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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5年12月29日《科学时报》


岭树重遮千里目
——第四次科学文化会议备忘录(完整版)

柯文慧

 

    2005年11月11日~12日,第四次科学文化研讨会在北京昌平召开。与会者回顾了2002年第一次科学文化会议以来,科学文化问题在若干层面上的演变,并对近年来一些重大的公众科学事件进行了讨论。

目录
◆科学主义问题
◆对于科学主义若干辩护的简要回应
◆对于科学主义的深入思考
◆环境保护不能仅靠科学
◆关于科学传播


科学主义问题

  《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学术宣言》(发表于2002年12月25日《中华读书报》,以下简称“《宣言》”)发表之后,在相关学术领域和大众话语中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并引发了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之间或直接或间接的争论。经过几年的理论探索和思想传播,国内各界对于科学主义问题的认识更加清楚。今年年初关于敬畏自然的争论之后,科学主义观念的危害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也更加为人们所了解。
  《宣言》对科学主义定义如下:
  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真理,是正确的乃至唯一正确的知识,相信科学知识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并试图以科学的知识模式延伸到一切人类文化之中;在自然观上,采取机械论、还原论、决定论的自然观;在联系世界的社会层面表现为技术主义,持一种社会发展观,相信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而科学技术所导致的社会问题都是暂时的,偶然的,是前进中的失误,并且一定能够通过科学及技术的发展得到解决;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主张征服自然,把自然视为人类的资源,从环境伦理的角度,认为人类有能力也有权利对自然进行开发。
  我们在《宣言》中还强调:“科学主义是我们的缺省配置。很多反对科学主义的人都曾持有过一定程度的科学主义观念,甚至,在对很多问题的态度上,仍会不自觉地采取某种程度的科学主义立场。”这个强调表明,我们反思科学主义,批判科学主义,首先是对自己的反思,对自己的批判。这种反思和批判本身是建设性的,是建设的前提和基础。
  与会者包括范岱年先生在内,还讨论了各自从科学主义的缺省配置转而反思科学主义的原因和过程。与会者认为,范岱年先生最近的文章是近年来反思科学主义的重要文献。


对于科学主义若干辩护的简要回应
 
  科学文化《宣言》发表之后,对科学主义的反思遭到了某些人的激烈批评。反对的观点大致有如下几种:
  1, 中国的科学还很不发达,现在反思科学主义为时过早,不利于科学的发展。
  2, 科学主义是一个虚设的靶子,并没有人持有《宣言》所定义那种观点。
  3, 所谓的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是对科学技术应用不当造成的,这不是科学的错,是人的错,所以不能以此来否定科学的价值。
  4, 科学以追求真理为目标,科学事业应当自主发展,科学家可以自由从事任何科学研究,其他人无权干涉。
  5, 科学当然不是万能的,但是科学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好的武器,除了依赖科学,我们还能依赖什么?
  对于1,我们在《宣言》中已经阐明,科学主义者并不代表科学,至少不代表最新的科学。真正妨碍科学发展的不是对科学主义的反思,而恰恰是科学主义。在美国的曹聪先生在对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的研究中指出,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中国科学不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2,中国科协主持的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证据。对于“有了科学技术,我们就能解决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回答同意和非常同意的比例分别达到了20.3%和18.5%,而本次调查的结果显示,中国公众具有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2%。这意味着,有大约38%的人不具备基本科学素养,却又对科学如此信赖,正是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表现。
  对于3:可以从两个角度回应。第一,既然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不是科学的过错,是人的过错;那么同样,科学技术的正面应用也不是科学之功,而是人的功劳。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要歌颂科学和科学家为人类造福,而不是歌颂作出了正确应用决策的人,比如政治家?这在逻辑上是不对称的。第二,这种反驳通过把科学和技术,把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的应用进行剥离,给出了一个纯洁无暇的科学。而这种剥离,永远都是可以操作的。最终会导致循环定义:所谓科学的,就是还没有产生负面效应的;而产生了负面效应的,就不是科学的。这种剥离法的原则正是“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
  对于4,我们认为,不存在脱离语境的绝对价值。科学的价值必须在社会、文化之中得到体现。默顿曾说:“他们(科学家)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并认为科学是一种自身有效的事业,它存在于社会之中但不是社会的一部分。需要给科学自主性当头一击,以便使这种自信的孤立主义态度转变为现实地参与革命性的文化冲突之中。”(默顿,《科学社会学》上册,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62页)科学技术工作者从事研究,必须不违背基本的底线伦理。无视伦理约束从事的研究,既对当下社会现实无益,也未必对未来有益。
  第5个问题可以追溯到萨根。萨根曾说:“科学远不是十全十美的获得知识的工具,科学仅仅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工具。”(卡尔·萨根,《魔鬼出没的世界》,第二章)不妨称之为萨根命题。萨根命题在表述上退了一步,不称科学万能,也不称科学是绝对真理。但是仍然包含着强硬的科学主义内核。在知识论的层面上,它虽然没有宣称科学现在已经是绝对真理,但是作为最好的工具,科学正在逼近真理。所以很多人常说,你们不能只考虑现在的科学,要想到科学在发展,未来的科学将会怎样怎样。因而实际上,这种表述是在用一种假想中的未来的万能科学来考虑今天的现实问题。在操作层面上,科学既然是最好的工具,所以是最高的判断标准,与科学万能、科学全能并无差别。
  我们认为,科学不是判断一个事物合理性的最高原则和最高依据。没有哪一种依据是可以绝对依赖的。质问“除了依赖科学,我们还能依赖什么”这种想法本身,是科学主义的表现。世界是丰富的,人性是丰富的。还有更多的可供判断的依据。比如:历史依据、经验依据、伦理依据,乃至美学依据。人类社会只有在各种利益的协商中才能达到和谐,人类的各种思想和观念也要协商中达到和谐。


