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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寒假读书“计划”

纪志刚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寒假本应是读“闲书”的好时光,可是今年我不会有这个“福气”了。为了翻译好安国风(Peter Engelfreit)《欧几里得在中国:〈几何原本〉首次翻译的源起与接受》一书,我需要认真读读明末清初有关传教士与中国社会的书。首选的一本是《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美]邓恩著,余三乐、石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该书利用了梵蒂冈档案馆中从未用过的书信、手稿等档案材料,用生动的笔触,讴歌了利玛窦等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史所建树的卓越功绩,内容丰富真实,故事起伏跌宕,情节细致感人。比如,第十章“金尼阁的欧洲之行”中披露了金尼阁当时罗马红衣主教白拉明写给中国天主教徒的一封信,以及徐光启代表中国教会的复信,作者称此是“两个伟大的天主教的人文主义者,在一个尚未接近的世界的一次真切的、和谐的交往。”正是种种细致与卓见,使得此书称誉为西方汉学界这一领域的名著。
  再就是一本“老书”:莱布尼茨1697年拉丁文版《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的最新中文译本([德]G.G.莱布尼茨著,[法]梅谦立、杨保筠译,大象出版社,2005.7)。作为大象出版社《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之一,莱布尼茨的《中国近事》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次知道《中国近事》还是2002年在柏林工业大学访问时,李文潮博士送我一部《莱布尼茨与中国》,那是纪念《中国近事》发表300周年的国际会议纪念文集。正是在其中我惊讶地发现了莱布尼茨的“中国情结”:他准备在自己的办公室的门上挂个牌子,写上“中国事务处”几个字。凡是涉及到有关中国的问题均由他转交给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他还宣称“中国人应该和欧洲人交换礼物,互相取长补短,用一盏灯点燃另一盏灯。”提倡通过知识的交流促进知识的增长,在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中求得和谐与理解,莱布尼茨的眼光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 
  第三本当然是正筹划翻译的书《欧几里得在中国》,原书英文名字是Euclid in China: The Genesis of the First Translation of Euclid'sElements, Books I-VI (Jihe yuanben, Beijing, 1607) and Its Reception up to 1723.(作者Peter Engelfreit)。该书把握住晚明社会的大背景,突出《几何原本》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在中国从翻译、接受到传播的历史过程。是书在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一是学术视野开阔,如在历史背景上溯至克拉维乌斯和罗马学院,那儿正是利玛窦接受教育的起点,下探到晚清“中学西源”的争论;二是原典研读深透,如作者特别将《原本》1574年克拉维乌斯的拉丁文底本、希思英译本与《几何原本》汉译本做了认真比对,认为在两种跨度如此之大的语言背景下首次完成如此艰深的数学著作的翻译,是“翻译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三是汉学功底深厚,作者以利玛窦、徐光启和《几何原本》为中心,同时展开对明清学术思想的梳理、古典文献的考据、相关重要人物与著作的评述,展示出作者对明清学术思想嬗变的领驭能力。正因如此,该书被选中为“莱顿汉学”(SINICA LEIDENSIA)丛书之一。我们的译作也将恭列刘东教授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四本是“不得不读”的Beginner's Latin(G.D.A. Sharley,2001)。近年来随着自己的研究视角触探到东西方科学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感到最大的困难是语言障碍。正如张西平教授指出“如果我们总是从英文或其他二手文献入手来研究,我们对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水准就会受到限制”。学会了拉丁语,就等于掌握了打开欧洲学术文献的钥匙。所以,我决定“冒险”为研究生们开设“拉丁语初阶”的讨论班,更希望他们能有尤里乌斯·.恺撒的勇气:
  Veni, vidi, vici!(我来,我见,我胜!)

 

 

20060123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