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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1卷4期(2005)


从科学史到科学文化
——江晓原教授自述

 

  1955年我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市民家庭,父母都是普通的机关干部,在那个时代也算家境不错的了。少年时代浑浑噩噩,乏善可陈。所有“坏”男孩们常犯的过失,诸如骂人、打架、打碎人家玻璃、违反课堂纪律,甚至逃课等等,无一不犯。唯一有点不同的是,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但是这通常只是增加老师对我的愤怒——因为我成为一个反例。放学时被老师关在学校,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
  “文革”开始时我11岁,13岁那年,我在北京的姑母家见到了“扫四旧”劫余的《西游记》和《水浒》。虽然直排繁体字我以前从未见过,但《西游记》的故事情节将我紧紧吸引住,我连猜带蒙,看完上册时,已经自动认识了大部分繁体字,也习惯了直排(直到现在我仍然喜欢看直排繁体的书)。看完《西游记》,再看《水浒》。我衷心感谢这两部古典小说,在那个时代,它们为我打开了最初的眼界,知道还有文学、历史的广阔天地。
  初中时代,我疯狂地搜寻古典文学作品来读。开始时有两部书给了我很大帮助,一部是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共有六册;一部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编的《古典文学参考资料》,共四册。后者的程度要高一些。这两部书都是古典文学作品的选本,有注释,但没有近年来泛滥成灾的“白话翻译”——看这种翻译,古文永远不会提高。我从未读过任何“古汉语教程”之类的书,也从不用《古汉语字典》之类的工具书。这种从“读原著”入手的方法,见效快,理解深,我觉得是更好的方法。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周围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我一定是考文科,但是我自己却想考理科。原因也许大多数人会感到奇怪——我是因为自己自学文科比较顺利,自学理科则比较困难,所以想让老师教着学理科。另外,六年的工厂生活已经让我感到厌倦了,所以我也不想学工科(以为一定还会回到工厂里去)。
  我当时在文科和理科之间举棋不定,就去请教一位刚从“牛鬼蛇神”阵营中释放出来的忘年之交张庆第先生——他如今已归道山。老先生对我说了这样一段话:“学了理科再去搞文科,有很多成功的先例;而学了文科再去搞理科的,我从来没见过。”他的话使我立刻下了考理科的决心,于是不知轻重,“悍然”填报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为第一志愿,居然录取了。
  我因为是还在念本科的时候就准备改行的,所以对改行看得很平淡。改行是很正常的,工作需要、兴趣转移、环境逼迫等等,都可能导致改行。大学不过是提供一个初步的基础训练,今后需要什么知识,还要再继续学习。改行了就要学习新知识(也可能是因为学习了新知识所以改行),而学习是终身的事情。
  我那时改行是想研究古典文学——这一直是我的爱好。后来阴差阳错,我投考了席泽宗院士的“天文学史”专业的研究生,误打误撞,却没想到这下投到了中国科学史界泰山北斗的门下(那时我对席先生毫无了解),从此走上了科学史研究的道路。
  我没念过高中,17岁进纺织厂当电工,6年后国家恢复高考,我成为首届大学生,1982年春毕业,接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读研究生,1988年成为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的博士。我曾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了15年(博士是在职读的),1994年由中国科学院破格晋升为教授,次年成为博导,1996年我指导的第一个博士毕业。1999年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任系主任至今。2003年起又兼任人文学院院长。此外我也担任着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天文学会天文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性教育协会副会长之类的社会职务,无多贡献,徒增惭愧而已。
 
  至于我研究性学史,则是另有机缘。远因是我自幼好古成癖,近因是那时我在北京读研究生,研究所院子里住着清一色的男生,“性”成为大家研究学问之余谈得最多的话题。我不满足于对“性事”的漫谈或闲扯,想要推进到“学术研究”的层次上去。既然好古成癖,方向自然是性的历史。于是利用在硕士论文答辩通过之后的一段空闲时间,“发奋”研究起中国古代的房中术来,结果是写成了一篇论文《中国十世纪以前的科学性初探》,并在《大自然探索》杂志上发表──说来惭愧,这竟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那时性的禁区在国内还远远未被冲破,学者们还只在进行一些谨慎的尝试(例如吴阶平院士领导翻译了《性医学》一书),因此我那篇论文发表之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据说许多大学图书馆中那一期《大自然探索》都被撕坏、甚至失踪了。而《大自然探索》杂志和我的友谊则由此一直持续了很久。
  论文发表之后,我原想“玩票”之事也就到此为止了。不料又有朋友和出版社来找我写性史的书,只因那时年轻好事,居然又答应下来。于是挤出时间写成了一册小书:《性在古代中国》──说来又很惭愧,这竟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我一直以天文学史作为自己立身的“正行”,谁知问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和第一本书都是“不务正业”的,也可算是趣事。接着又在北京和台北出版了《中国人的性神秘》一书。有此一段因缘,自己也有点认真起来,遂又写了几篇“学院派”的性史论文在《汉学研究》(台湾) 、《中国文化》等刊物上发表。1995年出版的《性张力下的中国人》则是我在这方面的第三本书。书中首次提出“性张力”的概念,用以分析中国性文化史,包括性行为、性心理、娼妓、色情文艺等历史现象。
  就这样,有点身不由己地步入了性学研究领域,朋友们将性史说成是我的“第二专业”,我自己也渐渐默认了。

