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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5年10月13日《南方周末》


天学:古代的政治巫术?
——黄一农和他的《社会天文学史十讲》

江晓原

 

  所谓“社会天文学史”,在大陆对应的措词是“天文学史的外史研究”——都是听起来陌生别扭的名词。一定要换成大白话来说,就是研究历史上星占、历法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从科学史研究的背景来看,这种“外史研究”是近一二十年来比较热门的新潮,或者说也是一种学术中的“时尚”。
  在这一学术的“时尚”潮流中,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黄一农教授,是彼岸最重要的弄潮儿之一。这部《社会天文学史十讲》,以严格的学术文本,传统的文献考据功夫以及现代的天文学方法,研究了中国古代对天象所赋予的星占学意义,揭示了在政治运作中对天象的伪造和利用,而书中对中国古代择日、通书(皇历)等方术的研究,则颇有文化人类学色彩。
  此书中的绝大部分文章,我早就读到过,有的是从当初发表的学术刊物上读到,有好几篇甚至在发表之前作者就将稿子寄给我看了——因为那时我们经常交流各自的工作。

  我和本书作者黄一农教授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7年前。1988年,我去巴尔的摩参加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的第20届年会,在那里遇到了也来与会的黄一农。当时他尚未大举进入本书的研究领域,我也刚刚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也不属于这一领域。不过事后回顾起来,我们当时各自已经做过的工作,其实都给日后进入这一研究领域埋下了伏笔。
  IAU的年会通常人数众多,过程冗长,要开一个星期,所以会上我们常会见面。记得当时我们有过一次稍具特色的交谈。那天他问我,大陆研究天文学史的有哪些重要学者?我当然先向他历数了诸位成名前辈,象席泽宗院士、薄树人教授(已故)、陈久金教授、陈美东教授等等,还提到了刘金沂先生(已故)等人,他接着问:还有谁呢?我就直言不讳地说,那就要算到我了。当时黄一农也直言不讳地问道:那我怎么没读到多少你的论文呢?我回答说,你马上就会读到的。
  事实上,当时我刚刚进入我学术论文的高产期,虽然还没有发表很多论文,但是写作冲动频繁,而且充满自信,知道将会有一大批论文次第面世,所以才有上面这样一段问答。我非常喜欢黄一农谈话中的风格,此后我们就成了朋友。不久我们各自都进入了同一个研究领域,海峡两岸的学术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密,我们各自都关注着对方的工作。

  在本书自序中,黄一农自述先前曾立志研究理论物理,从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本来是少年盛气万丈雄心,一门心思奔着理论物理前沿去的。没想到这年李政道从中国大陆考试选拔了六名优秀学生进入哥大,恰恰成为黄一农的同班同学。造化弄人,“几位内地同学考出的高分令我梦碎”——因为根据哥大物理系的规定,必须博士资格考入前三名者才可读理论物理。于是黄一农转学天文学,并于1985年顺利获得哥大的博士学位。不久应聘至马萨诸塞州立大学天文系,从事无线电天文学研究(这是台湾的说法,大陆的标准名称是“射电天文学”)。
  关于上面这段“内地同学考出的高分令我梦碎”的故事,当年在巴尔的摩时黄一农就讲给我听过,看来这是他比较喜欢讲述的往事之一。我想这反映了黄一农的自信。事实上他并未因为理论物理之梦破碎而抱憾太久或放弃学术,甚至可能还有些庆幸——虽然他在书中自谦“让我有幸提早体认自己才气不足的残酷现实”,但是此后当他从天体物理学再次转行进入一系列历史学领域时,成果丰硕,游刃有余,足证他的才气还是非常大的。至于他为何又从天体物理学转向历史,虽然他没有明确谈过具体原因,反正我是特别能够理解的——真是巧得很,我在南京大学天文系读的也是天体物理学专业,但是想来想去觉得这东西总是不如历史好玩,到后来转入科学史研究,不是也混到历史的范畴里去了吗?
  从1989年开始,黄一农“揭举‘社会天文学’的大旗”,大举进军天文学史的外史研究领域,从“荧惑守心”等中国古代的特殊天象出发,进行了一系列的个案研究。这些奠基性的重要个案大部分都收入了本书。1990年,“第六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在英国剑桥召开,黄一农筹划了题为“中国古代天算与社会、政治之关系”的专题讨论会,邀请相关学者进行交流。他在会上提交的论文《择日之争与康熙历狱》颇获好评,不久就被译为英文、日文发表——其中英文由美国的科学史权威学者席文(Nathan Sivin)亲自翻译。
  上和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因为偶然的原因(杂志的命题约稿),也进入了天文学史的外史研究领域。在1990年的剑桥会议上,我提交的论文是《古代中国的政治天文学——独占的通天手段》,而1991年初版的《天学真原》一书是我在这方面的主要成果。那段时间里,我和黄一农都关注着对方在这一领域的工作,我们很自然地相互引用对方的成果。他常往大陆跑,我也去了几次台湾,况且还有在国外的会议,所以也有不少见面机会。在本书中,黄一农回忆上述剑桥那次他筹划的讨论会时说:“在当时参与此一专题讨论会的人士当中,上海交通大学的江晓原教授或是稍后在此一领域用力最勤且成就较大者。”

