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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科技中国》2005年5月号


当毕加索遇上爱因斯坦

纪志刚

 


  这并不是一个古怪的题目。1904年,毕加索和爱因斯坦在巴黎的一家小酒馆中相遇,他们以其充满智慧、幽默的语言,热烈地讨论着“美”、“物理”、“欲望”、“相对性”和“新世界”。翌年,爱因斯坦发表了“狭义相对论”;三年后,毕加索则以《亚威农少女》震撼世界画坛。……不过,上面的描述只是剧作家斯提夫·马田(Steve Matin)幽默话剧《毕加索遇上爱因斯坦》(Picasso at the Lapin Agile)中的场面。剧作家的想象力为我们虚构了一个舞台艺术空间,然而,两个睿智天才的思想火花,如何点亮了科学和艺术两个截然不同的殿堂,这就需要历史和哲学的理性分析了。这正是阿瑟·I·米勒《爱因斯坦·毕加索—空间、时间和动人心魄之美》一书向读者展示的“西方思想史上的伟大传奇。”
  “现代科学就是爱因斯坦,现代艺术就是毕加索”。但是,一个什么样合适的视角才能将科学和艺术世界合二为一呢?作者在仔细考察了爱因斯坦与毕加索最富有创造力的岁月后,发现了一个“切入点”,那就是狭义相对论。因为,从狭义相对论得出的一个绝顶精妙的结论是:被视为同时发生的两个事件相对于静止的观察者而言是同时性的,但是对处于作相对运动的观察者而言则不具有同时性。也就是说,同时性只是一个相对概念。以这样的观念来审视毕加索的杰作《亚威农少女》,你就会发现,在这幅画中不存在一个真正的透视点,更确切地说,画中很多面部表情和身体形状都是从多个视点同时表现出来:你观察它的方式,就是它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相对论”在《亚威农少女》中的艺术表现。
  阿瑟·I·米勒是伦敦大学学院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教授,在科学哲学、现代科学史、认知科学方面有深入的研究,他的另一部著作《天才的洞见:科学与艺术中想象力和创造力》就展示出他在探讨科学与艺术关系方面的造诣。而在《爱因斯坦·毕加索》这部书中,米勒并不是要给科学与艺术之间“相互影响”作某种乏味的理论说教,而是选择了从艺术家和科学家共同提出的思想开始谈起,即追溯他们创造力的原点。因此,米勒把眼光放在两位伟大天才最具创造力时刻的历史重构。他发现,爱因斯坦和毕加索在创造他们惊世之作的时候,并不是受人敬仰的著名人物,他们才20多岁,默默无闻,精力充沛,贫困潦倒,麻烦不断。但是,他们凭籍卓越的个人魅力,吸引着朋友、同事和甚至是情人,当他们沉浸在工作之中的时候,他们是超凡脱俗的局外人,做着他人从没有做过的梦,并在其中展示出他们的旷世天赋和卓绝才华。
  米勒采用了对比式传记的手法,为读者拉开了20初期那段摄人心魄创造之美的序幕。那时,故事的两位主角一个在繁华的文化艺术中心巴黎,而另一个却在瑞士北部“如死水一般沉寂”的伯尔尼。1900年2月毕加索在巴塞罗那“四猫咖啡馆”举办了个人第一次“严肃画展”,他的一幅参展作品《最后的时刻》作为西班牙的代表作之一被选送到巴黎参加万国博览会,9月,毕加索来到了巴黎,踌躇满志地去迎接新世纪。1900年7月,爱因斯坦从瑞士联邦工学院毕业,他是当年数理部获得学位的四位学生中唯一一个没有留下做某个教授助手的人,这种“耻辱”只是他早年梦魇般生活的开始。他陷入了爱河,养家糊口的责任,使他不得不打零工,甚至张贴出了愿意做“家教”(私人授课)的广告。尽管他的幽默感让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下了“上帝创造了驴子,还给了它一张厚皮”精彩佳句,可是,贫穷生活的重压,使得他抱怨这种悲惨处境是其他人有意在他的职业道路上设置了障碍。
  毕加索的一位传记作者说过有5种因素决定了毕加索的生活方式和艺术风格:他热恋的女人,作为催化剂的诗人或诗人们,他的生活地方提供了一个羡慕和理解的朋友圈子,以及那只与他为伴、须臾不可离开的爱犬。阿瑟·I·米勒认为“除了没有狗,爱因斯坦在1905年春天的情形与毕加索非常相似。” 
  在毕加索的身边有一个“毕加索帮”,这帮人在毕加索的画室中见面,画室的门口挂着“诗人聚所”的牌子。诗人的狂放激情与画家的想象力交织在一起,“轮流影响着对方。”其中一位成员回忆那段风狂雨暴的日子时说:“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是可以实现的,任何事情和任何地方都是如此。”在瑞士伯尔尼,同样也存在一个类似的研究小组,讨论类似的论题,他们自称为“奥林匹亚科学院”,爱因斯坦亲自定下了“严肃的课程”,大部分是和物理学有关的哲学论题,他们的典型做法是“读一页、半页,有时只是一小段,然后讨论,当问题很重要时,讨论持续很多天”。两个小组的共同特点是都围绕一个中心运转:在巴黎,中心的太阳是毕加索;在伯尔尼,中心的太阳是爱因斯坦。甚至在半个世纪后,爱因斯坦还很留恋他的“科学院”,他说“在伯尔尼的时候真实太奇妙了”,“我们的科学院一点也不比那些我后来了解的值得尊敬的科学院更幼稚”。特别应当提到是,1905年那篇论述相对论的论文没有列出一篇参考文献,但在论文的结尾处,爱因斯坦却向米凯莱·贝索一人表示致谢,其人就是“奥林匹亚科学院的”一位成员。
