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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5年10月21日~11月18日《科学时报》


唯科学主义在中国
——历史的回顾与批判

范岱年

 

  近年来,关于唯科学主义(Scientism)或科学主义的讨论又一次在我国学术界兴起。唯科学主义在国外是一个贬义词,是对那种把自然科学看做文化中价值最高部分的主张的一种贬称。([1])而有意思的是,我国有一些科学主义者却把这当做一个美称来加以提倡。([2])
  关于唯科学主义的定义,国内的学者已作过许多详细的介绍。强唯科学主义是指“对科学知识和技术万能的一种信念” (见《牛津英语词典》)。弱唯科学主义是指“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被应用于包括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研究领域的一种主张” (《韦伯斯特大词典》)。([3])在前苏联和我国,唯科学主义有一种变形,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科学主义”,这是一种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看作是一种“万能的科学”,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的主张。
  本文拟对唯科学主义在中国的流行及其危害作一历史的回顾,并稍作批判。


一、 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科学与玄学)大论战

  正如胡适所指出,自清末变法维新以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对它表示轻蔑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4],胡序)可是,在1919到1920年间,梁启超与张君劢等人到一次大战后的欧洲考察。在考察中,他们深感到,欧洲科学虽然发达,但仍不能避免世界大战的浩劫。由此可见科学并不万能。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应邀到清华学校作题为“人生观”的讲演,认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4],张君劢,“人生观”)
  张文发表后,马上遭到地质学家丁文江的尖锐反击。丁称张君劢为玄学鬼,并指出:“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它的材料,在它的方法。”“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4],丁文江,“玄学与科学”)唯物主义者吴稚晖提出了漆黑一团的宇宙观和人慾横流、“两手动物演戏”的人生观([4],吴稚暉,“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得到了胡适的赞扬。胡适本人还提出了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共10条,前9条谈的都是科学的结论,最后一条提出人要“为全种万世而生活”的最高宗教。([4],胡序)这些唯科学主义者都忽视了人生观是有关人生的目的、意义与价值的;忽视了科学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有根本的区别。爱因斯坦说得好:“科学不能创造目的,更不用说把目的灌输给人们;科学至多只能为达到目的提供手段。但目的本身却是由那些具有崇高伦理理想的人构想出来的。...由于这些理由,在涉及人类的问题时,我们就应当注意不要过高地估计科学和科学方法;我们也不应当认为只有专家才有权利对影响社会组织的问题发表意见。”([5],第268页)
  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在总结这场争论时说:“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他还相信“‘唯物的历史观’为完全的真理”。([4],陈序)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则认为这场争论“所论的问题在于承认社会现象有因果律与否,承认意志自由与否,别的都是枝节。”他的回答是:社会现象同自然现象完全一样,有其“因果的必然”;社会发展的“最后原因”是生产力,最后结果是社会主义,这就是历史发展中的“天道”。一切英雄豪杰、理想家或天才,只有成为社会变革的“历史工具”,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6])陈独秀和瞿秋白在这里把唯物史观等同于科学,等同于“完全的真理”,等同于社会现象中必然的因果律。其实,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看待社会、历史的重要观点。但马克思从来没有用过“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词,而是由恩格斯创造的。([7],第111-112页)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但他并没有把这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的因果律。马克思在1844年,既强调自然主义,也强调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8])而瞿秋白要人做“历史工具”,完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方面,成了单纯的自然主义和唯科学主义者。龚育之曾批评郭颖颐,不应该把陈独秀说成是“唯科学主义者”,因为陈独秀既提倡科学,又提倡民主,欢迎德先生和賽先生。([9])确实,陈独秀在1919年提倡过科学和民主,但在一年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把阶级斗争学说作为至高无上的原则,而认为“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10])根本予以否定。所以,郭颖颐说科玄论战中的陈独秀是唯科学主义者,应该说是恰当的。([11],第65页)
  正如李泽厚所指出的那样,这场大论战,“如果纯从学术角度看。玄学派所提出的问题和所作的某些基本论断,例如认为科学并不能解决人生问题,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有根本的区别,心理、生物特别是历史、社会领域与无机世界的因果领域有性质的不同,以及对非理性因素的重视和强调等等,比起科学派虽乐观却简单的决定论的论点论证要远为深刻,它更符合于20世纪的思潮。”([12],第59页)可是,在科学在中国有无上尊严的形势下,“这场论战却明显地是以‘玄学鬼’被人唾骂,广大知识青年支持或同情科学派而告终。(同上)


