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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1卷4期(2005)


科学史与后人文主义
——析皮克林的后人文主义科学史观

王延锋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 上海,200240)

 

摘 要:文章分析了当代美国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的科学史观。指出他欲建立独立于科学家的解释方式的“历史解释”,以超越传统的逻辑实证(经验)主义的科学史观;摆脱爱丁堡学派的“利益模式”在实践上的困境,以“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的观点来看待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文化的多样性、异质性来理解实验室中的科学文化。这些新观念对沟通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对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沟通与融合带来新的理解。
关键词:安德鲁·皮克林;后人文主义;科学史;科学文化


一、引言

  美国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安德鲁·皮克林早年分别于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学习高能粒子物理学,于1973年获高能物理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哥本哈根的玻尔实验室及英国达累斯伯的SERC实验室从事粒子物理学研究工作。1976年皮克林加入正在兴起的爱丁堡学派,接受社会学训练并于数年后获社会学博士学位。于八十年代初皮克林开始发表一系列高能粒子物理学发展史的文章,就“夸克探索”实验、“弱中性流发现”、“粲夸克的发现与‘色’、‘味’之争”等高能物理学中的典型问题进行个案研究,在此基础上于1984年出版了《建构夸克—粒子物理学的社会史》一书(即他的社会学博士论文)。书中从爱丁堡学派的社会利益模式出发阐述了夸克模型与规范场论的发展过程;以传统的科学哲学以及主流物理学家所描述的物理学发展史作为参照对象,提出了其科学发展史的“历史解释”。《建构夸克》及相关文章发表后很快在西方物理学界、科学哲学界及科学史界引起较大反响与争论,皮克林也由此成为九十年代中期西方世界爆发的“科学大战”中颇有争议的人物。
  八十年代中期皮克林到美国伊利诺依州立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为回应哲学家及科学家对其《建构夸克》及相关文章的批评,皮克林又将其社会利益模式作进一步阐释和精致化,也逐渐与爱丁堡学派有所疏离。他提出应以动态、开放的方式来研究科学史,以“作为实践的科学”代替“作为知识的科学”;提倡科学知识社会学应注重微观、实践研究,以解决当前科学知识社会学实践上的困境。在他1995年出版的《实践的冲撞》(The Mangle of Practice)中他将二十余年的科学研究实践作了全面总结,以“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的观点来阐述科学实践中的人与物的关系;提出科学实践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延展”,并以“目标模式”来说明科学文化的延展过程;认为科学实践活动是在现有的文化条件(包括现有公认的理论模式、实验设备及技术条件、科研人员的构成及其知识背景和技能、科研人员之间及与外界的社会关系等的总和,又称“资源场域”(source field))的基础上展开。欲达到其目标就必须借助各种物质手段,其中没有现成固定的线路或模式,不同的科学家或研究小组凭借自身拥有的资源及经验试探性地提出自己的方案,但不能保证获得成功。在进一步的实践中往往意外地碰到不能解决的“对抗”(resistance),于是科学家不得不调整原初方案,以适应(accommodation)实践中新出现的现象或反常,对原初方案作重新解释或规定,从而发生了“问题变迁”,以消解对抗,使问题得以解决。科学实践活动体现了“对抗”与“适应”的辩证关系,其中不存在传统科学哲学家所说的逻辑必然性,而是实时突现的机遇与偶然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不同的科学家个人或群体由于文化资源的不同,研究思路和方法不一样,对实践过程及结果的认识也有很大的差异,因而科学知识具有相对性及历史性。后期的皮克林在哲学思想上已完全转向后现代主义,他提倡以文化的多样性、异质性来理解科学的历史发展;注重研究实验室中的实践活动以对科学发展的实际过程作实时的观察和描述,揭示其中存在的偶然性及瞬时突现的对抗与冲撞。
  皮克林的一系列新观念在西方科学史界及科学哲学界均有较大影响。虽然在他的早期文献中的确有些过激或不当的言论,不足为训,也受到科学界的激烈批评,但其提出的新史观及编史方法对科学史学科来说却无不借鉴之处。本文试图摈弃他的过激言论,拟从科学史学的角度来理解他的后人文主义科学史观的意义。


