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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5年12月9日《文汇读书周报》
南腔北调(39)


嗟乎,科普书当如此也!
——关于《改变世界的方程》

□ 江晓原  ■ 刘 兵

 

  □ 这是一本非常引人入胜的书——这么说其实还是太苍白无力了。
  当年汉高祖刘邦“微时”,有一次在咸阳瞻仰秦始皇帝出巡,不胜欣羡,感叹道:“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当我读到《改变世界的方程》这本书时,一瞬间,脑子里就跳出了标题上的这句话。
  从汉高祖,我又联想到宋人刘克庄《沁园春》词中“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的名句,这种假想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相逢的情境,本来是相当有想象力的,只是在我们这里被搞笑的“关公战秦琼”给糟蹋了。
  本书作者是著名物理学家,他显然是受到伽利略《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的启发,所以也采用了三人对话的形式来阐述本书的主题。但是书中选定的对话三人却极具创意——他们是牛顿、爱因斯坦和所谓的哈勒尔教授(可以理解为就是本书作者)。这是与本书主题极为切合的。

  ■ 在普及性的有关科学的著作中,采用对话体,确实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像你提到的伽利略写的对话,就是成功的典型例子。而在这本《改变世界的方程》的书中,作者也是很得体地采用了这种文体,而且是采用了跨时空的对话方式,让三个不在一个时间的人一起交流。试想一下,当你试图在今天面对牛顿,向他介绍在他之后的物理学的发展,并想说服他,让他接受相对论,这是多么有趣的一件事?类似地,这种跨时空的对话体,在像《哥本哈根》那样的戏剧中,也是被成功采用过的,只是此书的主题不同而已。
  我们看到,此书实际上是以爱因斯坦著名的质能方式为背景和主线,以牛顿以来的重要物理学概念和问题作为结点,以对话的方式,写就了一本非常独特的近现代物理学史。而且,这样的物理学史,尽管在虚构场景与对话的意义上,不属于那么标准典型的科学史,但在普及的意义上,却显然更有利于普通读者了解和理解作者想要讲述的内容。这应该是一种特殊的类型的普及式的科学史写法吧,你说呢?

  □ 确实,我们将本书看成一本牛顿以来的物理学简史,也是完全可以的。如果这样看问题,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科学史著作还从来没有人这样写过。
  本书的主题是相对论、时空结构和质能关系。作者让三个来自不同时代的人聚在一起讨论同一个主题,这本身就给各种想象的花絮提供了丰富的空间,所以书中许多妙趣横生之处,每每让人会心一笑。牛顿起先对自己的绝对时空充满信心,但是随着讨论的深入,他逐渐接受了相对论。至于哈勒尔教授,当然也不能扮演傻瓜的角色,他的优势在于,他比牛顿晚去世250多年,比爱因斯坦也晚去世33年(原书初版于1988年),他知道物理学在两位伟人身后的各种新进展,因此也能够在讨论中提供有益的意见,尽管他“确实感到与这两位物理学巨匠为伍有点胆怯”。

  ■ 至少在我的印象中,我还真没有读过这样一种特殊类型的科学史。其实,作者展现的虽说是爱因斯坦和作者在与牛顿的交流中解说相对论及物理学后来发展的情节,但实际上,牛顿几乎是作为作者想要为之解说的普通读者而存在于此书中的。因为,对于普通人来说,在没有学过相对论和现代物理学之前,心中所想像的有关概念(这也部分地与大众传播有关),更多地是那种比较经典的物理学观念。作者和爱因斯坦说服牛顿的过程,不也正是作者想要说服那些普通读者并在同时向他们普及现代物理学知识的过程吗?

  □ 正是这样。其实书中爱因斯坦和哈勒尔说服牛顿的过程,我想你我在一定程度上也亲历过。我清楚地记得,当年我在南京大学,学完理论力学之后,牛顿的绝对时空体系已经在我头脑中建造得美仑美奂,接下来学电动力学,开始接受狭义相对论,再往下是广义相对论,要求我们超越牛顿的体系,这个过程,其实和本书中牛顿逐渐被说服的过程是很相似的。只不过那时努力说服我们的不是爱因斯坦,而是南京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以及那些物理学参考书而已。
  本书还有一点也让我印象深刻。作者在引言中说:“任何一个为普通大众撰写科学著作的人,都必须仔细地斟酌讲什么,尤其是不讲什么。”这实在是高手深有体会之言。国内的许多科普著作之所以不能吸引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于“不讲什么”未能仔细斟酌。许多作者总想面面俱到地将所有事情都讲到,结果读者一打呵欠,一扔书,就全都白讲。

  ■ 这个问题,恐怕就是在科普写作中必须要有所放弃的重要意义吧。其实这也是一个治史的问题。任何一部历史必然都是有删节的,这本是史学的常识。普及性的科学史又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科普形式,而在将史学与科普相结合时,删节的问题就更为突出了。这也是该书作者给我们的科普作家们的一个重要的经验和启示。

  □ 这里我又想到形式和内容的关系问题。本书采用假想的牛顿、爱因斯坦和哈勒尔教授的“超时空对谈”形式,除了增加阅读趣味之外,还有一个功能:可以将作者自己的某些人文情怀融合进去,例如书中牛顿对现代设施的感受和评论之类。
  也就是说,某种形式的采用,会影响内容的取舍。而我们以前的老生常谈是所谓“形式为内容服务”,这就将形式变成完全从属的、跟随在内容后面的东西,而忽略了形式本身对内容的作用。我有一个猜测:对形式的重要性、能动性的忽视,也许是我们的科普作品不能吸引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不知你以为如何?

  ■ 是的,正是如此。也许,对我们过去和目前的科普创作状态和问题,是需要进行一些系统的梳理和反思的,而这里讲到的写作的形式重要性,只是反思中的一个问题而已。正像许多历史研究一样,对过去的成就,没有人可以全盘否定,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应该对历史进行反思。在反思中所发现的问题,既然存在于历史中,那肯定是有其历史理由的,但历史中的理由不应该成为在现实中依然守旧的理由。可惜的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系统地回顾中国科普创作史的著作,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过。
 

  《改变世界的方程——牛顿、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德)哈拉尔德·弗里奇著,邢志忠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定价:2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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