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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科学》2005年第5期


科学传播中的科学与常识

刘 兵  侯 强

 

  广义上来说,所有活的有机体都有传播行为。而人类传播的独特之处则在于能创造和使用符号。科学传播作为一种交流共享的活动,是人类传播的一个类型,只不过是限定到与科学有关的范围之内而已。
  经验、常识与科学传播
  国内的不少研究者对科学传播下过定义,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科学传播是指科学资料、科学知识、科学情报的交流、传播和共享活动。在传播学中传播是一种共享经验(the sharing of experience)的过程。上述定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定义了科学传播,从中可以看出,一是突显了科学传播的独特性,即科学知识的专业性;二是强调了经验(experience),从受众的角度理解科学传播。综合两方面的含义和当前的科学传播活动可发现,一方面有些研究和科学传播者认为科学传播的内容有其专业性,非一般公众所能理解,所以必须要有知识普及过程;另一方面,从另外一些研究和公众接受科学知识的活动来看,公众对科学知识的接受过程并不会特别强调科学知识的专业性,而是以常识的眼光来看待和理解科学传播内容。
  可以说,这两方面的理解都没问题。客观来说,科学传播内容的专业性确实区别于一般的传播。但这并不意味着公众接受科学知识时会把科学传播与一般传播内容区别对待。具体地说,公众是把科学知识当作经验来共享的,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是一种科学知识常识化的过程。
  一般认为,常识(common sense)的“真实性”是显而易见的、自然而然的、必然如此的、永恒不变的、无可争辩的,以及“我们总是/已经知道的”一种知识类型。常识被看作是一种比传统教条更具强迫性的知识类型,在传播中来说,这种知识是个体最深切的体验。诸多社会群体都力图将自己看待事物的方式表述为常识性的。对于一般公众来说,在科学知识与日常体验的视野来看,科学知识无疑不是“常识”,只是一种“识见”(sense)。
  
科学与常识的历史关系
  科学与常识的脱离并非与生俱来的。从科学的起源及科学传播的历史可以发现,科学发源于常识。在科学体制化以前,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活动称为前科学传播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很容易在那些具有代表性的科学活动者身上看出来。
  距今约2600年的泰勒斯(Thales)是古希腊第一个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为“希腊七贤之首”。实际上七贤之中,只有他够得上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其余的都是政治家。而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成功的商人,虽然他几乎涉猎到了当时所有和科学有关的领域,但这也只是他的业余兴趣,晚年,他更是转向了哲学。虽然在宽泛的意义上称泰勒斯为科学家,但很难想象“科学"当时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再看约500年前的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天才达·芬奇(L. da Vinci)设计了许多精巧的机械装置。但人们关注更多的则是他的画家身份。据考证,达·芬奇从事这些“奇技淫巧"的科学工作,主要目的不是为科学而科学,而是为了讨得贵族欢心,获得对他的艺术的资助。
  可以发现,直到19世纪以前,科学知识总是由极少数对这类问题有兴趣,并且有能力有条件的人创造的,即使在这些人的活动中,科学也总是处在受支配的地位。在希腊人看来,哲学和科学是一个东西,在中世纪,两者又和神学合为一体。文艺复兴之后,人们采用实验方法研究自然,哲学和科学才分道扬镳。以天文学为例,从公元前2世纪起,天文学家们的注意力就转移到占星学上,到17世纪以前,一直是这种偏见占主导地位。有学者认为,在传统社会中,科学知识是作为技术传统、宗教传统或普通哲学传统的一部分来传播的。

