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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文景》2006年第1期,标题为“人有愚昧的权利吗?”,并有删节,此处为全文。


科学与迷信:老对手面临新问题 (代译序)

钮卫星

 

1、美国的科学普及:迷信战胜了科学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伯纳姆(John C. Burnham,1929-)在他的著作《迷信战胜科学》(暂定名,原书名直译过来为:《迷信如何赢了,科学如何输了:美国的科学与卫生普及》,中译本将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中揭示了这样一个令人迷惑的现象:曾经作为一种积极、进步的文化力量的科学,在美国消费文化中,慢慢地为新伪装下的迷信和神秘主义的复活让出了一条通道,最终导致科学在大众层面上被迷信击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显然认识到该书中揭示的不仅仅是一种历史上的文化现象,而且对中国当今的科学普及也有深深的借鉴作用,所以决定引进并翻译出版。我有幸成为该书的译者,在艰苦漫长的翻译过程中,对相关问题也进行了一些思考,借此机会把这些想法写下来。
  先简单介绍一下书的大致内容。在书中,伯纳姆引述了详尽的史料和当代的研究成果,论证了科学的普及史和社会史与纯科学的历史并不相同;指出在普及教学中,科学反对迷信的战斗,并不象人们时常假设的如同在实验室研究和实际教学中那样,也是通过理性的和自然主义的力量,在后工业时代的美国这样一个高度技术化的社会中取得了胜利。事实上,当所有人假设迷信和神秘主义已经被抛给过去,科学普及者已经转向其他话题时,一种与迷信功能等效的对应物却应运而生――说它与迷信功能等效是因为它与过去的迷信扮演了同样的文化角色,它是科普工作者从一开始就要努力摆脱的非理性主义及其载体;同时,科普工作者不再对各种形式的迷信采取果断的抵制运动,因为他们不再能够辨认出迷信的新伪装。
  伯纳姆主要以十九、二十世纪美国的科学普及历史为经,以公共卫生、心理学和自然科学三个领域内的普及活动为纬,向读者展开了一部美国的科学与迷信的“战斗”史。全书共分六章外加一个导言。导言是对全书内容的一个指导性概述。第一章“迷信和科学普及”在比较宽广的视角下论述了迷信和科学及其普及情况的历史背景和现状,“现代迷信”、“实用迷信”、“科学反对宗教的战争”、“自然主义观点的发展”、“怀疑论者”、“权威”、“科学的宗教”、“科学方法”、“科学人”、“科学普及和盲信”、“美国的科学普及”、“科学普及的机构”、“文化迟滞”等等,从这些小节标题可见其考虑问题的视角和重点。第二章“卫生普及”论述了公共卫生领域的普及活动及其普及模式发生的转变。第三章“心理学普及”论述了美国的心理学普及历史及其普及模式发生的转变。第四章“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普及”和第五章“二十世纪的自然科学普及”以较长的篇幅论述了美国近当代自然科学的普及历史及其普及模式发生的转变。
  第六章“科学普及的模式和迷信的胜利”是全书的重心所在,在前述各章内容的基础上综述了科学普及的一般变化模式和迷信最后如何取得了胜利。伯纳姆惊讶地发现,虽然卫生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的普及在内容上千差万别,参与的人员也互不相同,所处的阶段在时间对应上也互有参差,但它们都遵循同样的变化模式。“否定性力量”、“孤立事实的有害影响”、“支离破碎的科学普及所产生的后果”、“新闻报道中的孤立事实和追求轰动效应”、“新闻惯例”、“被媒体弯曲”、“广告”、“广告的文化功能”、“‘科学人’的退位”、“技术员而不是科学家”、“‘科学人’隐退的后果”、“作为一种建制化支撑的科学普及”、“让人乐观安心的科学普及”、“热情和怀疑态度的丧失”、“联盟的背叛”等等,从这些小节标题中,我们便可以看出科学普及模式改变中的各个要素。