二、 从1927到1949,中国左倾的知识分子日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科学主义

  1927年,国共分裂。国民党取得政权。从1927到1937年,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可是戴上科学桂冠的马克思主义却继续得到广泛传播。突出的例子是艾思奇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哲学》,在1934年开始发表,以后合编成书出版。在12年内竟再版32次。([11],第164-165页)有意思的是,国民党的理论家陈立夫,为了与马克思主义相抗衡,写了一本《唯生论》。“他对科学的滥用表现了一种粗劣的唯科学主义变态”,([11],第161页) 其影响显然无法与马克思主义相比。
  我本人的经历也可以表明马克思主义唯科学主义在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影响。1940年,当时我14岁,住在重庆赖家桥,我和住在附近的孩子剧团的小朋友们一起学了《社会发展史》,我也常到政治部第三厅的图书馆去借阅苏联和进步小说,初步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1948年,在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影响下,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浙江杭州参加了革命,也参加了“科学时代社”,([13])这是一个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科学工作者组成的科学团体,有许多大学的理工科青年教师参加。我在这里第一次学习了“自然辩证法”。当时我因为缺乏哲学、科学哲学和人文学科的素养,幼稚地以为:学习了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发展史就掌握了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学了自然辩证法就掌握了自然界发展的普遍规律,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唯科学主义的理解。


三、 从1949到1976年,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唯科学主义在中国大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1950年,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给马克思主义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14])这一定义长期为我国许多书籍和教材所引用。这是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的唯科学主义的定义。按照列宁的说法,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15])按照我今天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观察世界的观点和方法,具有重大和深远的影响。但它不是经验科学,它的许多命题是不能用经验证实或否证的。政治经济学是科学,但需要与时俱进,需要发展。社会主义学说,在今天看来,还很不成熟,否则邓小平怎么会说我们还要摸着石头过河呢。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是一个伟大的理想,是十分重要的价值观。斯大林把哲学、价值观与具体科学相混同,其后果是不好的。
  按照当时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哲学社会科学是有阶级性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服务的,是伪科学,应予取缔,这方面的教师、专家,不能再讲课,需要改造思想和学习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所以仍可以讲授和学习。但因为西方世界的科学家大都出身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这种观点会渗透到科学著作和教材中去,因此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批判西方自然科学家的唯心主义观点。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1952年4至6月间,政务院文教委计划局科学卫生处和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先后召开了三次会议,不少原科学时代社社员如孟庆哲、吴征镒、汪志华、何成钧等和科学卫生处的何祚庥都参加了。会议上大家基本同意的结论整理成一篇题为“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长文,在《人民日报》和《科学通报》上发表。文章中写道:“米丘林生物科学是自觉而彻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生物科学的伟大成就”,“是生物科学的根本革命”,“它用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它的哲学基础,证明了生物发展的辩证过程。”文章把摩尔根染色体遗传理论打成“伪科学”,而把真正的伪科学(即勒柏辛斯卡娅的细胞形成学说和波什扬的病毒和微生物相互转化学说)当成苏联的先进科学而加以表扬。([16])又如1952年《科学通报》刊载了6篇苏联科学家批判鲍林的“共振论”的文章,认为共振论是唯心的、反动的伪科学。([17])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鲍林却因为这项工作获得了1954年诺贝尔化学奖。老实说,在当时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苏联先进科学的号召下,许多人(包括我自己)还看不出这类批判的问题的。但在今天反思时,难道还看不出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唯科学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万能的”科学、用哲学来代替科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评判科学的标准)的错误吗?!历史证明,这些批判对苏联和我国的生物科学和化学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例如,1954年冬,四川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遗传学家鲍文奎经营多年的培育高品位多倍体品种的试验田被铲除。我国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驌在1955出版了一部《植物分类学简编》教材,就因为书中批评了李森科主义的错误,竟被批判为反苏、反共、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的“罪行”,该书被全部销毁。([18],第182-192页)这些粗暴的行为,对我国生物科学的摧残,是可想而知的。
  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双百方针”。8月,在青岛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肯定了摩尔根遗传学是科学,是不同于米丘林生物学的另一个学派。1957年初,中共中央鼓励广大知识分子鸣放。许多社会学家提出了恢复社会学的建议。6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其中“关于社会科学的问题”一节提出了:“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不要以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某些学科解放后竟被废除”。“过去研究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的人很多转业了。”“过去许多课程因为苏联没有就被取消了。”他们建议,“对待旧社会科学应当是改造而不是取消。因此应当恢复的应即采取适当步骤予以恢复”。([19])不久开展的反右派斗争把这个建议批判为“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批判者认为“右派分子企图用‘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办法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所谓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实际上是不科学的。人类历史和社会现象的研究,真正成为科学,是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里才开始。”([20])。这样,曾昭抡、钱伟长和费孝通等许多社会学家都被打成“右派分子”,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他们的善意建议,被看成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毒草”,看成是“向党进攻”。
  在1966年开展的文化大革命中,不仅要批判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思想,不仅要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而且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21])毛泽东被说成“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的天才”,毛泽东思想被说成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22])在这种绝端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气氛中,文化革命成了反人道、反科学、反文化的浩劫。