二、“利益模式”及其困境

  皮克林将通常的物理学家及传统的科学哲学家对物理学的历史发展的看法(即他所称的“科学家的解释”)作为镜像,提出他自己的“历史解释”模式。皮克林所认为的“科学家的解释”是指当代的主流物理学家(当然不是全部)及传统的科学哲学家所描绘的粒子物理学的形象,认为他们大多是朴素的实在论者,相信当今粒子物理学所认识的物质基本结构单元夸克和轻子是真实存在的;规范场论真实地反映了夸克及轻子间的相互作用。而且,这种认识的来源也是客观可靠的,即对强子谱的观察证据说明了基础概念夸克的有效性;观察到的轻子-强子散射的标度不变性先后支持了夸克-部分子模型和量子色动力学QCD;弱中性流的发现证实了弱电规范场论物理学家的直觉,等等。自始至终,实验事实均为理论的独立判决者。[1]皮克林分别从哲学及编史学方面反对这种说明。在哲学层面上,皮克林认为科学家的解释模糊了科学研究过程中曾经存在的“科学判断”的作用,这些判断涉及到是否接受或拒绝某个特定的观察报告为科学事实;是否接受某个特定的理论作为解释给定的观察范围的候选理论,等等。皮克林认为,科学家的解释剔除掉这些判断因素,采取的是“回溯性实在论”(retrospective realism)的立场,“预先假定自然界的确如何如何,那些支持这种形象的数据就被当成自然事实的化身,构成这种预先选定的世界观的理论就表现为是内在地合理的。”[2]从编史学上反对这种回溯性实在论是显然的,皮克林认为,“如果人们对‘科学世界观是如何建构的’这一问题感兴趣,涉及到的是它的最终形式是循环地自我拆台(circularly self-defeating);在选择是如何进行的论述中对真实的选择的解释根本看不到。”[3]
  因此,作为对照,皮克林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要阐明“判断”在科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判断”是如何具体进行的。即他的“历史解释”是要阐明科学家面对同一科学问题的不同经验事实或理论解释时他们是如何判断的,如何选择并最终达成一致。其中有实验数据的影响,但“实验事实”不是理论的独立的判决者,还有其它的因素,甚至非理性的因素,皮克林所提出的其它因素是指“社会利益”的影响。这里“社会”指的是从事高能粒子物理学研究的物理学工作者群体,“社会利益”也即这个群体的整体或部分利益。由于科学事实不可避免地渗透着理论,甚至事实的选择和判断是理论预设的结果,因此,它不能担当竞争着的理论选择的完全独立的判决者,科学家必定还得求助其它的判断因素;又由于不存在共同的合理性标准,不同的科学家个人或研究小组总是希望自己的理论模型或实验成果得到承认,实现个人利益或群体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社会互动的结果是那些体现社会(或其中某个特殊群体)最普遍利益的理论模型或实验数据得到承认,其结果是,胜者往往具有这样的特征:对原有文化传统破坏最少,同时能为整体社会(至少大多数参与者)提供更多的利益和机会。
  皮克林的“利益模式”来自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由巴里·巴恩斯、大卫·布鲁尔等倡导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意在强调在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人类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为了寻求影响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某个稳定不变的社会变量,他们将其归之于“社会结构”或“社会利益”: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由科学家组成的集团跟其它社会集团或社会阶层一样,不可避免地怀有本集团的利益目标。他们同样也会为自己的利益辩护,因此并不存在一套所谓纯粹客观公正的标准,科学的发展也不可避免人类社会文化因素的污染。
  “利益模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受到越来越激烈的批评,科学知识社会学内部阵营也出现明显的分化。虽然皮克林较有效地阐述了“判断”因素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有效地瓦解了传统的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史观,但是仅将科学的发展归因于社会文化的因素同样遭遇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比如科学认识的“一致性”问题、科学哲学上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与相对性的关系等问题。八十年代中期皮克林来到美国后重新思考他的学术走向,认为“强纲领”只关注知识生产过程中人类社会的因素,忽略了物质的自然的因素,这同样是不可取的。在受到拉图尔、卡伦等开创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影响下,皮克林开始思考如何将物质的自然的维度纳入他的科学研究范围中来,由此他的思想逐步从传统的SSK向后人文主义转变。