  最终,伯纳姆获得了这样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科普模式转变:起初,在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传统斗争中,普及层面上的科学自然主义和还原论包含一种明确的反谬误程序。这种反谬误程序在十九世纪晚期尤其有效,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就被削弱乃至停顿了。然后,迷信披上了几乎没有人能认出来的新外衣,采取新闻和广告等传媒形式来传播自己。非自然主义和喜爱迷信的媒体开始积极地与传统科普争夺地盘,媒体追求轰动效应,并对信息进行支离破碎的切割,而这正是早期科学普及者用怀疑主义和自然主义所抨击过的迷信要素。追求轰动效应的煽情主义带来的蒙昧主义和孤立事实彻底地主宰了媒体世界,神秘思想甚至传统迷信被广泛容忍。到二十世纪,科学家越来越多地撤出了科普阵地,把它留给了媒体人员和教育人员。于是,在美国这个高度分工的社会中,专门从事科普的人员,主要是一些记者,逐渐接管了向外行听众介绍科学的职责。到二十世纪中期,科学普及活动中进一步渗透进商业利益,成为广告宣传的附属品,大大偏离了反对谬误和迷信的传统科普。
  显然,上面几个段落的简单介绍不可能取代伯纳姆用一部专著进行的分析和论证,感兴趣的读者肯定需要去阅读全书才能对所涉及的问题有一个全面、准确的把握。


2、中国的科普现状:迷信似乎从未被击败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也经常思考中国当前的科普现状,并经常有一种感觉:中国的科普似乎正在重走美国科普的老路,只不过在美国用了将近两个世纪来完成的科学普及模式的转变,在中国则很拥挤地铺展在几十年里,以致有些阶段不可避免地有交叉和重叠,一些在美国科普史上先后出现的现象会同时出现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中。
  对于科普中的传统否定性因素或反谬误功能,从“崇尚科学,破除迷信”这样一个几乎在每一个居民小区的宣传栏里都张贴着的口号中可以明显地体现出来。由于中国公众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科学素养相对缺乏,所以迷信有额外的生存维度。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迷信没有被真正破除干净过,这也正是上述这个口号仍旧需要被郑重提出的现实意义所在。但是,在缺乏科学素养的公众中,如果只是简单地喊喊口号,科普的效果是很有限的,甚至可能是相反的。至今走在居住区内和附近的马路上,还经常遇到泼洒在路面上的一团团药渣,这种乞求药“倒”病除的现象不能简单地被归类为一种无害的民俗――至少在污染环境这个层面上是有害的,它反映了老式迷信在现代社会中的顽强生存力。
  有一些古代迷信以改头换面的方式继续留存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需要改头换面的原因有时不是因为它们在现代社会中难以容身,而是因为它们对于现代人来说太过复杂而难以被理解和掌握。譬如体现着数字神秘主义的古代术数系统,原本是一个很复杂、精致的系统,在古代需要通过专门的学习来掌握,而现在则退化为只通过某种方言对数字的发音来附会吉凶宜忌,如“4”谐音“死”是不吉利的,“8”谐音“发”是吉利的,等等。于是电话号码这种八位或十一位的自然数就有了吉凶之分,人们选择号码时纷纷避凶趋吉。某省甚至把认为是不吉利的车牌号人为地删除,以便避免用得起小车的富人们化钱买不吉利。而北京市宣布2008年奥运会开幕时间是2008年8月8日晚8时,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这种个人的和政府的行为,无疑直接、有力地推动了迷信思想的流行,与科教兴国的国策和培养一种科学、理性的民族精神的努力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尤其令人惊讶的是,这种老式迷信居然也流行在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当中。在笔者任职的大学中,某学院乔迁新大楼之际,教授们要挑选自己的办公室。某日在教室休息室听该学院几位教师说起学院大楼414房间无人认领,并听他们议论说原本可以人性化地考虑把这种房间号码处理成厕所云云。可见,在中国现阶段,迷信、神秘主义等非理性思潮的普遍泛滥,已经到了令人十分担忧的程度了。