科学传播中的科学家与公众
  从更深层意义上考虑,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涉及到的是科学(科学家)与公众的关系问题。严格意义的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在17世纪之前并不存在,可以从以下两个特征得到论证:其一,当时的科学还没有完全从其他传统中分离出来,当时的科学内容的载体——主要是各种文献,不是以传播科学为主要目的;其二,科学活动者把科学当作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科学传播的主客体是同一的,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的必要性并不存在。在一个人人都可以从事科学活动的社会,科学与公众并不存在边界,也不需要传播。其实,后者才是科学传播追求的目标,即在不同层次的意义上,让科学成为每个人的科学。
  17世纪是近代科学的起点,也是科学体制化的起点。有学者认为,体制化(体制化也被称为“建制”)有如下的含义:(1)社会把一种活动接受下来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它是因本身的价值才受到尊重的;(2)存在一些调整特定活动领域中的行为规范,其管理方式适合该领域的活动实现自己的目标和自主性;(3)其他活动领域中的规范要在某种程度上适应特定活动的社会规范。
  对科学传播来说,科学自主性最重要的影响是使科学与公众的界限日益明确,科学活动脱离了日常生活,科学家成为一种职业,并有自己的规范。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科学传播(交流)是科学建制化的一部分,有专门的科学杂志、专著、教科书和专业的教育课程。19世纪实验科学开始全面繁荣后,科学研究大规模进入大学,研究生教育制度开始建立,工业实验室开始出现,一大批专业科学学会等学术团体开始改组或者陆续建立。正式的学校教育是科学传播的重要渠道。面向同行的科学传播实现了体制化。
  另一方面,科学的职业化逐渐固定下来并制度化,导致科学家和科学研究者与一般受教育者和公众之间的"知识鸿沟"不断扩大。科学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其中包括科学共同体为自身的事务取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包括他们变成了科学从业者的政治力量而脱离了公众和非科学从业者。科学受公众与非科学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小,与公众的分离成了科学保证其正确性的条件。公众唯一的角色只是同意科学的判断,或放弃对科学家活动的支持。如果公众再扮演更积极的角色的话,它就要冒破坏科学本质的危险。
  过去三个世纪中,科学与公众的关系发生了颠倒。如果把科学看作是一个独立部分的话,在过去受到公众和其他体制影响的地方,科学共同体现正越来越有支配权,甚至把这种影响扩展到了公共事务领域。
  科学建制化导致的科学与一般公众的区别,可以将其总结整理为以下几个方面。

文化素质的差别
  在现代科学的职业化情形下,专家是拥有可信赖的自然知识的人;公众对于自然的理解只是科学家所谓的专业知识的简化或淡化。公众对于自然和科学的理解被看作是公众科学(public science)或“外行看法”(lay beliefs),虽然在一些特别的领域如医学里面,一般公众对于某些疾病的看法和治疗建议准确有效,但这并不被科学家重视。公众对于多数的科学领域也是没有发言权的。这种隔阂很多时候被看作是公众与科学家的文化素质的不同造成的。
  值得注意的,这种隔阂不仅是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文化素质本身的差别,而且科学的长期发展和职业化使整个社会形成了这种文化素质差别的观念。

日常生活语言与科学文本的表述
  有人认为,真正的知识是在平常的感官世界中建立的。培根(F. Bacon)哲学提出的让每个人变得聪明的目标既是认识论上的,也是社会层面上的。这就意味着实验科学与日常经验观察必定有很多重合的部分;这也意味着科学共同体成员与普通公众之间的社会界限是很容易越过的。科学应当用公众可以理解的形式去表述。
  然而,对于17世纪那些企图把科学普及化的先驱们来说,现实中存在很多困难和复杂的问题。真正能进入实验科学的公众应当是经过仔细挑选的、受过训练的公众。而且,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说科学可以面向社会所有的人开放。既使新科学的普及,也不能这么干。科学建制化使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其中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科学的语言表述。
  以数学科学为例,如库恩(T. S. Kuhn)所说,第一块在科学家与一般受教育的公众之间出现理解隔阂的是数学科学,包括天文学、光学、静力学和严格意义上的数学。在最古老的时候,这些学科的研究者们就没有期望一般受教育的公众能读懂他们的作品或理解他们。如伽利略和其他人所说,自然这本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而科学文本应当反映这个现实。因此,读写深奥数学语言的能力,而不是日常的生活语言,成为一个科学研究者与非科学研究者之间的明确的界定标准。