三,后人文主义科学实践观

  八十年代中期皮克林来到美国后,在拉图尔、卡伦等开创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提示以及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伊恩·哈金、理查德·罗蒂、迈克尔·福柯等的思想的影响下,皮克林开始思考如何将自然的物质的维度纳入他的研究范围,实现科学知识的生产中人类的因素与自然的因素的平衡,摆脱单一的社会文化决定论思想。行动者网络理论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看作是一个人类的力量与物质的力量相互作用的场所或网络,其中人类的力量与物质的力量相互交错、相互影响,两者是平衡的或对称的关系,两者都是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内在构成,应该放在一起同等对待。皮克林认为这正是他所要追寻的解释科学实践活动的形而上学基础,因此他很快转入对该理论的研究并用它来解释科学实践活动的过程。
  在1989年发表的“生活在物质世界”(Living in the Material Word: On Realism and Experimental Practice)以及1992年主编出版的“作为知识与实践的科学”(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文集中皮克林明确地提出应该更多地关注实验室中的物质实践活动,回到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的平衡上来。他重新审查了八十年代初期所做的个案研究,在“探索夸克”、“制造气泡室”等科学活动的历史分析中,通过强调物质的因素不能归并为人为的因素,它是偶然性的、瞬时性突现,无法事先预测和完全人为控制。科学家在实践过程中经常遭遇偶然性的、瞬时突现的对抗,不得不经常地做出调整和避让。因此,科学实践中不存在可预先规定的规则或方法程序,而是在人的力量与物的力量的冲撞中不断地重塑其自身。传统科学哲学的逻辑分析或现代性的基础性、统一性观念在此不再适用,必须走向后现代性的多样性、异质性解释思路。引入物质的、社会的、时间的等等多重维度对实践过程作实时的观察和描述,科学文化的拓展也应该理解为是多种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作为实践的科学”代替“作为知识的科学”,拓展科学文化研究涵盖的范围;提倡更多地关注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包括仪器的制造、实验的操作、事实的获取和评价、概念和理论模型的提出和被接受及其相关的情境等。认为对科学实践过程作实时的分析不仅信息更丰富,更能深切体会科学文化的多层含义,而且还可以消解哲学传统的客观性与相对性、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紧张对立,使传统的二分法引起的对立分歧得以缓解,两者可以理解和沟通。
  皮克林将科学当作实践活动来理解的特点在于,它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包含了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人的因素体现在人的计划、目标、和与之相联系的文化背景、制度框架等;物的因素表现在仪器设备、现象、事实等;人与物的关系则是在仪器的制造、操作、事实的获取和相应的解释活动中的辩证互动。科学活动就是人与物的辩证互动达成的新认识。与之相对应的传统哲学将科学当成一种知识体系则是研究科学文化的静态表现,是一种事后评价。在这种静态的事后评价中往往抽掉人的因素,对知识体系做封闭性解释。它导致了科学知识的反映论,从而也导致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与相对性、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无休止的争论。从皮克林后期的思想发展来看,他不是简单地站在客观性或相对性的某一方的立场上来争辩,而是探寻新的起点,以消解这种两分与对立。这个新起点即实践研究,在科学史的具体案例中做实时的考察,综合运用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知识社会学及人类学等方法对同一个科学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在其中找到共同点,从而在各学科间达到沟通,使传统的对立与隔阂得以消解。
  皮克林将物质维度和时间维度引进他的历史学解释模式,实现“社会学转向之后的再转向”[4]。他的转向是在坚持社会学解释的前提下,寻求多种解释因素的融合,但主张放弃单一性的决定论思想,提倡多种因素共存;认为文艺复兴以来所崇尚的现代性的人文主义(humanism又称“人类中心主义”)的科学史观将人类看成是世界的中心,通过科学技术的手段,人类的力量可以无限制地把握、控制和统摄自然。而在皮克林的分析中,他认为人类的力量是有限度的,在人类依据自身的愿望欲把握和控制自然的力量的过程中,他不可避免地遭遇偶然突现的对抗,人类不得不调整转换并重塑自身的实践目标和方向。在他九十年代的一系列作品中,皮克林经常引用罗蒂、福柯、哈金等后现代思想家关于科学文化多样性、异质性的观念,以消解传统的决定论和统一性带来的困难。从他的实践研究来看,关注实验室活动的丰富多彩、了解科学文化的多种层面的确为科学社会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同时若从知识生产的过程来理解,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与相对性的关系问题不再像传统哲学那么势不两立,而是可以融合,在这一点上他向后人文主义的转向是有积极意义的。