  在中国的科学普及语境中,宗教与迷信一度是并列的,但其实它们两者的差异并不小于科学与迷信的差异。然而,宗教在中国科学普及中的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相对较弱。虽然佛教和基督教等外来宗教先后渗透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并取得了相当广泛的民众信仰基础,但这种信仰基本上是迷信层面上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中包含的理性探讨精神并没有因此而取得广泛的民众基础。在美国和欧洲,在科学传播的早期阶段,基督教的信仰为科学的普及提供了一个框架或一种模式。伯纳姆把这叫做“科学的宗教”(religion of science)――与现代神学里的“科学的宗教”(scientific religion)一词的含义显然不同。
  按照伯纳姆的说法,“科学的宗教”由一组不正式的信仰组成,这些信仰让追随者们内心充满福音般的热忱。他们因此试图整个地改变个人和公众。他们的热情和策略来源于基督教的新教福音派。这些狂热者们崇拜他们的殉道者――哥白尼、伽利略、斯文特斯以及稍后的反进化论教士手下的牺牲者们。“科学的宗教”的使徒们要与之战斗的罪恶力量是迷信、愚昧和不宽容。他们的目标是通过把每一个人沐浴在真理之下,也就是说通过普及科学,来达到启蒙。在美国这样强烈的宗教教养背景下,“科学的宗教”这种说法显然就不仅仅是一种比喻,而是对福音派信徒的行事风格和方式的一种传承,区别仅仅只是布道的内容。
  在中国基督教从来没有能够成为一种举足轻重的文化力量,所以在中国的科普史上没有形成象在美国那样的一种有影响力的“科学的宗教”,这一方面消解了科学与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正面冲突,另一方面也失去了基督教中包含的理性因素和对迷信的抑制――宗教在理论上是目标明确地反对迷信的。
  在十九世纪晚期的美国科学普及中还出现过一股叫做“科学人”(men of science)的重要力量,他们是那些既从事科学前沿领域研究,又热心科学普及的科学家,他们一般从文化和社会的层面用较宽的视野看待科学,他们出版科普书籍,为杂志撰写科普文章,把理性带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反对迷信的战斗中,“科学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是使得教育与宗教分离这一成果,在总体上影响了美国人的生活。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一方面出现了专职从事科学普及的人员;另一方面,进行科普活动的组织机构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新闻业内发生的变化,使得科学普及转换到一个非常不同的阶段,科学家几乎不再进行科学普及,“科学人”退出了历史舞台。
  相比之下,在中国就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股有影响力的“科学人”势力,甚至要举出这样的单个“科学人”也有点困难――即使有,也屈指可数。虽然现在也有人在媒体上呼吁,前沿科学工作者应该参与科学的普及,但应者寥寥,学术界远离科普的现状没有改观。可想而知,在学术界把做科普看作是“不务正业”的习惯思维没有改变之前,尤其是导致美国“科学人”消亡的某些因素――如媒体、广告的作用等――在当今中国社会中也已经悄然形成之后,中国的“科学人”恐怕很难再脱颖而出了。
