国学界来说,不仅是一份很好的营养,也具有相当的冲击力。
 

  下面谈谈本书的翻译。
  首先对于本书的某些具体翻译原则加以说明。

  * 鉴于中文“科技”一词具有歧义(严格来说,英文并无一词与之直接对应,书中有过techoscience一词,但只出现了一次。且此词在英文语境中极为生僻,远不如“科技”在中文语境中的平常),因而本书一般不使用这个简称。science and technology不译为“科技”,而视上下文关系,译为“科学和技术”或者“科学与技术”,不做统一。当然,这会导致一些在汉语中看起来比较别扭的说法,如说“公众理解科学与技术”而不说“公众理解科技”。
  * 本书中,understanding和attitude常常并列,常有public understanding and attitude to(of) science之类的表述,严格来说,应该译为“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态度”。但是在长句中,会非常别扭,所以有时简化为“公众的科学理解和态度”,也会有“公众的科学理解”和“公众的科学态度”之类不大合乎中文习惯的表述。相信读者能够理解。
  *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以往常译为“科学普及”或者“科普”,但是由于“科普”一词在中文语境中已经具有了特殊的意义,故译为“科学的大众化”。
  * 英文understanding和perception有相近的意思,有些文章会同时出现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和public perception of science的说法,为表示区别,有时将后者译“感受”、“领会”、“认知”等,也有时不加区分,均译为“理解”。
  * 书中涉及若干在国内学界尚无统一译法的术语。比如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刘华杰主张译为“科学(技术)元堪”,盛晓明主张译为“科学(技术)论”,曾国屏主张译为“科学(技术)学”,潘涛曾提出“原究”的译法。本书一般采用刘华杰的译法,偶尔借鉴潘涛的译法。不勉强与本丛书其他译者的译法取得统一。另如context,刘华杰采用“与境”,本书采用“语境”。亦然。
  * 参考文献不译。文献的本意是帮助读者检索原文,如果译成中文,有意检索的读者还要回译成英文,而回译是难以与原文吻合的。另外,能够利用文献的读者应该已经具备阅读原文的能力。故一律不译。同理,正文中括号内的人名因指向文献,亦不译。
  * 很多人名只在文献和脚注中出现,也不译。
  * 索引按照英文排序。索引最直接的功用是使读者能够根据关键词,查找出该词在书中的位置。作为译著,其关键词首先是原文,而非中文。就如perception,根据不同的语境可以翻译成“感受”、“领会”和“理解”,如按中文排序,则变成三个词。另外,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比如同样是阅读北大科学传播丛书,本书和其它著作所讨论的内容有很多重叠之处。但是同一个关键词,不同译者可能采用不同译法。如果我希望了解某一主题在另一本书中作何讨论,自然希望从英文查起。如按中文检索,已有固定译法的如science尚易检索,若是新词,又不知道该译者的译法,则无从查起。

  译事维艰。
  目前学术著作的翻译总体质量较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是低水平循环。低稿酬导致译者不能以此维生,翻译不能专业化。译者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翻译,即使有认真的态度,也很难有时间精雕细刻。很多出版社也不认为翻译是一门需要训练的专门工作,以为懂一些英文懂一点专业就可以承担翻译工作,常常请在读研究生充当译者,以便压低稿酬。
  关于翻译,严复先生的“信达雅”一直被视为最高目标。但用此三字真言来判断一篇译作,难于操作。我曾提出专业文献的翻译需要译者懂英文,懂专业,而且中文要好。因为译作最终是以中文与读者见面的,中文不通,便毫无意义。语言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必然的绝对正确的对应。所以翻译工作必然包含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就是误读。译者的理解要到什么程度才算充分?我最近想到一种似乎可行的判断方式:译者应该达到基本上能够替作者答疑的程度。比如作者用了一个什么术语,译者不仅要把这个术语翻译过来,也必须能够解释这个术语。当读者提问时,译者应该替作者答疑,而不能说:我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但是这个词就应该这样翻,因为词典上就是这样的,因为别人就是这样翻的。句子也是这样,很多译著中经常出现中文不通的句子,如果我们去问译者,很多译者也会给出类似的回答,说:原文就是这样,只能这么译。这种回答或者表明译者并未真正理解原来的意思,或者表明,译者的中文尚需磨炼。这个句子如果是在学校的英文翻译考试中,可能得分。但是面对读者,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当然,有些专业著作涉及甚广,让译者了解每一个术语是不可能的,但是至少,文章中的关键词是应该理解,能够答疑的。
  翻译是一项需要磨炼才能胜任的工作,也是一项辛苦的工作。我没有经过专业的英文训练,翻译对我就更是折磨。所以我的译文至少要经过四道工序,第一遍基本上是直译乃至硬译;第二遍意译;第三遍抛开原文,根据中文给出一个逻辑一致,文字通顺的中文文本——我读北大哲学系王太庆先生谈翻译体会,也有这道工序,不免窃喜;第四遍通读全文。个别难译的地方还要反复斟酌,有时为一个典故,就要找上半天的资料。真正是如琢如磨,如切如磋。所以《魔镜》之后,我曾发誓不再接受翻译工作。
  当然,之所以接受本书的翻译,是因为最初就没有打算自己独立完成。遗憾的是,最初的合作者先后由于各自的原因,纷纷放弃。后来也曾打算找十几个学生,进行魔鬼训练。设想的程序是这样的:每个人译好自己的一章,我来校对,只校对第一页,发回去重译。然后我再校对第二页,再发回去再译。直到某一次我认为不需要再发回去的时候,进行通稿。相信通过这个过程,参加者会有很大的收获——至少中文会有很大的提高。如果译者们能够定期讨论,效果会更好。自然,这个构想过于乌托邦了。
 
