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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6年3月15日《中华读书报》


到哪里去找思想呢?
——关于《20世纪思想史》

江晓原

 

   以前我们讲起思想史,首先想到的大约总是哲学家们的著作,至少也得是那些所谓的经典。至于思想家呢?当然首先到哲学家那里去找——我们甚至认为,哲学家和思想家(乃至哲学史和思想史)几乎就是同一回事。然而,仔细想想,我们可能是错了。

  首先,很多写思想史的时候应该考察的对象,被我们忽略了。
  比如,1903年拍成的电影《火车大劫案》(片长只有6分钟!),写思想史的时候要不要考察?毕卡索的绘画《格尔尼卡》,写思想史的时候要不要考察?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写思想史的时候要不要考察?……当然,你会说,这只是“道在屎溺”式的修辞夸张而已,难道可以当真吗?
  但是,真有人当真。彼得·沃森(Peter Watson)的《20世纪思想史》,一部以一人之力写成的洋洋百余万言的巨著,就是如此。
  此书原名The Modern Min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中译本的后记中译作《现代思想——20世纪知识史》。将mind译作“思想”,虽然亦无不可,但毕竟和我们通常所说的“思想”有所不同。例如,在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中,“思想史”的原文是history of thought,这也是“思想史”常用的表达法。
  不过,将此书译作《20世纪思想史》,倒也不算太牵强附会。因为作者在序言中明确表示,此书旨在“考察决定20世纪发展方向的伟大思想”。看来作者的本意,确实是要写一部20世纪的思想史,而他确实认为以前许多思想史著作所不注意的对象也应纳入考察范围。

  其次,关于科学技术对思想的影响,我们往往缺乏足够的认识。
  简单的统计工作表明,此书给了科学技术以极其特殊的地位。不算导论和结束语,全书正文共42章419节,至少有86节是专谈科学技术的。有一章的标题竟是:
  E=mc2,…… v+CηH38O43
  这些科学技术方面的发现、成就和争论,通常在大部分思想史著作中都不会被如此论述。也许作者自己也担心,在这样一部著作中谈论了如此多的科学是否合适,所以他在导论中辩解说:“我并不想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本书完全是写科学的,因为实际上并非如此。”
  一个文人,在这样一部卷帙浩繁的著作中谈论这么多的科学技术,他能胜任吗?难道不会说出外行话吗?笔者为此特别就自己熟悉的一些科学史内容考察了沃森在本书中的论述,发现不够准确之处容或有之(有些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明显的谬误基本上没有。这也要算非常难能可贵了。
  不过,作者虽然对于科学在20世纪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有着充分的认识,但是他对这一现实的态度却是耐人寻味的——他并不一味纵情讴歌,反而不时揶揄感叹。例如,他说20世纪是“屈服于科学”的,他的意思是:“除了科学自身所取得的许多进展且科学把它们强加于人类外,其他各种不同的学科、不同的思想方式及做事情的方法,均在自我调整并对科学作出回应,它们不可能无视科学。”面对科学在这个世纪所获得的“道德、知识的权威”,沃森表示只能接受,“尽管这有时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而当他说出“与其说科学提出了解决大多数宗教、某些政治理论所允诺的人类状况的一般方案,不如说科学逐渐以实用主义的眼光看待世界”这样的话时,他差不多也就已经在和反科学主义思潮眉目传情了。

  在牺牲了学术著作通常应有的严谨和简洁之后,《20世纪思想史》具有了良好的阅读效果。虽然本书结构宏大,面面俱到,但是419个长短不一的小节,读起来就像419个故事。更为迷人的是,这些故事无一不和名人、名作、著名事件等等联系在一起(经常干脆就是名人、名作、著名事件本身)。此书又有一点类似一部20世纪的文化百科全书,419个小节就是419个条目——这些条目通过适当的组合而形成了沃森所需要的结构。全书虽不深刻,但对于20世纪西方思想文化而言,尚属全面和准确。
  在这部卷帙浩繁的著作中,沃森给了中国两个小节。考虑到小说《一九八四》、电影《公民凯恩》、学术著作《菊与刀》,以及雷达、青霉素等等都可以有单独的一个小节,中国只有两个小节似乎是太不成比例了。
  这两个小节是“中国的五四运动”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前一个小节中沃森提到了鲁迅兄弟、毛泽东、傅斯年和罗家伦。他也着重谈到了中国在面对新的西方文化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过他不知道这样的表达,所以只好一再用费正清的话“东方伦理学和西方科学”。这一小节中有一些论述尚有可取之处,比如他认为,中国的精英分子“必须经受两次革命”,一次是(在思想上)抛弃传统的儒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和教育结构,另一次就是“抛弃‘东方伦理学和西方科学’的拙劣混合物”。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小节中,沃森仅限于谈论“文革”早期江青的一些言论和活动,当然他也提到了红卫兵,并从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联想到“斯大林的严厉镇压”。

  最后,沃森所作“考察决定20世纪发展方向的伟大思想”的承诺,在本书中是否实现了呢?纵观全书,可以说是实现了的。
  但是这种实现,是在“西方中心”的视野中实现的。
  归根结底,西方文化是强势文化。那些用西方语言表达的思想,就有资格进入“20世纪思想”的殿堂,而用中文表达的思想,即使曾经在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掀起过惊天巨变,却仍然没有这样的资格。那些用西方语言写成的小说、讲西方语言的电影,就可以成为“世界性的”作品,而中文的小说和电影却不可能成为这样的作品。《一九八四》、《儿子与情人》、《洛丽塔》、《公民凯恩》等小说、电影可以在本书中荣膺专有一小节的待遇,而沃森全书中只提到一部中国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
  对此,我们倒也不必一味义愤填膺。西方文化确实是20世纪的强势文化,这一现实不是我们义愤填膺就会改变的。
  也许我们可以自我安慰说,沃森只是一个西方学者,既没有受过汉学训练,又很可能不乏偏见,他对中国文化——以及一切非西方文化——缺乏了解,因此他的书虽洋洋百万余言,仍然是很不完整的。这样说确实也没错,但是,我们的思想和作品,即使非常优秀和重要,却仍不为沃森这样的学者所熟悉或了解,这一事实本身就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不妨冷静反思一下,在“20世纪思想”的殿堂里,我们究竟贡献过哪些珍品呢?
  在新的一个世纪中,中国文化的弱势,应该可以有所改变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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