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沟通与融合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皮克林的后期思想发展中,他并不满足于单独以社会因素来理解科学的历史发展,既不仅只是实现科学史从外史到内史的综合,而是更大的综合目标: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三个学科的大综合。
  实现内外史的综合虽然打通了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的隔阂,但到此为止,科学哲学仍游离于其外。虽然历史上大多数科学哲学家是学习自然科学出身,并且许多是从研究科学史出发,之后由于关注科学史学科的整体发展、编史方法,探索自然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规律及研究方法等基本理论问题而成为科学哲学家;两者都是以科学为研究对象,只是研究的目标和方法不同而已。按理说,他们应该亲如一家。早期的实证主义科学史家,比如萨顿和柯瓦雷等也是自觉地以当时主流的实证主义科学哲学作为他们编史的指导,哲学家们也自然很欣赏他们所书写的历史。但是,二十世纪中叶科学史的职业化与独立化、以及科学哲学的历史转向以来,两者的亲密关系已经风光不再。以至到七十年代初,拉卡托斯犹在呼吁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融合,并借用康德的话来形容两者不可分离的关系:“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5]可是也有不少学者对这种结合的愿望表示怀疑,甚至认为两者的关系也许不过是一桩“权宜的婚姻”。[6]托马斯·库恩也明确主张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应仍然保持为两门分开的学科,“当前需要的似乎不是两者的结合,而是二者之间的活跃的对话。”[7]实际的状况是,虽然科学哲学家从当代的科学史家的研究成果中吸取不少有用的养料,作为回报,他们不断向科学史家抛出一个又一个的理论模型,意欲为科学史家提供理论的指导。可是多数科学史家却不愿接受这些隔墙伸出的橄榄枝,他们依旧我行我素,并不承认有科学哲学的指导意义,甚至不认为它是一门认真的学问。因此,到八十年代末,L.劳丹仍在感慨,“现今的主流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间的隔阂也许比从前更严重了。”[8]
  同样,虽然由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等的努力,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史的融合已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如今的科学史家已不能无视“外在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但是科学社会学家与科学哲学家之间仍然缺乏对话。皮克林在分析当代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以及科学社会学家的关系时也承认“他们的确未能和睦相处。每当他们不是在各自分离的道路上各行其是,其结果总是边缘之战。”[9]因此,按照传统的区分,综合的前景并不光明。各学科间的“裂缝”来自基础概念的分歧,比如哲学家通常围绕他们的认识论规则来分析科学,而社会学家则围绕社会利益(或社会结构)来分析,因此形成不同的学科。按传统的做法,要实现多学科的综合便是把它们加合在一起,比如可以想象以某种“规则加利益”的思路来研究科学。但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综合只是一种折衷,是“拼凑组合”而非真正的融合,其间的“裂缝”仍未消除。由于它不是在思想观念上达成的统一,只是不同观念的“整合”、是“和而不同”,因此产生的只能是“权宜的婚姻”。
  皮克林倡导的是另一种综合思路,即他的“反对学科戒律的新综合”。其特点是,将科学当成一项操作性的实践活动,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及科学社会学家可以对之进行多方位的研究。科学史家可以研究科学活动的历史过程,研究科学概念的发展等;哲学家可以研究活动的方式,对阶段性的成果作静态的评价;社会学家可以研究科学活动的主体—科学家群体的组织方式及互动模式等等。由此,他们的区别就只是劳动分工的区别,而无观念的区别,更无固定的边界隔阂。各个学科的学者就像是同一个工场中从事同一项劳动的工人,只是由于工作的需要作暂时分工,但完全可以协作甚至交换。在实践研究中,并不存在学科边界的藩篱,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所做的实际上是同一件事情(在皮克林1992年主编的《作为实践与文化的科学》中就同时收录了社会学家、哲学家及科学史家的作品,他们分别从不同的侧面来理解科学活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与传统的折衷不同,它并不存在传统中的某个变量—认知规则或社会利益或别的什么—占据优越地位,相反,在实践的冲撞中它们被“挤压、揉碎、掺和在一起”,从而淡化了学科的区别,剩下的只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个问题而已。[10]
  由此看出,皮克林提倡的“大综合”与传统意义上的综合已明显不同。他实际上是寻求一个新的起点,是在摒弃了传统的实证主义科学史观和对“科学文化”做了扩展界定,站在后人文主义的立场上对科学文化作多样性、异质性理解之后的新综合。因此,他的大综合同时也是对传统的超越,尤其是对实证主义科学史观的超越。萨顿的实证主义科学史观虽然也提倡以科学文化来作为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桥梁,但他明显地是以科学文化作为人类最高等级的知识基础上的沟通,从而将人类的其它知识成果降为次级的地位,明显带有科学主义的色彩,因此实际上并不利于科学文化与其它文化领域的沟通。[11]皮克林的科学文化多样性、异质性不仅承认科学活动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因素之间有平等的地位,而且他免除了科学文化优于其它文化的特权,提倡的是各个领域的平等对话,是同一工作性质的不同分工而已,因此各文化要素间没有观念上的隔阂或可能的歧视,从而更易于交流与融合。科学史家戈林斯基(Golinski, Jan)在就社会建构论对科学史学的影响时曾指出:“随着辉格史学与传统经验主义认识论之间的联系已经被打破,新的哲学版本与史学版本的联系、以及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联系已经建立起来。在此过程中,科学史不再被看成与其它人文史领域有本质的不同,虽然它仍然在与其它学科的交叉联合方面获得更多的益处,是其它类型的历史有时所缺少的。如今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们已经能够从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史、哲学、文学批评、文化研究以及其它学科的贡献中获得营养。”[12]这说明将科学史看成与其它人文史领域相平等更利于它们的沟通,同时也给科学史本身带来更多的好处,扩展了它的研究资源和研究范围。
  当然,皮克林的大综合理想也是在放弃了传统的“大历史”观基础上的综合。正如戈林斯基已指出的,寻求统一、进步的科学史观是从普利斯特利(Priestly)和休厄耳(Whewell)时代以来科学史家的努力,他们追寻的不仅是认识方面的进步,而且还包括道德上的以及社会状况的稳定协同的进步。[13]但是,在如今的社会建构论者看来,这种统一、进步的“大历史”观只是一种幻想,甚至有哲学家公然声称“大图景编史学是哲学上的阴谋”。[14]他们追寻的是后现代性的文化多样性和异质性,更注重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各细节和分支以及它们的交叉与结合,认为现代性史学的“宏大叙事”模式已经不适合大科学和后工业时代的社会发展状况,应寻求超越现代性的更体现当代社会特征的叙事方式。从皮克林的大综合来看,也许这是他们要寻求的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它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异质性杂存,各领域间应平等互用、易于交流融合的特征,但是其提出的要放弃科学文化的统一性和进步观也是我们应当谨慎对待的。