  这些年来,我在海内外出版了专著、译著、文集等30余种,在美、英、德、台、港等处及大陆著名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撰写了大量随笔、书评、影评、文化评论和杂文等,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多家报刊杂志长期开设有个人专栏。应该可以算是笔耕较勤的。
  我的科学史研究,或许可以分为五个方面:
  一、古代中西方天文学交流
  这部分我从一进入科学史研究领域就一直在进行,用力最勤,成果也最多。因为我感到这块田地以前尚未充分开垦,比较容易有所作为。学术论文集《天文西学东渐集》中收入了这方面比较重要的论文。另有《历史上的星占学》(2005年新版更名为《12宫与28宿——世界历史上的星占学》)一书,其实是一部西方的“天文学外史”。这方面我曾主持过两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现在正主持着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二、运用古代天文学资料解决当代天文学课题
  到了今天的时代,在这方面要想获得真正有意义的成果,基本上是可遇不可求。十几年来,我也仅仅搞出一项成果,即运用中国古代资料解决了困扰国际天体物理学界百余年的“天狼星颜色问题”。拙文《中国古籍中天狼星颜色之记载》1992年在《天文学报》发表,次年即在英国杂志上出现了英译全文。以研究天狼星颜色问题著称的R. C. Ceragioli在权威的《天文学史杂志》上对此发表述评,认为是“迄今为止以英语发表的对中国文献最好的分析”。
  三、对古代中国天学之性质与功能研究。
  这部分的研究起因于一次“命题作文”,不料一旦涉入竟发生了极大兴趣,遂首次对中国古代天文学与社会、文化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正面的系统研究,这方面的代表性专著《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1995;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新版),成为近10年来在天文学史、科学史和人文学术领域中知名度和引用率都很高的成果。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台湾师大教授洪万生,在淡江大学“中国科技史课程”中,专为《天学真原》开设一讲,题为“推介《天学真原》兼论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与展望”,认为此书“开了天文学史研究的新纪元”──这样的评价我自然愧不敢当。
  四、利用天文学方法解决历史年代学问题
  我在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负责《武王伐纣时的天象研究》和《三代大火星象》两个专题。在我的博士生们的密切配合下,不仅确定了两千年来聚讼不已的武王伐纣年代问题,而且重现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日程表。后来又顺便推算出了孔子诞辰的准确日期。这两项成果公布之后,立刻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反响。这方面的成果集中在《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一书中。
  五、中国性文化史研究
  我研究中国性文化史,有相当大的偶然性。这个领域和天文学的距离实在是太大了点,以致于有人曾告诉我,“还有一个和你同名同姓的江晓原是研究性的”。确实,从“出身”来说,很难设想我会与性史研究沾边。在大学里读天体物理专业,研究生读科学史,而且一直在天文台工作了十五年。搞性史搞到成为“第二专业”并且得到性学界同行的接纳,确实有些特别的因缘。这方面的重要学术论文收集在我的学术论文集《江晓原自选集》中。而专著《性张力下的中国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东方出版中心2006新版——更名为《云雨:性张力下的中国人》)是这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此外,《性感:一种文化解释》(海南出版社,2003)一书也有些影响。
 
  最近几年,我和一些学者经常在思考“科学文化”究竟是什么、科学史又能在其中起什么作用之类的问题。科学史无疑将在新世纪中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但这个位置很可能将定位于科学文化的大背景之中。
  仅仅把科学文化理解为科学中具有人文功能的那一部分,我感到太狭窄,不利于发展。可以将这种理解和我上面谈到的三种理解加在一起。老实说,今天恐怕谁也无法给“科学文化”作理想化的、一言九鼎的定义,既然如此,又何必划地为牢、作茧自缚呢?我们需要进行探索,或者说摸索。也许这最终是由社会和公众决定的——社会需要什么?公众对什么感兴趣?那种各学科老死不相往来,相互划地为牢的做法,将不能适合新时代的社会需求。现在,需要有一部分人来专职做“会通”的工作。
  2002年,我们举办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会后发表了《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学术宣言》(2002年12月25日《中华读书报》),在各方引起了巨大反响,当然也引起了不少争论,成为“科学文化”正式登场(其实早就有了)的标志性事件,对于科学文化在中国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大体上说,我的学术研究没有受到什么非学术的压力,至少我自己没有感觉到有多少这种压力。但我知道,那种压力对许多学者确实是存在的。也许这和我的个性有关。和我周围大多数人相比,我比较喜欢标新立异──既乐意欣赏别人的标新立异,也愿意自己有一点标新立异,而且不太害怕自己被人认为标新立异。另外,我总是倾向于较低估计自己(包括能力、欲望、自我期许等等),这样压力也会比较小。
  这么多年,我一直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在上海,物质生活通常总是很舒服的,“人人都道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嘛,所以在上海我经常会萌发“应该享受生活”、“何必苦苦追求”之类的“腐朽”念头,但一到了北京,就会产生做学问的新冲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当然北京也有不做学问的人,但我所接触的大都是做学问之人。所以我每次去北京,都会受到积极的刺激,回上海就可以发奋工作一段时间,心想自己一定要好好做学问,这也要做那也要做。但过了一段时间,“腐朽”的念头又会悄悄冒上来,所以还得去北京,这样这个念头又能被压下去。