对于科学主义的深入思考
  
  与会者讨论了科学主义更深层的观念基础,认为有这样两个主要成分:一、本质主义。二、对于单向进化的盲目信念。
  本质主义是指,相信存在一种外在于人类文化的某种客观的本质,并相信科学能够掌握这种本质,乃至于已经掌握了这种本质。这种本质蔓延在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包括社会形态。进而相信在所有方面都存在一个超越文化、超越地域、超越民族的、冥冥中的尺度(简称为“冥尺”)。比如相信人类社会的每一种社会形态、人类个体的每一种思想观念,都在冥尺上标定着位置。这种冥尺逻辑代表着一种单向的直线的进化观。
  但是,我们认为,不存在超越文化、超越地域、超越民族的绝对的本质或尺度。退一步说,我们可以假设这种本质存在,但是任何宣称已经掌握了这种本质的人,都无法证明,他们所掌握的就是这种本质。当然,他们可以宣称,他们正在逼近这种本质,他们将会掌握这种本质。对此,我们认为:一,未来无限,故这种宣称不可证伪,所以恰恰是非科学的。所以,二,这只表达了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可以理解为一种宏伟的理想,但也可以理解为一句大话,甚至是一句谎言。
  人是有限的。人类只能掌握相对的尺度。这种相对的尺度与文化、民族、地域相关。今天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科学,其实也只是无数地方性知识中的一种(尽管它特别强势)。具体采用哪一种尺度,需要协商,需要对话,而不能凭借基于某种盲目信念的话语霸权直接宣判。
  近年来,地方性知识这个概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召开的世界科学大会通过了《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宣言》,在其解释性说明中明确强调:“现代科学不是唯一的知识,应当在这种知识与其他知识体系和途经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在联合国这份宣言的解释性说明中还谈到了各民族的传统和知识体系,指出:“这些知识体系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它们不仅蕴藏着现代科学迄今为人所不了解的信息,而且也是世界上其他生活方式、社会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的其他关系以及获取与创造知识的其他方式之反映。”文化相对主义得到了充分的认可,这是对历史文化的承认和尊重。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传统一概斥为落后、愚昧、迷信。事实上,在某些我们曾经称之为落后、愚昧、迷信的文化传统中,保存着一个民族的生存智慧。
  一个民族需要传统。只有建立在传统之上的文化演进,才能使一个民族继续作为自己而不是成为别人。


环境保护不能仅靠科学
 
  与会者认为,今年年初发生的关于敬畏自然的争论,把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之争具体化、大众化了。《宣言》中对于科学主义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表述,在这场争论中有了充分的表现。通过这场争论,“反科学”一词曾被赋予的意识形态特征被进一步消解。部分科学文化学者直接加入了这场争论,表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
  会者认为,敬畏自然是保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所必须持有的一种态度。人是有限的。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在任何具体的时刻,我们都不能说我们已经掌握了自然的全部规律。大量的科学的负面效应表明:科学不能保证我们现在的行为注定是对人类有益的,也不能保证科学曾经造成的负面效应是注定可以挽回的。科学主义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本质的规律,能够依靠科学征服自然,是一种无知的狂妄。对此,恩格斯早已有过经典表述。
  敬畏自然的态度首先在于承认人的有限,所以在自然面前表现出谦逊和尊敬。敬畏自然的态度也表现了人的有知。人类对自然了解的越深,就越能认识到自然本身的庞大、精巧、神秘和神圣,越能够认识到,我们对自然的了解是多么的少,征服自然是多么的荒谬。
  根据科学主义的本质论和进化假设,社会是单向进化的,发展的。由此,科学主义预设的未来,是建立在科学及其技术之上的、具有控制物质世界强大能力的人类社会。在这种冥尺逻辑之下,越是发展的社会形态,就需要越多的物质和能源供应,就会产生越多的垃圾。这种“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是把人类社会内部的矛盾转嫁到环境之上。
  与会者认为,当前的环境问题已经到了极为严峻的地步。环境问题不仅仅是科学问题,甚至首先不是科学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是对发展的理解问题,是社会公正问题,是民主问题。
  在怒江建坝和圆明园事件中,根本问题不在于科学意义上的可行性与否,方案的对错,而在于利益之争。在每一个将会造成严重环境问题的重大工程之中,都会存在国家和所在地公民的长久利益与大公司和相关部门的短期利益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往往前者处于弱势,而后者则有着巨大的经济强势和政治强势。与会者认为,推进决策的民主程序,使公众有充分的话语权是极为必要的。每个人对此都有自己的权利,而这个权利与他具有多少科学知识无关。例如,要求每一个持反对建坝观点的人士具有足够的专业知识,这是一种偷换概念的诡辩,它把民主决策问题转化成了技术可行性论证问题。
  解决环境问题不能仅靠科学,更不能仅仅依靠某一门科学。来自情感的、民俗的、文化的、审美的、信仰的……等各种因素都可以成为环保的思想资源,都可以加入到环保事业中去。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但是地球上不只有人类。作为自然界最强大的物种,人类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做一个有道德的物种——重建与其他物种的和谐关系,重建新的动物伦理和环境伦理,才有可能重新恢复与大自然的和谐。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逐渐推进公众对动物权利的认可、促进动物权利的立法,直到最后承认自然本身的权利。