注释及参考文献:
王延锋(1968-),男,布依族,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博士生,研究方向:物理学史,科学社会学。
[1] [2] [3] Pickering, A. Constructing Quarks: A Sociological History of Particle Phys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p. 403-404\404\404.
[4] 借用拉图尔的用语,但皮克林的转向跟拉图尔有所不同,在转向中皮克林仍然坚持他原来的利益模式中的主体思想,拉图尔则主张放弃。见:Latour, B. On More Turn after the Social Turn. In The Social Dimensions of Science,ed. Ernan McMullin, pp.272-294.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es, 1992.
[5] Lakatos, I.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Rational Reconstructions, P.S.A. 1970.,Bosto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参见: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 
[6] Giere, R, 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timate Relationship or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British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73(24): 282-297.
[7] 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范岱年、纪树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8] Laudan, L. Thoughts on HPS: 20 Years Later,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89(20):9-13.
[9] [10] Pickering, A. The Mangle of Practice: Time, Agency, and Scien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p.214\p216.
[11] 孟建伟,科学史与人文史的融合—萨顿的科学史观及其超越,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3:57-63.
[12] [13] Golinski, J. Making Natural Knowledge: Constructivism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p.5\p.187.
[14] Christie, J. Aurora, Nemesis, and Clio.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1993(26): 397.


History of Science and Posthumanism
—An Analysis of Pickering's Posthumanism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cience

Wang Yan-feng
(Department for the History & Philosophy of Scienc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analyses contemporary America sociologist Andrew Pickering's work of social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High-Energy physics during 1960's-1970's. It points out that he want to set up a new kind of 'historical account', which independence of 'scientists'account'. He want to transcend the traditional logical empiricist viewpoint of history of science, get rid of the plight of the 'interest mode' of Edinburgh school. Through his posthumanism, he adopt the multiformity and heterogeneity viewpoint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cience in the laboratory. This new idea is useful in communication between scientific culture and humanistic culture and in integrating history of scienc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sociology of science.
Key word: Andrew Pickering, posthumanism, history of science, scientific culture


作者简介:王延锋,科学史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讲师。

联系方式:上海市东川路800号 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科学史系 王延锋 邮编200240
E-mail: yfwang2002@sjtu.edu.cn 电话:021-54742198 

 

 

20060219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