  我从未产生过在国外定居的念头。当然,不想定居国外,并不意味着不愿意跨出国门。但和我的许多同龄人相比,我出国的念头一直比较淡。我导师席泽宗院士甚至拿我的情况开导别的年轻人:“你们不必整天想着出国,耽误了学问──你看江晓原,安心做学问,文章一篇篇出来,到时候不是照样有人请他出国吗?”
  关于要不要出国(指读学位、访问学者之类比较长期的),我有几条原则:
  一、看你在国内是否有足够大的发展空间?
  二、看你在国内是否有足够好的生活条件?
  三、看你在国内是否已经上了某种你愿意接受的轨道?
  如果这三者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我觉得就没有多大的必要出国。随着中国、特别是上海地区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大量机会,能对上述三条给出肯定答案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我当年比较幸运,至少二十年前上述三条对我来说就是肯定的了,所以我认为我没有必要积极谋求出国。
  关于第三条,我的想法和许多人不一样。说来奇怪,这和我当年的电工生涯大有关系。当电工就要和电动机打交道,电动机这东西,你让它在正常状态下运转,昼夜连续工作都没问题,如果你经常折腾它,让它停机、起动、倒转、超负荷运转等等,它的寿命就会明显缩短。我喜欢在正常状态下平稳地、安心地工作,逐渐实现自己年轻时的一些想法,而出国往往要打乱已有的程序,使自己偏离原先正在正常运行的轨道。
  这些年我实际上也经常出国,不过都是短期的,这基本上不会打乱已有的程序。我现在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很多想法要实现,唯一缺乏的就是时间。再说现在工作、生活条件也好了,出国去肯定没有我在家好(这一判断在十几年前基本上是难以置信的,当然如果定居国外又当别论),所以我对出国并不热衷。前年我就谢绝了两次作访问学者的邀请。
 
  我对于人生的许多事情,是持理想主义态度的。
  “理想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可以给出许多不同的定义。我愿意给出一个比较朴素的定义,那就是──多听从内心召唤,少考虑世俗荣利。
  理想主义是在许多人心目中幻灭了,在另外一些人那里则从来也没有过。但她还是活在更多的人的心里。我不敢说我自己是理想主义者,但在我作出一系列人生重要决定时,我心目中确实都曾出现过她的倩影。
  1999年我又一次听从了她的召唤。那时上海交通大学希望我能调过去,去筹建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当时我有过很大的犹豫(在此之前,我已经辞谢过三所大学的邀请),主要是舍不得我在上海天文台那种逍遥自在的日子──那才是“江晓原的幸福生活”呢。后来我最好的朋友之一,现在在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工作的吴家睿教授,一句话打动了我。他说:晓原君啊,你才40多岁就想“养老”,不是太早了一点吗?你应该去做更多的事啊!我想当时理想主义女神一定是附在吴教授身上了──不,事实上她一直在吴教授身上,这只是她借吴教授的口向我发出的召唤,于是我就听从了。现在我们科学史系已经有一个博士点,两个硕士点,集中了一批国内高水平的学者,而且优秀人才还在源源不断向这里汇集。
  2003年起我又出任人文学院院长,尸位素餐,勉为其难,幸好同事们精诚团结,同舟共济,使我还能有点时间从事学术活动。
  说到个人生活,其实对我来说,赏心乐事莫过于在书房读书、写作、看影碟。我有一个自己很满意的书房,目前藏书三万册,影碟1500部,还有几十种赠送的报刊杂志源源不断提供新的信息。这二十年来我一直过着SOHO的生活——其实我书房里的办公设备,比我在学校办公室的还要齐全。我早就习惯了远程办公,看着文章、书稿、信件、通知等等从书房电脑上发往各地,这种感觉真好。

 

 

20060219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