四、 从1978-1989年,唯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之争

  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解放思想的号召下,中国学术界开始有了生机,又一次出现了唯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争论。海外有位华裔学者华世平,写了一部题为《唯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毛以后的中国的两种文化》,([23]) 论述了这一时期的争论。他举出了唯科学主义的三个代表人物:马克思主义的唯科学主义者胡乔木,技术决定论者苏绍智,经验的唯科学主义者金观涛。他也举出了人道主义的三个代表人物: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者王若水,儒家人道主义者李泽厚,批判人道主义者甘阳。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胡乔木与王若水的争论。胡乔木坚持列宁、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学说都是科学;认为强调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马克思是早期、还不成熟的马克思;作为世界观的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24])王若水则认为,人是哲学的出发点,从青年马克思到老年马克思都坚持人道主义的价值观,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异化,社会主义需要人道主义。({25})在争论过程中,胡乔木利用手中的权力,给王若水以严厉的党纪和行政处分,但并没有把王若水压服,对王的答辩也没能作进一步的反驳。胡乔木在1982年9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践”一文,他说,共产主义运动已取得进展这一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是正确的,共产主义是必然会成功的。([23],第58页)这样的论证是缺乏说服力的。
  苏绍智自称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历史的发展有客观规律,它决定于生产力,而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23],第66页)作为科学,马克思主义也具有不完备、可超越、可证伪的特征。([23],第69页)苏说马克思主义可以证伪,本意是要给马克思主义带上科学的桂冠,结果却被某些人以为是在攻击马克思主义,险些受到处分,幸好有朋友替他解释,才免了此一劫。不过,实事求是地讲,马克思主义中的哲学、社会主义价值观是无法证伪的。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表示,他们并不赞成简单的经济决定论。([23],第67页)
  金观涛倒真是想用科学方法去研究哲学与人文学科的唯科学主义者。他想用量子力学证伪唯物论,想用控制论、系统论取代辩证法,([26])用它们来研究、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科学史。([27])但他的哲学、科学哲学、历史的基础不够深厚,他的理论还有许多可商榷之处。([23],第83-87页;[28])
  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华世平遗漏了一个唯科学主义者。他就是查汝强,他是马克思主义的(或自然辩证法的)唯科学主义者。他认为“自然辩证法是研究自然界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自然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29],第15页)他还提出了自然辩证法的范畴体系和三条宇宙总规律,并据此否定认为宇宙是有限无界的现代宇宙学,([30])发表了“二十世纪自然科学四大成就与辩证自然观”一文。([31])他的这些文章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从1986年到1988年展开了热烈的争论。([32])但他得到了何祚庥的坚决支持。([33])
  华世平把李泽厚作为儒家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其实并不恰当。([23],第109-124页)因为他主张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不赞同把马克思主义解说为人道主义,([12],第199-204页)提出以“西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为体,中学为用”。([12],第311-341页)我认为中国文化书院的汤一介更适合于做这方面的代表人物。([34])
  批判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甘阳是所有代表人物中最年轻的,但他对西方哲学(从康德到现象学、诠释学、存在主义,到新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却是了解最多的。他作为“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的编委,编辑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人文研究丛书》以及《当代中国文化意识》一书。他着重学术的批判和建设,但不直接参与现实政治。他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反对新儒家,也批判唯科学主义和西方的现代化。([23],第125-133页)甘阳赞同哈贝马斯的观点,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与政治压迫相联系的。“对自然的支配总是与对人的支配相联系的。”在科学技术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时代,个人的生活就日益支离破碎了,科学和技术只能帮助我们评价我们的一些目的的一致性,但不能帮助我们决定哪些目的是真正有价值的,或有道德义务的。([23],第135页)
  在这些代表人物之间,除了胡乔木和王若水有正面的交锋外,一般都是各有自己的阵地、团体、读者,互不交锋。李泽厚还支持金观涛用控制论解释中国历史的尝试。这表明毛以后的中国,学术思想已比较多元化了。