关于科学传播

  与会者还回顾了近些年对于科学传播的理论建设。提出了如下论点:
  ○ 科学传播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传播”。“为什么传播”决定了“传播什么”、“向谁传播”以及“怎样传播”的问题。我们认为,科学传播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社会和谐。“为什么传播”的问题,涉及到我们对文明的理解,对发展的理解,对幸福的理解,取决于我们对未来和谐社会的构想,取决于科学在这种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
  ○ 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中,人们的观念、利益和立场是多元的,无论是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乃至科学和技术政策的制定以及科学传播活动,都不是单一利益主体的行为,而是具有复杂多样利益主体的利益博弈和妥协,并不存在一个完全单一的、铁板一块的科学、科学共同体和科学传播。
  ○ 应该提倡学者视角的公民立场,此种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区别于各级政府的立场、国内外公司的立场、科学共同体中各种利益群体的立场、民间组织的立场等等。我们认为,上述这些立场的相互影响,才能共同形成和谐社会的科学观。
  ○ 自然科学研究及相关的技术开发不仅仅是纯粹的认知活动,而是由具有利益的主体所从事的社会活动,深受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活动的影响。与之相关,科学传播活动和理论研究同样也是价值负载和利益相关的(不是完全价值中立的)。在世界范围内,科学传播的模型先后经历了“中心广播模型”、“缺失模型”和“对话模型”三个主要阶段。在中国,这种观念上的变化也于近十几年在激烈的争论中展开。
  ○ 我们认为,既要关注一阶科学传播(如科学知识的传播),也要关注二阶科学传播(如科学家是如何获得知识的、当代科学是如何运作的、科学家如何申请课题以及如何发表论文、什么是同行评议、科研活动面临的伦理问题等)。科学传播活动不但要传播具体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实用技能,还要传播当代科学的社会运作方式、科学技术的历史、科学技术的方法论等等,以及科学技术的局限性。
  ○ 公民有权了解科学技术活动的全貌,包括科学技术的确定方面和不确定方面;有权尽可能提前获悉科学技术活动可能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包括科学技术的风险和危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种种负面影响。
  ○ 可以预见,我们理解的科学传播事业,在未来中国的社会演化过程中可能会遭遇观念上及利益上的冲突。这些冲突可能比目前单纯来自“科学意识形态”方面的个别极端的、非理性的攻击严重得多。
  ○ 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并且还将继续发生社会、经济、文化的巨大变革,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格局和分配方式都将重新洗牌。这种利益关系的变化,将对科学传播事业产生深远的影响。市场化和民主化进程,一方面将使得各种群体的利益得到进一步表达和重视,多元化的思维模式越来越能为人们所接受;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资本-权力-知识的“神圣同盟”,又将以新的共谋形式在某些方面进一步强化乃至产生新形式的“科学意识形态”,其隐蔽性更强,更需要进行系统研究。
  ○ 如何充分认识科学文化的多元性、开放性和建设性,是科学传播事业发展的一个关键。必须充分尊重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不同声音,尊重科学共同体外不同利益集团的立场,尊重不同文化的价值,对非主流观点敞开发言渠道,尊重科学之外的文化形式。不是要考虑如何尽可能地消除歧见,而是要考虑如何尽可能地丰富人类的思想存量,保全和发展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 我们提倡: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坚持和谐的立场,反对急功近利的人类中心主义;坚持公众的知情同意及参与权;在涉及科学和技术的问题中,要充分考虑相关的伦理原则,保障社会公正;捍卫传统文化与地方性知识的合法性,反对以科学的名义摧毁或排斥文化的多样性。

  目前,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也都面临着选择和考验。我们相信,只有各种文化充分对话,充分协商,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文化多样性是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人美其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此次会议与会者如下(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范岱年、韩建民、江晓原、蒋劲松、靳琼、李大光、刘兵、刘华杰、苏贤贵、田松、王洪波、肖显静、杨虚杰、尹传红。


  (本备忘录之简要版发表于2005年12月28日《中华读书报》13版,此处为完整版)

 

 

2005年12月31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