  发现庞加莱是爱因斯坦与毕加索这个故事中的“公分母”,是米勒的精妙之笔。庞加莱(1854-1912)是横跨19、20世纪科学的一座“喜马拉雅山”。他是法国的“两院院士”(法兰西科学院、法兰西学院),一生中获取了无数荣誉学位和几乎所有的重大科学奖项(只有诺贝尔奖除外,许多人因此而为他抱不平)。在庞加莱短暂的一生中,他写下了近500篇科学论文和30部学术专著。这中间还不包括他为广大公众撰写的科学哲学著作和科普著作。在这里充当爱因斯坦和毕加索联系纽带的是庞加莱在1902年出版的名著《科学与假设》。
  “毕加索帮”中的普兰斯只能是一个“边缘成员”,尽管他既非艺术家也非作家,可普兰斯却“像一个艺术家一样设想数学,像一个美学家一样去描绘n维连续统。他喜欢引起画家们对新的空间观念的兴趣。”因此,庞加莱在《科学与假说》中关于非欧几何和四维空间的大师级的精妙阐述,就成为普兰斯在“毕加索帮”科普讲座上谈论的热点话题了。正是在普兰斯这种催化剂的作用下,促使毕加索沿着全新的视角去思考,他“经常大谈第四维,身上总装着庞加莱的数学书”,这样,从1907年6月起,《亚威农少女》素描本中右边的少女开始朝几何图形发展。而最终实现了“立体主义”的伟大突破。那么,对于“奥林匹亚”学院那帮嚼着乳酪、抽着廉价香烟的年轻小伙子们呢?当然,他们不需要普兰斯这种“二传手”,因此,庞加莱的刺激就更加直接了。1904年,爱因斯坦得到了《科学和假说》的一个非常好的德文译本,这使他们“连续好几周都为之着迷”。正如庞加莱关于高维空间描述刺激了毕加索把几何学作为新艺术语言一样,庞加莱关于时间和同时性的洞见也启发了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因为对于时间和同时性的问题之间的区别在别处还从没有出现过。在他们的争辩中,也许经常可以听到竖起眉毛的爱因斯坦大声尖叫:“嗨!这个意思,让我们瞧瞧庞加莱教授先生还说了些什么。”不过,“庞加莱已经跨过了新旧物理学之间的界河,但退了回来”。而爱因斯坦却突破传统的疆界。那时谁会想到,这位在1900年时还找不到自己的“雇主”的小伙子,在11年后,能登上物理学界的最高殿堂呢?1911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物理学界首次最高级会议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在照片中你可以看到洛伦兹、能斯特、普朗克、卢瑟福、郎之万、居里夫人和庞加莱等等顶尖大师,可以说,打下20世纪物理学基础的巨人们都出现在这张照片上,而站在庞加莱身后的正是爱因斯坦!
  当然,我们不要忘了米勒不是要为爱因斯坦和毕加索写本“合传”,而是要透过对两位大师历史境遇的刻画、思想轨迹的分析,来揭示“艺术与科学中的创造性”,这正是作者在该书第8章(也是最后一章)希望达到的高潮。在这一章中,作者充分调动了美学、思想实验、意识思维、潜意识思维、甚至“启示”(revelation)等认知科学的分析方法,并特别强调了直觉或领悟在创造力中的作用。对于爱因斯坦令人震惊的洞察力,米勒教授的分析是“他的智力工具箱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来自科学本身之外,涉及了美学和哲学概念。”从而揭示出了高度创造性的一个标志:那就是精通所有技术细节到了这样一个程度,能飞越无关紧要的细节,径直看到问题的核心。正是这样,爱因斯坦才能够抓住庞加莱3个问题(以太漂移实验、光电效应、布朗运动)的统一,进而有了1905年的相对论和1915年的广义相对论。
  正如作者中译本序言中说到,在认真地思考科学与艺术创造性之间关系后,得出的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是:在创造性开始出现的时刻,学科的界限就消失了。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科学家和艺术家都在寻找新的审美形式。对毕加索而言,就是将所有的形式简化为几何。而对爱因斯坦而言,它是一种将空间和时间统一在单一框架里面的极简主义的审美形式。今天,当我们把“创新”上升到一个“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的高度的时候,米勒的这本书一定会给我们以新的启示。
 
 
《爱因斯坦·毕加索——空间、时间和动人心魄之美》,(英)阿瑟·I·米勒著,方在庆、伍梅红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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