五、 21世纪初开展的有关唯科学主义之争

  2000年6月8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对何祚庥院士的访谈,题为“我为什么提倡科学主义”。([2])2001年9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何祚庥在上午开幕式上又一次提倡科学主义。龚育之在发言中,把提倡科学精神混同于“科学主义”,说把“重视科学,提倡科学精神叫做科学主义也无妨。”([35])我在下午的发言中表达了不同意见,([36])可是他们二位都已离席,没有听到。2002年11月21日至22日,京沪两地的若干从事科学文化研究的学者举行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发表了题为“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的“学术宣言”。对科学主义进行了分析批判和反思。([37])2003年10月14日,在“邓小平批准成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龚育之作了题为“科学与人文:从分隔走向交融”的长篇发言,反对对科学主义的批判。([9])那天下午我作了即席发言,发表了不同意见。2003年12月12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科协科学与社会论坛”第一次研讨会。龚育之没有到会,但提交了一篇论文。主讲人何祚庥作了题为“我为什么要批评反科学主义”的发言。([38])接着有八、九位到会者对科学文化人的反科学主义的宣言进行了批评,遗憾的是被批评者都未被邀请与会。只有一位到会者肖显静发表了一些不同的意见。([39])2004年4月30日,何祚庥又在《科学时报》上发表了“我们和‘反科学主义’者的根本分歧何在?”一文。([40])此后,直到今年,全国报刊上仍不时出现一些有关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文章。这些文章中有不少好的意见,限于篇幅,我不再重复。因为何祚庥是反对反唯科学主义的领军人物,所以我要对他的几篇文章中的论点表示一些不同意见。
  1.何祚庥说:“反‘科学主义’的后果就是‘反科学’”。([38])我在前面说过,反对唯科学主义,就是反对科学万能论或科学方法万能论,我们不反对科学和科学精神。但是,甘地说过,“没有人文关怀的科学”是七大社会罪恶之一。所以,像为细菌战服务的那种“科学”,我们是可以反对,也应该反对的。
  2.何祚庥说:“争议在于科学的方法,...能不能应用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38])我的意见是,社会科学作为科学,当然应该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但是,因为研究对象不同,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不完全等同于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我们认为,主要的争议是自然科学方法能不能解决人文学科的问题。唯科学主义者认为能,我们认为不能。因为哲学、道德哲学要解决的是人生的意义与价值问题,是有关“善”的问题,是价值判断问题;艺术是解决“美”的问题,是审美判断问题。而科学主要是求“真”。二者不能混同,也不能取代。
  3.何祚庥说:“人们对于自然或社会的认识,能达到真理的或科学的认识,并且这种真理的认识或科学的认识,必定是一元化的认识,亦即客观真理只有一个。”([40])何进一步依据“神舟”五号的火箭的设计中,人们用的是牛顿力学,而且取得了成功,因此牛顿力学是力学领域中唯一正确的力学,是唯一的客观真理。
  我们认为,牛顿力学是一个理论体系,其中包括绝对时空观,牛顿力学三定律,伽利略变换,万有引力定律等。设计神州五号火箭成功,并不能证明绝对时空观就是客观真理,绝对时空概念具有很大的主观约定的成分。何向“反科学主义”人士挑战,认为对方举不出一个实例,证明力学领域中还有另一套“观点和理论[与牛顿力学]不一样的”而又不能说“一定是错误的力学”。([40])其实,我们很快就可以举出一个实例,这就是相对论力学。它的时空观、洛伦兹变换等与牛顿力学是不一样的,但不是错误的。而且它还有比牛顿力学优越的地方,它不仅可用来设计神州五号火箭,还可以用来设计牛顿力学所不能胜任的粒子回旋加速器哩。
  真理问题,是哲学、科学哲学中长期争论的问题。唯物论者、实在论者主张真理符合论,即真理要符合客观实在,经验论者主张真理融贯论,即真理要融贯地说明一切经验。实用主义者认为应用有效即是真理。现象论者认为真理乃是存在者之解蔽。如此等等。何祚庥断言牛顿力学是力学领域中唯一的客观真理,但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论证。我们知道,牛顿在创建和应用牛顿力学的过程中,充分运用了还原论(或简化论的方法。他把天体简化为质点,在说明开普勒定律和计算行星轨道时,把行星之间的相互吸引力略去不计。所以,按照牛顿力学算出来的行星轨道,并不完全符合客观实际,而只是一种近似、有效的描述。按照唯物论的真理符合论,它并不是唯一的客观真理。
  4.何祚庥说,反对唯科学主义,“是反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潮”,“是...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是在那里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40])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乃至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学说,是否已达到“科学的”、规律性的认识?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说明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学说没有成功。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断革命的学说把中国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邓小平说,“要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搞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放弃计划经济,开始实行市场经济,我们不再强调阶级斗争,而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这些都表明,我们要对社会主义达到科学的认识,还需要一个实践、尝试的过程。