  黄一农的“社会天文学史”研究,极具特色。
  最突出的一点,是他充分利用了他的天文学知识,来处理前贤从未处理过的课题,或是前贤虽然也曾处理过,但却从未尝试用他的方法理过的。比如,他的《中国星占学上最凶的天象:“荧惑守心”》一文,除了对这一天象本身的认定(火星停留在心宿附近天区)、对该天象所对应的星占占辞的解读等经典动作之外,最吸引读者眼球的,是他对中国史籍中全部 “荧惑守心”记录(共23次)的逐一考证和验算,以及他对历史上所有实际发生过的“荧惑守心”天象(共38次)的地毯式的回推——当然都是在计算机上利用天文软件进行的。由于现代天体力学方法和个人计算机的高度发达,这样的验算和回推已经非常可靠。在这样的科学实证的基础上,黄一农得出结论:
  史籍中23次“荧惑守心”天象记录中有17次是伪造的;而实际上曾经真实出现过的38次“荧惑守心”天象,则绝大部分都未见史籍的记录。
  这样的数据,是传统的历史学家无法得到的;由这些数据所揭示出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古人为何要伪造“荧惑守心”天象?又为何要隐瞒或忽略实际发生的“荧惑守心”天象?等等),也是传统历史学家从未考虑过的。本书中的另一篇文章《中国星占学上最吉的天象:“五星会聚”》,也是一个类似的非常漂亮的工作。
  从确认历史上有伪造“荧惑守心”天象的事实,引发出一系列问题,沿着这些问题追下去,就会有更多的发现。例如,本书中《汉成帝与丞相翟方进死亡之谜》一文,通过详细的文献考证,分析了一个典型的个案:汉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那次伪造的“荧惑守心”天象,是和一场权力斗争密切结合在一起的,那场斗争的结果是丞相翟方进被逼自杀。
  如果翟方进之死、“荧惑守心”、“五星会聚”、“康熙历狱”这一类的个案只是孤立的,或者是很偶然出现的,那还不能据此推出更进一步的结论。但实际情况是,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上,这类事例层出不穷,史不绝书。因此这背后一定有某种更深层的原因。事实上,据我多年来研究得出的结论,天学(或者,许多喜欢美化我们祖先的人喜欢用的名称:天文学),在中国古代,它最初曾是王权确立的必要条件之一,后来则长期成为王权的神圣象征,因此它本质上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巫术——尽管在实施、运作这一政治巫术时确实需要使用天文学知识和方法。
  就这样,黄一农的“社会天文学史”研究,堪称独树一帜,非常引人注目,成为在天文学和历史学这两个领域交界上一座崭新的桥梁。步上这座桥梁,可以赏心悦目,可以寻胜探幽,各种各样的新景观次第呈现,令人目不暇接。虽然本书原不是写给通常所说的“一般公众”阅读的,但是事实上,只要有一点耐心的话,“一般公众”也完全可以读懂书中的大部分内容。


《社会天文学史十讲》,黄一农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45年12月第1版,定价: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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