  到二十世纪中叶前后,美国的科学普及可以说是进入了“末法”时代,“科学人”已经“退位”,新闻媒体成了主要的科学传播机构,新闻记者和科学记者成了主要的科学普及者。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是当时极少数坚守科学普及阵地的科学家,他抱怨说,因为科学很明显地“日益失去与非科学家人员的接触,在这样的情况下科学家们几乎被认为是一群巫师了。”他认为应该用传统的科学普及方法来去除一些科学的神秘性,并同时帮助人们去品尝一下科学的味道。去除科学的神秘性当然是意味着要为科学的事实和发现提供一个有意义的可理解的知识背景。然而新闻媒体的惯例是只强调孤立的支离破碎的科学事实,商家利用媒体进行的广告宣传,其目的也只是在于兜售科学的产品,媒体和商家都不想介绍科学的背景知识。
  在这点上,中国的新闻媒体和广告商模仿起美国的做法来毫无困难并且惟妙惟肖。在当今的报纸和电视节目中可以看到铺天盖地的这种对孤立科学事实的强调和对科学产品的推销。媒体报道中对科学的弯曲问题,在现阶段已经引起了一些人的重视,并引发了一些讨论。但是显然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去改变现状,缺乏科学常识的新闻报道还比比皆是;尤其那些打着科学的招牌进行推销的保健品和药品等,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不过从它们的成功经营来看,公众看来是接受这样的推销的――这正好说明了公众缺乏科学常识因而没有能力辨别其中的虚假成份。
  用对科学产品和成果的强调来代替对相关知识的普及,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航天技术的报道。媒体放弃了向公众普及有关飞船的飞行动力学和外太空高能物理环境的科学知识。航天活动基本上被看作一种政治活动而不是一种科学探索活动。媒体则喜欢对飞船搭载物品的神秘性和尊贵性进行大肆渲染,似乎发射飞船的物质代价都被附加到了这些物品身上。如果说是搭载植物种子,希望在高能环境中诱发基因突变,以改良品种,这还有一点点科学的味道――实际上由于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所以搭载种子以改良物种的效率和科学性往往被夸大;而一些搭载的纪念品被赋予的价值,则纯粹是人为的,并且是毫无科学意义的。神州六号搭载的上海世博会会旗和国际奥委会会旗被庄重地递交到有关政府领导人手中,这也许具有科学政策上的含意,说明政府对航天事业的重视;但搭载的会旗被赋予的神圣含义是没有理性基础的,这种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现代巫术――按照伯纳姆的说法,脱离了知识背景的技术离巫术本来就不远。
  对照美国的科学普及历史,中国在科学普及的机构建设方面,也相对薄弱。在十九中叶前后,美国兴起的各种学术讲演吸引了大批听众,这种讲演往往是系列的,既有固定会堂式的也有巡回式的,演讲者们通过热诚的宣传或布道,把科学知识传播出去。同时,美国出现了许多种重要的科学普及杂志,如《大众科学月刊》、《科学美国人》等,出现了专门的“科学通讯社”(Science Service),“美国科学促进会”也极大地投入到了科学的普及和传播中去。相比之下,中国的科学普及基本上是个人色彩的、非建制化的,虽然最近对科普甚至进行了相关的立法,但无论是普及者和被普及者,对这项事业的投入仍旧很有限。最近《科学美国人》因为发行量达不到美国方面的要求而停止了中国版的发行,就是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
  就这样,在中国的科学普及现状中,多种作用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很复杂的局面。破除迷信的口号尽管被到处张贴,传统迷信仍旧顽强地生存着;科学普及有科普法保证,风水师的培训却在走向职业化;有识之士认识到前沿科学家参与科学普及的重要性,但科学家们对此反应冷淡;媒体愿意强调一些科学产品和成果作为好新闻卖,但它们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把相关的科学知识背景交待明白。
  所有这一切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美国两个世纪的科学普及史也导致了相同的结果:人们最终采取迷信的方式来接受科学的产品和成果――这正是伯纳姆所说的“迷信战胜科学”的真正含义所在。


3、科学:究竟能不能真正被普及?