  第二,是关于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的问题。这里关系到用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以及如何指导的问题。前面已经说过,在上世纪50年代初,在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名义下,有许多社会科学(如社会学)被取缔了。社会学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恢复。1952年,何祚庥以政务院文教委计划局干部的名义,参加了三次生物科学座谈会。这三次座谈会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名义,主张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把摩尔根遗传学打成“伪科学”,而把真正的伪科学(勒帕辛斯卡娅的新细胞形成学说和波什扬的微生物和病毒相互转变的学说)当成苏联先进科学来大加表扬。([16])时隔半个世纪了,我们恳切地希望,何先生在再次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时,不要重犯半个世纪前的错误。
  5.何祚庥说,“马克思主义是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价值问题...可以...也必须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这表明,何祚庥确实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唯科学主义者。但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不仅仅是,也不全是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重要的、影响深远的观点、方法,但不等于科学,也并不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它也不能取代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方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对研究早期资本主义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但在今天世界日益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与时俱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一种伟大的理想和价值观,但社会主义学说还没有成熟到科学的程度。价值问题当然可以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但人生意义、伦理道德、审美情趣、艺术创造不是仅用科学方法、理性的、逻辑的方法所能解决,这些还涉及感情、意志、灵感、顿悟等等方面。
  总之,关于唯科学主义与反唯科学主义的讨论,是涉及到哲学、科学的一场历史悠久的学术讨论。需要平心静气的、深入细致的、充分自由的讨论。何祚庥喜欢给对方反唯科学主义者扣上反科学、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的帽子,责问对方是“代表哪些人群的利益”,站在什么“立场”,([40])是否不利于营造我国学术界内的和谐气氛呢?
  写到这里,觉得也有必要对“科学文化人”的“学术宣言”提一点意见。这个“宣言”概述了现代国际上哲学、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的研究成果,也吸取了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环境生态主义等等的观点,剖析了唯科学主义的历史功过,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论述过于简单,没有划清反唯科学主义与反科学的界线,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国科学还比较落后,还正在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情境(Context),因此引起了何祚庥、龚育之先生等的误解、忧虑和反对。举个例子说,还原论对现代科学(从牛顿力学到原子物理、基本粒子物理、到分子生物学)的发展,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今天看到了还原论的不足之处,但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还原论(简化论)方法可能还取消不了。因为现实世界是太复杂了。科学如不作些简化,几乎就无法前进。牛顿当时如不把行星之间的引力简化掉(把多体问题简化为二体问题),他是很难说明开普勒定律的。又如江晓原2003年1月24日发表在《科学时报》上的文章“科学本身不可以被研究?”([41])对科学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科学哲学家与科学家的关系的叙述,也太简单化了,有的地方可能也不太符合实际。据我所知,有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对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还是很赞赏的。而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论,有悠久的历史根源,至少要追溯到康德,决不是科学哲学家“因爱生恨”而开始采取的临时“策略”,也不能通俗化为“少数人在房间里商量出来的”,这样的通俗化,把社会建构论也太简单化了。这样,只能引起不了解科学哲学新近进展的人的误解和反感。
  回顾我国80多年来有关唯科学主义的讨论,可以看出,作为学术讨论,这种讨论对哲学、科学哲学以及科学的发展是有益的。但如果像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科学主义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据此来取缔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条来批判、取代具体的自然科学,则会产生巨大的危害。


