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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最远的距离

吴 燕

 

  当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我的老师林燕南已经离开人世了。我用了几天时间还是不能相信这是事实。于是我一次次拨打着他的手机,电脑自动应答冰冷地提示我这是空号。我上网查找所有关于他的信息,我翻遍从前的日记,我找出他送给我的本和字,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挽回一个事实:我的老师林燕南已经不在人世。然后我才终于知道我原来是这么自私,因为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自己,为了让我自己心里能舒服一点,因为我欠了林老师一个承诺:“等放假回了北京我去看您”,这句话说了两年,我却最终没有实现自己的承诺,甚至连一个电话都没打过。而当我终于要去看望他时,林老师已经去世几个月了。

  大年初七的晚上,原想电话拜年的,电话拨过去说是空号,于是想大概手机号变了,也没在意。给以前一起共过事的旧同事短信拜年,同时问林燕南的手机是不是变了。过了很久,那同事没有回短信,而是直接把电话打回来了,先是拜年,然后:“你问林燕南,要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本来大过年的……林燕南去年10月份就已经走了……肺癌。”“啊?!哟……”所有的言语变成了两个感叹词,挂上电话的时候,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掉了下来,我甚至能听到它们掉落在地上的声音。所有的往事在一瞬间涌到眼前,那是一些我在二十几岁时候的经历,却在我32岁的时候这么早就变成了回忆。
  第一次见到林老师是1995年2月。那时我在广院读大四。林老师是有线台信息部主任。那天,林老师和台里另一位老师一起来我们学校物色电视节目编辑,我也去了。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很紧张,只记得林老师拿过我的作品目录和我的表格一直在看,他好像还跟我说了些什么,但我已经不记得了。
  第二次再见到林老师是在有线台的面试考场。那天是1995年3月2日,考试地点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地下一层(那个时候,有线电视台还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一个楼里)。往地下一层走的时候,正好在楼梯里碰见林老师,一见面他就很大声地对我说:“我看中你了!”然后叮嘱了一些话。遗憾的是,那时候因为性格内向为人木讷,面试的时候我像个傻瓜一样回应着问题,倒是林老师在一旁不时地帮我说上几句。
  最终我没有通过那次面试。那天当林老师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哭了,他在电话里听出我声音不对,急忙问我在哪儿,知道我就在电台便叫我立刻就过去他那里,又哄又劝地安慰了半天。那好像是我第三次见到林老师。
  虽然没能到有线台工作,但我与林老师的联系并未因此而结束。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广播电台实习,与有线台同在一个楼里,所以也常常在工作的间隙跑到楼上去看看他,就这样渐渐熟悉起来。现在回想起来,林老师是第一个让我知道我会写文章而且可以写得很好的人。而我对他的最初的印象是有型、有趣,还有些琢磨不透。直到现在,每次想到他时也依然如此。
  毕业以后我到了一家报社,虽然自己并不太满意,但比起还没找着工作的同学已经强了很多。在某天采访之余,我跑到有线台去看林老师顺便告诉他这个消息。他听了很高兴,还告诉我先干着再想别的办法。然后他拿出一个本送给我,我说签个字吧,他便签“吴燕同学:愿你在新起点上更上一层楼 林燕南”。那一天是1995年8月7日。
  林老师字写得很好。后来我还请他写幅字送给我,他答应得很爽快而且没几天就写好了。录的是辛弃疾的《京口北固亭怀古》。
 
  年初四的时候,想找从前的一卷素描纸,结果就翻出了那幅字。在拿到这幅字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拿着林老师的字企图模仿,但终究定力不够。直到现在,我对字写得好的人仍然只有羡慕的份儿,倒是练字有一搭没一搭地没断过。
 