科学主义和一般文化文本
  早期“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思想构成了科学与其他文化形式及科学与公众之间关系的桥梁,而这一桥梁被达尔文和其他自然主义科学家的获胜取代了。
  到19世纪,公众关于自然的概念和正统的科学之间的分歧开始系统化。维多利亚时代中后期的科学主义运动反对把科学看作是联结公众与科学文化的要素。科学的职业化使科学主义运动的实践走到了极点,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公众对于自然的概念在这个过程中渐渐淹没,最后消失了。经过科学共同体认可的知识才成其为知识,在这儿没有公众论坛,没有政治交易。
  这种淹没现象并没有完全去除一般公众的自然概念和一般的文化文本。有人认为,科学建制化和科学主义只是使一般的文化文本破碎掉了,但并没有完全消失。公众语言中还残留着最本初的关于自然的概念。
  所以当科学生产的知识面向公众时,存在两种解析和两套系统。对于科学家来说,他不可避免要受到一般文化文本的影响。一方面,科学家认为科学术语不能仅用公众语言来表述,另一方面,科学家所用的语言中的隐喻和分析(来自于一般文化文本)又使他们不能控制。而公众在面对科学知识时,科学与公众文化的不同产生了严重的转换问题,到底哪一个自然更模糊,哪种修正更混乱?科学主义与一般文化文本的调和在公众那方也成了问题。

公众信任的问题
  到底什么才能算是知识,人们应当信任谁?在17世纪虽然有很多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在使用,但在公众层面上来说,仍是以信誉为标准的。在科学建制化后,这一问题就交由科学共同体来裁决了。出于行业规范的考虑和壁垒,公众的科学观点不被共同体承认和接受,而科学家则成了一般科学知识的权威,并得到公众的信任。专业化的后果之一是出现了“无形学院",从科学与公众关系的意义上来说,也使科学与公众的距离越来越远。
  科学建制化使科学与公众之间的界线日益明确,科学的差别与独特性意味着科学知识不再是一般文化中想当然的组成部分。但这种差别也为科学的普及创造了一个机会。公众需要了解科学,科学共同体也需要公众在各个方面(包括合法性、社会地位、名声、或资助)的支持,这使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成为必要。
  科学共同体、公众和一般文化都力图找到使专家和非专家得以沟通的办法:一是通过正式的教育,这也是科学共同体补充新生力量的源泉;二是经由一系列的媒体把科学知识传达给更多的受众,即科学的普及化。特别在后一种思路,更是与媒体和传播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科学知识常识化
  常识起源于人的社会性,对于科学知识的认知也不例外。从诸多学者的研究来看,公众接受科学知识的过程就是力图把知识与日常的生活经验结合起来,把科学知识变为个人常识。

社会表现理论
  法国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S. Moscovici)在1960年代提出的社会表现(social representations)理论,分析了科学、常识和社会表现之间的关系,认为从社会心理学来看,受众对于科学传播内容的吸收是主动的、有选择的。在社会表现框架中,科学理论条理化为一个整体,通过去背景化过程,与受众已有的信息融合,成为新的信息,这些信息在日常生活文本中成为常识性内容。
  认知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普及层面的科学知识是复杂丰富而精巧的。在社会表现框架中,科学知识被认为是一个基础的组成部分。根据莫斯科维奇的观点,源于科学的科学理论在非科学家中创造形成了一种“二手常识”(second hand common sense)。常识成为科学,科学使常识不再平常。