六、 唯科学主义的渊源和当代的自然主义

  自从近代科学建立并发展以来,哲学中的认识论的基础主义(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和本体论的自然主义(唯物主义)都有所发展。这种哲学把科学看做文化中价值最高的部分。反对这种观点的人把这种观点贬称为唯科学主义。([1])但实证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都乐意把自己称为自然主义者。实证主义后来发成为逻辑经验主义,他们有很强的自然主义倾向,要取消形而上学,强调实证方法,要建立统一的科学和科学世界观。唯物主义后来发展成辩证唯物主义,他们也有很强的自然主义倾向,反对机械论的形而上学,强调实践,也要建立统一的科学。但由于西方世界有很强的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传统,所以他们也重视人本主义。逻辑经验主义者费格尔说,“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应该是我们的箴言。”([42],第1页)而马克思也说,“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42],第1页;[8],第77页)(可是前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片面强调科学主义,而忽视了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
  可是,自然主义哲学今天在世界上仍很有影响。例如,澳大利亚的C. A. 胡克,他致力于自然主义实在论的研究。他们把自然界、人类社会都看成是非线性的、不可逆的和功能上不可还原的复杂动力学系统。他们已尝试对真理和理性作了自然主义的(或科学的)说明,虽然其中的困难是令人生畏的,“对善和美尚未作任何说明,但他们仍希望对善与美作出自然主义(或科学的)说明。其中的困难将更加难以克服。([43])所以,今天仍有人认为科学是可以对伦理道德和审美判断作出自然主义的、科学的说明的。当然,要完成这一任务,是十分困难的。由此可见,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争论,将是长期的。


七、 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文明的复兴

  新中国在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方面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中国正在和平崛起。但在政治体制改革、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建设方面还有十分艰巨的任务。现在提出“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关心弱势群体“,是一巨大进步,是对唯科学主义的有力批判。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必须加强中国的文化建设,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国的文化建设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国自身的优秀传统文化,需要继承五四传统,吸取世界的优秀文化(既要人文,也要科学),也需要继承发扬马克思主义中的优良传统,融合创新,才能成功。光靠科学是不够的。
  甘阳提出,中华文明的复兴,需要三种传统的融会。一种是中国儒道互补的传统,仁爱是这种传统的精髓,第二个传统是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平等与参与的传统,第三个传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对于市场经济的信念和对于自由的追求。甘阳认为,“中华文明未来的形态,很可能是三种传统在相互冲突之间的融合与交融。”([44])我基本赞同甘阳的意见,但觉得也要继承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努力吸收外来文化,包括科学,民主,自由,人权,个性解放等等启蒙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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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R. S. 科恩,《当代哲学思潮的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页。
[43]C. A. 胡克,“自然主义实在论:纲要和研究纲领”,《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年第2期,特别是第5页注1。
[44]“甘阳访谈: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复兴”,《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12月30日,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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