  工作不顺心,于是便请林老师帮我找份兼职。很快他便让我到他负责的一个栏目做编辑。紧张的工作让我从工作不顺心的失落里重新振作起来。直到现在,每到心情低落的时候,我都会玩儿命工作,用工作填满我的时间。共事的机会多了,也就和林老师愈发地熟悉起来,他对我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那时候我们还不太用电脑写稿,所有的电视解说词我都是用笔写的。那个时候我22岁,是一个很爱听也很需要夸奖的年龄。我总是想,我要把字写好,我要把文章写得更好,这样就能常常听到林老师夸奖我了。现在想想,林老师对我的影响力真的很大,大概就是因为他是第一个让我知道我会写文章的人吧。
  有一次给一个关于风筝的小短片写一段解说词,只有两分钟几百个字。写完了给他看,结果他没像以往那样夸奖我,而是掏出笔一字字地改起来,删掉了一些内容,增加了一些关于风筝的背景文字。改完了很得意地拿给我说这样改就好多了。我看了,果然很好。后来,我把改过之后的稿子重抄了一遍,而林老师修改过的那张稿纸我收起来了,有一次收拾房间的时候还翻出来看,可是现在我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把它放在哪儿了。也许会在以后某个不经意的时候再顺手翻出来吧。
  后来节目没了,但是交往却没断。1997年4月,林老师因为心脏出了问题住进复兴医院,我去看他,这让他很高兴。复兴医院是我出生的医院,而他住院那天正好是我本命年的生日。这样一种时间与地点上的巧合让我一直认为是一种缘分。
  当我回忆这十一年来的往事,我发现,与林老师的交往几乎伴随着我整个青春岁月的成长。1997年得了北京新闻奖,1999年评上北京市优秀新闻工作者,每一次我都会把好消息告诉林老师,每一次他也会为我的成绩而高兴。只是后来的联系越来越少,而我与林老师最后一次见面是2000年底或2001年初。那次的会面我没有写在日记里,所以只能根据还记得起来的种种线索判断出大致的时间。当我想到这的时候,连我自己也吃了一惊:我与林老师已经五年没见了。五年时间想想就觉得很漫长,连林老师的样子也有些模糊了,而我连一张他的照片也没有。
  不太久之后,因为工作上的问题与原来的报社闹得很不愉快,于是提出离职。离职后有两年时间我好像都没再和林老师联系了。直到2003年前后。
 
  2003年9月,我到上海读书。第二个学期,我写短信给林老师,告知我的近况。很快他就回了短信,“你好吗?怎么去了上海?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告诉我更多关于你的事情”,话语中的那种急切就像很久没见的老友一般。于是我把电话打回去,和林老师聊了很久。临挂电话的时候林老师说:“回了北京来找我吧,我请你吃饭。我开车去接你。”而我也对他说“等放假回了北京我去看您”。
  “等放假回了北京我去看您”,这句话我说了两年,中间有三个假期,但我却一次也没去看过林老师,甚至连一个电话也没打过。去年春节,给林老师写短信拜年,没回,我也没在意,想着林老师大概很忙,短信也多,反正以后见面的机会多得是,也不着急这一时半刻。
  但是,仅有短信是不够的。如果那一次我就把电话打过去,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只是我明白得太晚了。而现在,连我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
  好像总是这样,当一切都还来得及的时候却不懂得珍惜,等到失去以后才知道太迟了。从此阴阳两界,我的承诺也将永远无法实现了。
  这几天,我总是希望能梦到他,因为我想对他说出我的歉疚,但是除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梦之外,什么都没有。每一次醒来,心就会止不住地痛。此时方知,为人而不守信是多么痛苦。我上网查找关于他的线索,但是GOOGLE出来的与他有关的东西只有一份1991年的新闻获奖名录,林老师的获奖作品题目是“希望之声在回响”,是一篇关于残疾人的报道。那一年,我刚上大学读新闻专业,而他还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有一次,我和电台的一位老师——他是林老师的旧同事——聊天时说起林老师,那位老师说:“林燕南是个好人。”
  “林燕南是个好人”,这句话后来被我记在日记里,并且以后写日记的时候还不止一次地提到。而对我来说,林老师并不仅仅是一个好人,更重要的是,他是第一个让我知道我会写文章而且可以写得很好的人。虽然我未必会在每次写文章的时候都想起他,但是仅此一句已足以影响我在20岁之后的人生。认识林老师十一年了,虽然样貌已经有点模糊,但是记忆中的林燕南,依然是十一年前我初见他时的神采,有型、有趣,又有一点琢磨不透。

2006年2月7日凌晨·北京

 

20060213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