  先后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人员有(按出场次序排列):
  王蓓(无锡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 副教授)
  田松(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副教授)
  吴燕(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博士候选人)
  冯英(法学博士,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卢春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 硕士研究生)
  肖磊(北京大学哲学系 硕士研究生)
  盛中超(毕业于青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现任职于华夏银行)
  陈欢(北京大学哲学系 硕士研究生)
  王灵(北京大学哲学系 硕士研究生)
  胡茜(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硕士研究生)
 
  肖磊、王灵和陈欢是最先加入翻译的学生,当时他们选修了我的“物理学哲学问题”课程。按照我最初设想的进度,他们很快就拿出了译文。王灵并非科哲专业的学生,出于兴趣,承担了一章的翻译。偏偏赶上她那一章极为晦涩。很多概念难于理解,仍然勉力为之,给出了一个完整的初搞。这种晦涩一方面是因为专业相隔甚远,对文章的语境缺乏了解,一方面是由于语言本身——因为作者本人的母语并非英语,所以原文就不是好的英文。这样的章节不只一处,很多译者都表达了这种感受。陈欢当时还是本科生,但是已经确定保送本专业研究生。她的工作好得出乎我的意料。
  卢春明是后来加入的,他所翻译的章节最多,译文质量也相当好。同时承担了大量的技术工作。
  吴燕和冯英在我焦头烂额的时候挺身而出,各自承担了一章,让我感到友谊的温暖。
  老友王蓓是英国爱丁顿大学的教育硕士,南大外语系的高才生,我最初曾希望依仗她的英文能力。在她自己诸事缠身决定退出的情况下,依然为我译出了前言和序言,让我的失落有所补偿。

  初译分工如下:
  序和前言,王蓓
  第一部分导论,田松;第一章,吴燕;第二章,冯英;第三章,卢春明
  第二部分导论、第四章,卢春明;第五章,肖磊;第六章,田松;第七章,盛中超、陈欢
  第三部分导论、第八章,卢春明;第九章,田松;第十章,王灵
  第四部分导论、第十一章,胡茜;第十二章、第十三章,陈欢
  第十四章,卢春明、陈欢

  我本人对全部译稿进行了审阅和校译。胡茜帮助我完成了对第五章、第九章和第十章的初校工作。第七章初译由盛中超完成,但是有一两个片段未译,由陈欢译出,并进行了初校。第十四章卢春明和陈欢各有一个初译稿,最后由我进行了综合。此外,卢春明曾对全书进行了第一次通读和部分校译,并制作了全部索引。最后由我通稿,并填加了全部校者注。
 
  本书校译过程中,我经常将难以理解的句子贴到虹桥科教论坛求助,许多网友如Hama-hutu、二蒙、淘气、破帽遮颜、离乡客、致远、微结构、楚汗、Qbit、noway、hei2、唐团等人都曾给予了大量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正文中有一处特意加上注释,其余部分,恕未一一列举,这里一并谢过。ID太多,真假难辨,如有遗漏,敬请包涵。
  也曾在吉大论坛向老校友求教,受益颇多。遗憾的是,当初存贴遍寻未得,只能在此笼统谢过,敬请包涵。
  李大光、刘兵和刘华杰等学者对于公众理解科学和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等方面作了相当程度的介绍和研究,翻译中参考了他们的工作,特此致谢。
  李大光先生阅读了本书涉及欧盟晴雨表调查部分的译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并热情为我就中国公众理解科学和公众科学养素调查问题答疑解惑,表示感谢。
  翻译过程中曾多次与刘华杰讨论,表示感谢。
  老同学陈慧君和老朋友王丽萍分别介绍了卢春明、盛中超加盟此书,也应表示感谢。
  译文的错误和疏漏自然该我独当其责。
  我曾经写过若干关于翻译的文章,也曾对一些译作进行过尖刻的批评。很惭愧,以我本人对于中文的要求,我对这部译著不能说好。
 
  有些人常常会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一项工作陆陆续续地进行了三年,实在出乎最初的意料,中间曾有放手的打算,终不忍心前功尽弃,坚持下来。
  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常说,早晨一睁眼睛,就欠了几百元钱——应该上缴给公司的份钱。三年来,我也不时地陷于这样的状态,早晨一睁眼睛,就欠下了当天应该完成的定额——应该校译的页数。我常常是按照小时计算着时间,完成了几页,还差几页。眼看着一分一秒的生命变成了一页页的译稿,常让我对人生感到惶惑。
  三年来,几位译者的情况也发生了不少变化。胡茜由北京语言大学英语系的本科生变成了北大新闻传播学院的研究生,陈欢由北大哲学系的本科生变成了硕士研究生,肖磊和王灵当时是北大哲学系硕士一年级学生,现在应该在毕业班了。我本人着手此书时刚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做博士后工作不久,现在,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已经工作一年有余了。实际上,本书也是我博士后工作的一部分。
  无论如何,这本书马上就要和读者见面了。
  谢谢阅读。


2005年12月16日
北京 稻香园

(本书出版时误将冯英写为冯玉,将冯英法学博士误为哲学博士,严重失误,特向冯英表示歉意。)


(《在理解与信赖之间——公众,科学与技术》,迈诺尔夫·迪尔克斯、克劳迪娅·冯·格罗特主编,田松、卢春明、陈欢等译。北大科学传播丛书之一,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

 

20060417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