  在了解了美国的科普历史和思考了中国的科普现状之后,一个问题就变得比较尖锐了:科学到底能不能真正地在公众层面上得到普及和传播呢?在科学史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在平时的书籍、报刊的阅读中,我也常常思考过这个问题。诚然,科学本身因积累而体现出一种向前的进步,科学史之父萨顿博士甚至认为这是唯一体现出进步性的人类活动。但是,如果去考察一个专门的科学概念,就会发现它往往是越来越远离公众的。譬如说宇宙学概念,唯一显得“平易近人”的宇宙学说恐怕就是把亚里斯多学说和基督教神学结合起来的中世纪“水晶球”宇宙模型。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艰涩难懂,不是写给普通人看的;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也不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更不是。所以,就像前面述及的,科学的普及历史并不像科学本身那样有一个清晰的进步历史。
  按照伯纳姆的观点,在普及层面上,科学败给了迷信。伯纳姆在论述中指出了科学败给迷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人”退出了科普阵地。而“科学人”之所以撤退了,一方面是因为各科学领域的发展越来越快,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科学家需要疲于奔命地赶上本行业的发展,无暇去顾及科学的普及,同时专业的分化也让科学家很难象老式的“科学人”那样在一个全面、宽广的文化视野下关照整个科学。伯纳姆在书中提到一位“科学人”讽刺性地建议为1955年的年青科学家开出这样的新型毕业文凭: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兹证明
  某约翰·温特沃斯
  除生物化学之外
  对其他事物一无所知
  请不必在意他可能在任何其他科目上发表的任何看法,尤其当他与其他跟他类似的人联合起来试图从某种这样那样的困境中拯救世界时,千万不要当真。
  然而,他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因而获得博士学位。他很可能是一位非常有用的公民。请务必友好待之。
  反观我们当前的教育和科研体制,学校培养出来的和社会需求的正是这样的技术员而非科学家。
  “科学人”退出科普阵地的另一方面原因在于科学本身变得越来越艰深晦涩,譬如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这样的科学知识,已经很难在公众层面上加以普及。尽管不排除有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公众出于很稀有的兴趣爱好,喜欢挑战自己的智力去阅读艰深的科学内容,但大部分报纸读者和电视观众越来越把阅读和观看科学当作一种娱乐,他们很不愿意去折磨自己的脑细胞来费劲地理解科学背景知识,而只去欣赏和享受科学的产品。就如伯纳姆指出的,“科普工作者面临的那些经久难题之一,就是一直以来都在动员好奇心的力量,来克服为了理解事物所付出的努力所带来的痛苦。”研究消费文化的历史学家们指出,消费文化的社会是自我放纵的。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大众科学的知识性一面得不到繁荣。极大多数科普听众选择一种放任的方式面对这个社会,欣然屈服于一种新的迷信。
  愈演愈烈的科学知识的专业分化,给仍旧想致力于科学普及的人员带来困难。即使某位科学家有能力同时透彻掌握多门学科的知识,但是普及的受众先不说有没有能力去领会,就是有没有必要去领会这些知识,也是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科学普及者们提出“科学方法”的概念,他们认为科学的精髓正在于它的方法;他们相信,在对各种不同专业知识的探求中,有一种普适的科学方法存在着。于是科普的重点从普及各种专门知识转向了普及一种科学方法,从而可以避开令人讨厌的数学推导和烦琐的知识细节。
  然而当科学普及者们大谈科学方法时,一些在前沿科学领域工作的科学家却对此持否定态度。譬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大物理学家温伯格就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根本没有什么科学方法,他说:“许多科学家很少有科学方法是什么的概念,这就好像大多数骑自行车的人对自行车是如何保持直立的概念知之甚少一样。在这两种情况里,如果想得过多,往往可能会摔跟头。”那么普及者们普及的科学方法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似乎就值得怀疑了。
  单纯强调方法,跟媒体单纯强调科学的产品和孤立的事实,像是单摆的两端,它们一个抽去了具体的科学内容,一个剥离了具体的知识背景,结果都会导致一种似是而非的科学普及。这样的普及很容易流于形式,变成喊口号。空洞的口号没有内容,只是一件外衣,迷信很容易就穿上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伯纳姆在书中揭示的情况表明,迷信战胜科学靠的不是具体的迷信内容而是一种“迷信方法”――诉诸权威、非理性的“新闻-广告”模式等。