选怪性定律
  完形心理学认为,人们在感知事物时总会受到所谓"结构因素"的支配。这种结构因素是一种本能的心理反应,一种先验的感知框架,它先天性地存在于人的意识领域。人们在感知活动中总带着一种力求完好的心理冲动,一种构筑完形的认知框架。
  同样,理解也不是机械地反映,而是积极地、创造性的活动,理解过程都不可避免地渗入主观因素,带上感情色彩,加进想象成分,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包括:心理预设、文化背景、动机、情绪、态度。人们的认识最终是由态度决定的,即由人生观、世界观决定的。
  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受众对于信息的选择、接受和贮存要受到选择性定律的影响。受众在接收信息的过程中都有所选择、有所意愿、有所曲解,以便使接收的信息和自己固有的价值体系和既定的思维方式尽量协调和一致。
  选择性定律决定了受众对于信息的接收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而是主动性的选择,有效的传播应当是一种双向的、协商的过程。这从传播的定义上也可以看出,大致说来,有两种传播的定义。“第一种定义将传播视为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A送给B一个讯息,并对其产生一种效果。第二种定义则将传播看作是一种意义的协商与交换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讯息、文化中的人(man-in-culture)以及'真实'之间发生互动,从而使意义得以形成或理解得以完成。”很多研究者以第一种定义作为传播的定义,是一种误解。第一种定义的目的是为了确认传播过程自始至终的每个步骤,以便对之进行恰当的研究。换句话说,第一个定义是为了研究的方便,而不是对传播的准确概括。第二种定义属于结构主义,它关注的是对意义形成所必需的构成因素之间的关系,更能反映实际的传播过程。从传播学理论来看,作为传播的一个分支的科学传播同样也是一个意义的协商与交换过程。

观念转变模式
  从心理学来看,受众如何接受科学知识可以看作是观念转变过程。艾尔索普(S. Alsop)认为公众理解科学开始重视非正式的科学学习,但研究重点仍是公众理解“什么",而不是如何理解和为什么理解。他提出公众理解和吸收科学知识的非正式观念转变模式(ICCM),这一模式是在1980年代观念转变模式(CCM)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一个得到广泛应用的心理学模式。ICCM模型把学习看作是一个观念变化的过程,在意义形成过程中,个体学习者可以在旧的知识和思想基础上解释新的观点和信息。他增加新的细节使自我的思想更为全面,或者是把新旧的思想整合在一起。

结论
  从科学的起源来看,科学知识与常识的分离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只有当科学建制化后,科学共同体与公众的互不通约,科学知识由常识(common sense )变为识见(sense),这使科学传播成为必要,也决定了公众接受科学知识的过程必然是科学知识常识化的过程。限于目前的研究和问题的复杂,我们还不能准确地认识这个具体的过程。期望有志于此者能与笔者共同探讨。
  (此文系中国科协科普专项资助项目“基于传播学理论背景的科学传播模式研究”的部分成果。)

  ICCM认知模型 认知的维度:使科学信息有意义,并表明知识的统一性和信息的价值;情感的维度:表明学习者感受知识的途径;意动的维度:表示科学在学习者的实践和日常生活有的有用性。

参考文献

[1]Tubbs S L,Moss S. Human Communication. New York:McGraw-Hill Inc,1991
[2]费克斯德. 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 李彬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3]本–戴维. 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 赵佳苓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4] Shapin S. Science and the Public. In:Olby R C ed.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 London:Routledge,1989. 990
[5]Bucchi M. Science and the media---Alternative routes in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Routledge,1998
[6] Moscovici S. Social representation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3
[7]李彬. 传播学引论.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
[8]Alsop S. 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a model for the public learning of radioactivity. Public Understand Sci. 1999(8):267

关键词:科学传播 常识
Science and Common Sense in Science Communication
Abstract: Scientific knowledge is different from what we called common sense.. However, the public understands scientific knowledge through common sense..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to the public means the transforming process from scientific knowledge to common sense , which is worth to research deeply.. 

刘兵,教授;侯强,硕士研究生: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北京 100084。
Liu Bing,Professor;Hou Qiang,Graduate Student:STS Institute,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

 

 

 

20051106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