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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中华读书报》2005年11月16日
沉香笔记(7)


高个子林肯和忧郁的贝多芬

吴 燕

 

  江南的秋天天气似乎总是变化无常,忽而阳光灿烂忽而细雨缠绵,要跟上它的脚步还真不太容易。于是,在2005年10月的最后那几天里,我开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坐在书桌前,无比慵懒地发呆,琢磨着感冒什么时候才能好。我就是在那样的一个下午听到了那首名叫Somewhere I Belong 的歌,它出自美国一个名叫Linkin Park的摇滚乐队的演绎。乐队的名字译作中文叫作“林肯公园”,此林肯当然非彼林肯,虽同音却不同字。网上有评论说这首Somewhere I Belong,其“触动心灵的程度绝不亚于贝多芬的《命运》”。林肯与贝多芬就这样相逢在音乐里,多少有点古怪。贝多芬说过,“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而Linkin Park则唱道——

  I wanna heal
  I wanna feel what I thought was never real
  I wanna let go of the pain I've felt so long
    ……
  I wanna heal
  I wanna feel like I'm close to something real
  I wanna find something I've wanted all along
  Somewhere I belong

  当这呐喊和着无比震撼的乐声唱响的时候,那个阴雨的秋日黄昏几乎也被点燃了。命运的咽喉似乎已经握在手中,而Somewhere I belong也几乎近在眼前——当然我这样说并非是我产生了幻觉,而是这音乐确如评论所言击中了我心底的某个地方。在那个燃点着激情的下午,从林肯与贝多芬相遇的那个瞬间,我被一些陈年往事吸引。当那些承载着历史的信物一点点铺展,我发现,我又一次走到了两位伟人相遇的地方。
  1827年3月26日,当贝多芬去世的时候,一位年轻的音乐家从他的头上剪下了一绺头发留作纪念。也许是因为太过激动,这位年轻人甚至揪下了一些发囊,而那里携带着贝多芬的DNA信息。那一绺头发在日后虽经多次辗转,但却保存完好。最终,它们被送进了科学家的实验室。在贝多芬的一生中,有数十年的时光被失聪所困扰,这对于一位音乐家来说几乎就是致命的打击,也在相当长的时间影响了这位音乐大师的情绪。对贝多芬的头发所携带的DNA的确认与检测解释了一些导致贝多芬多种疾病的原因,但在最重要的失聪的原因上依然迷雾重重。(见《贝多芬的头发》[美]罗素·马丁著,邹海仑等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围绕着这一绺珍贵的头发而展开的一切都来自人们对这位伟大音乐家的崇敬,相比之下,谜底如何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当贝多芬在1827年去世的时候,林肯还是一个18岁的美国小伙。那一年的世界发生了许多事:法国文学家雨果发表韵文剧本《克伦威尔》和《<克伦威尔>序言》,后者后来被称为法国浪漫主义戏剧运动的宣言;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拉普拉斯辞世;植物学家布朗(Robert Brown)在显微镜下看见极微质点的不规则运动,从而直接证明了分子的运动;美国国会大厦圆顶初现芳容;也是在这一年,美国成为继1825年之后又一次大萧条的发源地……在1827年乃至其后的数十年中,正是这样的起起落落千回百转让那个时代本身成为一个炫目的舞台,所有的光荣或失败都在此上演。只是,在那样一个急速变迁的世界里,被选中登上舞台并不仅仅意味着永载史册的荣耀——此般身后之事原是当事人无法预知的,更多的则是在逆境中苦苦支撑的勇气和在险境中临渊履冰的胆识。
  林肯之被选中恰恰印证了这一点。有关这位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的事迹自不必多言,我想说的是关于林肯总统的身后事其实也颇有可圈可点之处。1865年4月14日林肯遇刺身亡,生命终结在那个阴霾的夜晚,但一些记录着生命的痕迹的物品却保留了下来。这些物品包括抢救时用于取出子弹的手术设备、子弹、林肯的头发、头骨碎片以及医生沾有林肯血渍的袖口。所有这些都可能含有林肯的DNA,对它们进行检测也许会有助于揭示林肯是否的确患有马方综合症。这是一种致命的遗传病,也许正是因为它,林肯总统有着罕见的高个子。但是,这种检测是可以被允许的吗?美国人为此而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作为成员之一赖利后来在一本名叫《林肯的DNA——以及遗传学上的其他冒险》(中译本:钟扬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的书里记述了这场讨论。委员会的成员们将要面临的问题包括:这项申请与美国良好的学术和研究传统一致吗?申请是否侵犯了林肯的隐私权或者他是否赞成公开个人的健康和医疗信息?为了满足一个引人注目的公众兴趣而允许对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标本进行破坏性检测,对一个博物馆而言能被接受吗?这个申请与自然科学和历史学等诸学科中职业道德的主流标准一致吗?一系列的问题尽管被一一化解,但是它最终仍然面临着技术上的障碍。因此直到赖利的书于2000年出版的时候,林肯是否患有马方综合症仍然只是一种推测。
  我在林肯的故事里追想着上个世纪的上个世纪的风云,又跟随着赖利的笔掉进了假设的漩涡:如果林肯的确患有马方综合症,而那次不幸的刺杀事件也从未发生过,历史将会如何延伸?而对于那些因马方综合症而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的人们来说,这一推测一旦得以确证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当诸般假设在那个下午蔓延,关于历史的探究似乎也变成了一个思想实验。我在想,历史的一大诱惑大概就在这里:历史不可能推倒重来,但当我们回溯历史的时候,却又忍不住要设想出各种不同的初始条件和干扰因子,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一场智力的冒险。
  但还不止于此。
  高个子林肯和忧郁的贝多芬又一次“不期而遇”。每一次相遇皆有因,而这一次的缘分来自现代技术——依然是一种有点古怪的方式。这听起来像个传奇——技术时代的传奇,一旦浸沉其中,就会不由自主被它裹挟着向前冲而不计其余。但是且慢——当我的脑袋休息了足够长时间之后我会这样对自己叫停——当疾病与历史相遇,它所呈现出的景况仅仅是疾病与历史交叉的十字路口吗?多半不是。那是一些多向度的分岔路口,生命伦理科学技术历史人性,每一条分岔都通向未知的远方。赖利曾问“我们应该检验林肯的组织吗”,而这样的问题其实就守在每一个分岔路口,等候经过的人们做出取舍。有一些幸福来自选择的自由,有一些痛苦来自难以抉择的无奈。在那些幸福与痛苦交织的选择中,谁能扼住命运的咽喉?谁会最终找到Somewhere I Belong?
  我不知道。


2005年10月27日初稿
2005年11月2日改定
上海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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