  因此,从历史和现状来看,对“科学到底能不能被真正普及”这个问题,答案即使不是否定的,也是不容乐观的。尤其是在当前“人人都有权利”的主张掩护下,有人甚至主张“人有愚昧的权利”――当然提出这样主张的人自己是不愚昧的,那样人们自然无需去了解科学。在文化相对主义和价值取向多元化的语境中,科学被看作是并且仅仅是文化的一种。在这种相对的和多元的价值体系中,促使科学家去从事艰难探索的热情和决心,在道德上或任何其他方面,并不比对足球的迷恋、对“超女”的追捧或某种其他独特、古怪的心理活动显得优越多少。于是在农历正月初五赶在所有人前面大放鞭炮迎财神到家祈求今年财运亨通的做法自然就是无可厚非的了,甚至还是对美好未来的一种诉求。你用科学的办法企图创造美好明天――而且有些事例表明这“明天”还不一定美好;他用祈求神灵的做法来祈求美好明天,谁也别说谁比谁高明。在这样一片“迷信的丛林”中,科学的生存状态是很严峻的,科学能不能被普及?甚至需要不需要被普及?都成了一个问题。
  但是,科学毕竟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和文化力量,科学活动也占据越来越多的自然和社会资源。现在有这样一个说法:“科学太重要了,不能只交给科学家们去做。”这句话便是在强调公众应该更多更深入地参与到科学中去。另一方面,科学也需要在更广泛的公众层面上被理解。因此,通过科学普及让公众理解科学,做这件事尽管有很多困难,但还是值得和应该首先做的。毕竟,人们对他们要参与并要发表决策性意见――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的东西,应该先有一个正确的了解,是最起码的。
  

  最后说几句关于书的翻译问题。伯纳姆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历史学研究型教授(Research Professor of History)、精神病学教授(Professor of Psychiatry)和医学遗产中心寄宿学者(Scholar in Residence in the Medical Heritage Center),除本书外,另著有《心理分析和美国医学:1894-1918;医学、科学和文化》(Psychoanalysis and American medicine: 1894-1918; Medicine, science, and culture,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67)、《杰里弗:美国的心理分析师和医生以及他与西蒙·弗洛伊德和C.G.荣格的通信》(Jelliffe: American Psychoanalyst and Physician and His Correspondence With Sigmund Freud and C.G. Jun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和《什么是医学史?》(What Is Medical History? Polity Press, 2004)等10多种著作。从本书的著述风格来看,伯纳姆不愧于研究型教授的称号。全书论述严密,旁征博引,言必有据;占全书四分之一左右篇幅的共600条尾注,提供了详尽的文献出处和有关问题的注释说明。同时,尾注中提供的文献信息和作者对这些文献的征引方式等等,对我们很多在校研究生甚至很多学者在如何做好学问方面都会有启发意义。
  然而,作者这种基于宽广知识背景的旁征博引对译者的知识结构是一种严峻的考验。作者伯纳姆的研究趋向显然在医学史和心理学史方向,而译者主要从事一般科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在翻译过程中少不得要遇到一些疑难情况,虽说竭尽全力加以解决,但不敢称已经尽善。学术性的英语要翻译成通顺的中文,又要不丢失原文从语序、语气中传达出来的信息,确实不是很容易。译者一般情况下只好以“信”为先,“达”次之,“雅”则行有余力而为之。另外,在翻译中遇到一些我自以为需要进一步给以注释说明的人物、名词术语等,都加了译注。希望这些译注对读者理解原文有些帮助。
  总之,译事维艰,百密难免一疏,在译文中必定还有不少错误,敬请读者中的有识君子批评指正。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对我自己而言,翻译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就是在翻译过程中学到了不少新知识,仅这一点,也就能平衡掉那无数个日夜里在“何日才能译到头”的盼望中饱受的心理煎熬了。
  最后,这部书的译稿得以最后完成,还要感谢不少我的朋友、同事和学生的帮助,其中孔庆典、吴燕、穆蕴秋和李辉对译稿的最终完成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还要感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潘涛先生对我的信任而把这样一本书交付我翻译,也要感谢该社侯慧菊女士和王世平女士为书的出版事务和书稿的编辑付出的辛勤劳动。

 

2005年12月12日
于上海梅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